不真实的传闻还说杨广回到扬州后议论：要么做皇太子，要么割据淮海为王一方。这显然是不可信的记载，因为隋文帝夫妇不满意太子长达八九年，杨广在江南远离皇宫，与父母态度变化根本无关。史官们偏颇的丑化杨广是个搞诡计的老手，好像杨勇没有丝毫问题，反而成了受害者。接近历史真貌的倒是隋文帝曾派遣有才华的裴政和刘行本先后担任太子老师，希望他们匡正约束儿子，但都被杨勇排挤调离。隋文帝57岁后对杨勇猜忌戒备日趋严重，父子之间互相侦察，杨坚认为自己在仁寿宫是大小事情都有密探飞报太子，因而一度极为害怕杨勇谋害他，每次从麟游仁寿宫还返京师，“严备仗卫，如临敌国”，夜间不敢脱衣睡觉。有一次他患痢疾，从厕所里听到外面有动静，竟提着裤子跑回前殿叫人搜查。似乎男性晚年综合症也缠绕着他，常常狂怒发颤后又深自懊悔，例如他在殿上鞭打一个不合自己心意的人，又觉得有失天子身份，就立刻下令废除笞刑，但没几天暴怒时又用马鞭抽死一人。他常常对帝王应该仁慈宽厚的呼吁充耳不闻，不加限制地滥施酷刑，以致后世史学家不知该给他画法家专制脸谱还是儒家礼制脸谱。

　　这一切或许都与他晚年的自危感有关系，京城与州县都遍布他派出的暗探，太子东宫警卫也用他自己的禁军调换，处处怀疑和严防太子形成死党。在这种不祥征兆下，太子杨勇被废储另立，已是不可避免的事了。

　　酷爱女色的大将军

　　史学家们还在探索杨勇被废黜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满脸胡须、面若凶神的大汉——杨素。他与杨坚是故里远亲，从小也受“夷狄”文化熏陶，颇有“胡人”那种不拘小节、勇武英杰的气概。青年时代他勤奋好学，文赋、书法都很有造诣。进入军界后，因征服北齐和宇文家族对杨坚的反扑，进位上柱国。杨素的弱点是酷爱女色，其妻郑氏“性悍”，处处约束他，气得他说自己如做天子，绝不要郑氏当皇后。这段“新闻”传出后，隋文帝为此罢免了他的官爵。

　　但应该承认，杨素是富有军事战略和指挥的天才，在陆战中喜欢采用骑兵冲锋战术，在水战中爱用巨型战舰夜战突袭方法，每每用“闪电战”打得对手措手不及。征服南方陈朝胜利后，他要的奖赏第一件就是陈后主的妹妹和14名江南女妓。“英雄加美人”大概是他的人生格言，但史书上说他还爱财，爱利，爱名，工于心计，手段残忍。也许他‘胡味”浓厚，隋文帝放心地让他与高颎等人分掌大权，成为最信任的“忠臣”之一。

　　据说他在几次征战中，与杨广交情颇深，大概是“英雄所见略同”，或许是“臭味相投”，反正他四处赞颂晋王杨广，贬低太子杨勇，这与独孤皇后正好合拍，引为知己。关于杨素搞垮太子杨勇地位的种种阴谋虽不可全信，但他无疑起过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因而人们把他与杨广联系起来，给他下了“奸诈无情、狡猾冷酷”的定语。

　　开皇廿年（600年）阴历十月，太子杨勇被正式废除继承人资格。在廊榭夹耸的武德殿，隋文帝穿戴着举行典礼的军装，持戈拿戟的士兵排满殿前，庭院里摆满了杨勇平日雕饰奢靡的各种奇玩珍宝作为“罪证”展览，殿前东面是文武官员，殿西则站立着皇室家属。误以为要杀自己的杨勇慌里慌张地被拉了上来，废黜太子的诏令被用一种低沉而庄严的声音所宣布，列有怨恨父母、抢班夺权、任用奸人、非法占地、听信巫言、备武谋反等等罪恶。痛哭流涕的杨勇“谢恩”之后又战战兢兢地被押下内史省，从此禁锢失去自由。据说在场的官员都露出大庆的喜悦脸色，认为皇帝大义灭亲是为了普天下的百姓。

　　废太子杨勇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尽管他感到委屈冤枉，多次要求面上申诉，但已无人理睬，甚至他爬到树上大声呼喊父皇，也无人说情，一个本可以成为紫微星辰的人就这样陨落了。如果说人生都有难以逆料的结局，那么奢侈腐败这根杠杆叫人翻跟头，着实是占小便宜吃了大亏的结果。后悔莫及的杨勇是否想到过“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句成语呢？

　　一个月后，晋王杨广立为皇太子的洪亮声音传遍全国，而且正史记载当天夜里就“烈风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坏”。

　　不论这是有意编造还是巧合，历史又揭开了另一页。

　　“新星”的升起

　　杨广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亡国之君，也是一个万世唾骂的荒淫之君和暴君。在官方钦定的正史和那些竭力渲染的野史里，他的暴虐与恶政被描绘的有声有色，甚至演义出迷恋性淫乐的“御童女车”，仿佛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实际上，人们忽略一条最基本的事实，即中国的每一部历史都是由改朝换代的胜利者写的，对杨广的种种记述都渊源于推翻他的李唐王朝。唐代要以隋亡为鉴，全面突出新王朝的文治武功，不免要夸大杨广的暴政恶行，抹杀他的一切功绩，以此来证明唐代替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隋书》编纂者魏徵和《北史》作者李延寿等文人在这方面是煞费苦心、曲笔删改，将天下之怨与全国之恶皆归于杨广。

　　历史本来就属于未来。随着岁月激流的冲刷，黄尘覆盖的泉边岩石必会清晰地显露出来，透过大量被窜改删削的史书和小说传奇，世人对杨广的真实面貌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

　　杨广生于公元569年，从小长得英俊美姿，当时最著名的看相家曾为文帝五个儿子相面，只说杨广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在杨广12岁以前的少年生活中，他刻苦好学、聪慧过人，文章典雅，举止端庄，不仅受到父母的特别钟爱，而且在朝臣中影响很好。他也和其他北方军事贵族子弟一样，受过各种军事训练，而且在母亲正规的佛教信仰冶铸下，他一直过着苦行僧式的俭朴生活，还起了佛名“阿”。

　　隋文帝坐稳皇位后，杨广与他的兄弟一起从官宦生活一跃改为宫廷生活，他们都封了王，取得了贵比天下的显赫爵号。杨广13岁时就任河北道行台尚书令，他的父皇派出老练的官员辅助与教育他，并用那些儒家理论来约束他。因而，杨广既对佛教着魔，又不违背儒教的严格标准，成为众口交赞的“仁孝”典型。

　　杨广被塑造有佛、儒混合的意识，自然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隋朝从建国起，就把汉儒的思想观念作为皇权正统化的象征，不仅发展礼制传统，而且祀奉炎帝取五行红色之火作为隋承天命的标志，表示与汉代“火德”一脉相承。汉儒那套伦理道德，更吸引着隋文帝，他多次褒奖恪尽孝道的男女，宣传自己“以孝治天下”，具体订出父义、母爱、兄友、弟恭、子孝五条标准，并以此为道德作为等级秩序统治的基础。直到晚年，他才对儒家产生怀疑，特别对儒学培养注疏、考订的学生不能为现实服务感到失望，因此在601年6月，下令关闭全国大部分讲授儒学的学堂，同日却颁颂佛舍利于诸州。尽管佛教倾向不占据隋朝思想意识形态的主流，只是一种个人信仰，但文帝看到佛教具有代表上苍恩宠和赐福民间的理想作用，他本人崇佛又喜欢以佛教捍卫者（转轮王）和施舍者（大檀越）的面貌出现，在全国45个州设立大兴国寺，提醒地方官民有一个精神的“菩萨天子”在控制着神州大地，而自己就是菩萨的化身。隋文帝也注意到道教的作用，虽然他称帝后很少利用有才能的道士，但第一部隋历就是道士制订的，隋朝第一个年号“开皇”也是道教的名称。只是他不给道教各种优惠的特权，担心道家教义有颠覆性的潜力，这从新京城内有僧寺120个而道观只有10个，充分体现了他的主导思想与重点。总之，隋文帝有选择地利用和发展了儒、佛、道混合意识形态，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独领风骚，而独特色彩的佛教主题思想又是泱泱不凡的。

　　佛家的苦修生活与后人印象里的隋炀帝能够协调起来吗？

　　杨广双亲的佛教徒清苦生活，使他表现出戒除欲念、反省自身的宗教品质。据正史说，有一次他父亲到其房舍视察，见墙上挂的乐器弦多断绝，上面落满尘埃，显然很长时间不用了，所以认为他不喜好镂琴彩瑟、骄奢侈靡的声妓生活。但按当时的早婚习俗，杨广已到了十五岁左右的男子婚龄，于是文帝夫妇开始积极为自己的儿子物色合适的配偶。最后在长江中游隋朝的附属卫星国后梁，选定一个皇室的后裔，即梁明帝萧岿的女儿。这种婚姻选择究竟是出于一统天下的政治目的，还是出于对江南女子貌美性柔的审美观念，史书没有透露，反正经过对许多女子的占卜，只有这位萧氏少女符合大吉，遂册封为王妃。

　　杨广的妻子生于二月，按江南风俗预示着未来生活不顺，故先后被其叔叔和舅舅收养过。不过，她受过良好教育，聪明贤惠，很有文才。杨广很爱这位性格婉顺、出身名门的妻子，并很尊敬她。她是杨广的终身伴侣与知心人，很可能经常向他介绍南方的生活方式，从而使他几乎着了迷似的去热爱风景美丽的南方。也许正是由于南方姑娘的气质，她很少参与政治活动，始终没有成为像其婆婆独孤皇后那样爱好驾驭男人的强悍女性。

　　公元588年，隋朝正式宣布进攻南方的陈国，19岁的晋王杨广被任命为统率各路远征军的总元帅。虽然制订复杂的水陆作战计划主要由高颎、杨素等久经沙场的大将负责，但他绝不是一个挂名元帅。例如有一次他观看操练遇雨，左右侍卫赶快递上“油衣”，他坚决不要，雨淋湿衣也要与士卒同甘共苦，因此在军中赢得极高威望。

　　平陈战役是隋军最重要的一次战争，调动了30万精兵，对外号称518000，集中了70名最优秀的战将，分9路长驱直入。杨广亲自赶到建康（今南京）对面的六合，指挥10万将士渡江。这当然不是一场冒险赌博或孤注一掷，而是实施声东击西、游击骚扰、心理瓦解等战略战术，揭露陈后主20条罪状的传单，在江南就散发了30万份，对分化陈军抵抗产生了巨大的舆论影响。

　　与北方长期决战的准备相比，南方陈朝仍浸于歌舞升平之中，昏庸腐败的陈叔宝（即陈后主）根本不相信战争的来临，自恃有长江天堑和金陵王气的保佑，继续寻欢作乐，搜刮民财，耗费大量钱财物力，用沉香木建造了豪华无比、高耸数丈的临春、结绮、望仙三阁，几十间房子装饰着金玉珠翠，通宵达旦带着他宠爱的张丽华、孔贵嫔、龚贵嫔等在阁上酣歌狂饮，吟唱淫艳之曲《玉树后庭花》、《临春乐》，还选千名宫女起舞助兴。南方百姓怨声载道，民谣《桃叶辞》流传一时：“桃叶复桃叶，度江不用楫，但度无所苦，我自接迎汝。”渴望摆脱陈朝统治的心情溢于言表。

　　南北方形成的鲜明对比，使宇内将是谁家之天下，似乎早就做好了结论。中国军事史上有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南军北伐绝大多数都要失利，而北军南下却往往胜利成功，仿佛长江天堑并不保佑沉溺于秦淮歌舞里的南国政权。这是一个要用上千年历史解答的问题。

　　公元589年元旦早晨，长江大雾弥漫，隋军10万主力分南北二路从广陵与采石渡过长江天险，闪电般地消灭了京口与姑熟陈军，直捣陈朝首都建康（今南京）。正在庆贺新年的陈后主顿时傻眼，困在城里日夜啼泣，一筹莫展，几个奸臣缺乏统一战略瞎指挥，更使还想负隅顽抗的陈军一塌糊涂。20天后士气旺盛的隋军以胜利者的姿态跨进了建康台城，陈后主与宠妃张丽华、孔贵妃藏在景阳宫外的胭脂井中，他们不光彩地被用绳子拖了出来。几天后，陈后主及200多名贵族大臣泪眼朦胧地被押送至遥远的长安，贵妃张丽华却被留下就地处斩。

　　据说张丽华发长七尺，乌黑如漆，其光可鉴，那双丹凤眼左盼右顾，更是光彩溢目，勾人心魂，使所有见了她的男子无不为之动心。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的《隋书》描述晋王杨广想占有这位江南第一美人，但受到随军长史高颎的阻挠，理由是周武王灭殷商杀妲己，现今同样不宜留此“狐媚”、“祸水”，立命斩杀。据说杨广“好色”不悦，从此两人结怨生嫌。成书也是贞观十年的《陈书》，则明确记载隋军攻陷台城，杨广命令斩杀张贵妃，并于青溪中桥告示公布，作为奢淫亡国的典例。

　　究竟是高颎还是杨广下令处决张丽华，《隋书》作者魏徵和《陈书》作者姚思廉不会不清楚，两人从贞观三年开始一起同编梁、陈二史，《陈书》最后还由魏徵撰序总论，为何在记述斩杀张丽华问题上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姚思廉本人长期任陈、隋官员，他的所见所闻应更具有真实性，而且其父曾撰写《陈史》，家藏旧稿更接近真貌。关键不仅是两位大史学家的个人好恶不同，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魏徵奉诏编撰，为迎合与报效现实政权，有意歪曲真相，不惜作伪替无法说话的杨广再加些“桃色”色彩，从而给后世留下了名曰“铁案”实为“悬案”的隐讳文字。

　　南风吹

　　随着陈后主的被俘，新统治者接管了江南30州、100郡、400县和50万户籍、200万人口，中国历史上南北方近300年分裂局面从此统一。远在长安的隋朝政府传来诏令，命晋王杨广毁掉建城长达282年之久的南朝首都建康城，递解一切珍藏财富，迁徙所有皇亲高官家属北入关中，南方州郡官员都由北方人取代。但隋王朝并不想赶尽杀绝，尽管隋文帝听不懂陈叔宝的吴语方言，可最终宽恕了他，允许他与妻子儿女团聚生活，享受三品高官的优厚待遇，让这个失败者在痛苦中哀伤生活。

　　晋王杨广由于在平陈战役中指挥高超、斩杀奸邪、封库保财，不仅进位太尉，而且“天下称贤”，因此，当江南一些地区发生了南北方人对峙的叛乱后，杨广再次被任命为扬州总管，负责全部东南的政务与军务。因为建康城被毁，扬州就被赋予了新的特殊地位，改称“江都”，杨广在那里待了整整9年。

　　尽管正史上没有记载杨广对江南采取的巩固措施，然而要打破军事征服后的政治文化隔阂，缓和南方人的怨恨与怀疑，绝不是一纸简单的行政条文所能解决的。聪明的杨广选择了文化战略，他集中全力说服南方人相信新统治者绝非不懂华夏文化的马背上的蛮狄，而是具有珍视传统文化遗产的开明人士。当然，杨广知书达理的教养和才能是他的本钱，他的妻子又是出身南方的名门闺秀，特别是他的吴语愈来愈流利，使那些重视地区方言的南方人颇有好感。更绝妙的是杨广利用佛教来冲破地区文化隔离的壁垒，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高招。

　　与杨素采用强硬的军事进剿南方叛乱不同，杨广的文化攻势显得彬彬有礼，他清楚许多僧人也参加过反隋叛乱，于是“净化”敌对叛逆情绪和对宗教职守懒散的僧人活动首先开始。陈朝统治的34年中建造了1232座佛寺，原先依靠皇家慷慨施舍，现在却被官方没收或拆毁，处境极为困难。杨广抓住这一时机，在江都连下几道命令，要求收集、重抄在战乱时散失的佛经，修建新的佛寺与藏经馆堂，召集著名的南方高僧到江都大寺院内从事学术研究。学识渊博的天台宗创始人智顗被请入江都，这位出身名门的世族后代又与陈朝皇家往来密切，对佛典教义有独到的行法。公元591年秋天，红叶落满江都，杨广给1000名南方僧人广设斋席，然后自己由智顗亲授“佛戒”，以居士接受佛号“总持菩萨”。杨广则命名智顗为“智者大师”，两人的友谊与互利关系自此定了下来。杨广以后成为南方寺院体贴的施主，赞助那些有“功德”的佛寺，并在江都专设四个道场作为对王府僧侣的特殊恩宠，定期与智顗通信交流信息。熟知官家与佛家关系的智顗及时送给杨广一顶“天冠”，表示拥护“大隋国土”，激动得杨广竟说不出话来，亲笔书写“国清寺”额匾赐给智顗的天台寺。

　　文化的认同是最深刻、最得体的一种对人心的笼络。杨广真诚的宗教感情和丰富的佛学知识，与争取化解有抵触情绪南方僧人的强烈政治直觉巧妙地结合起来，不仅完成了召诱、利用当地人的任务，而且赢得了崇拜佛教的双亲的欢心。

　　杨广的南方文化策略整体思维应当说是正确的，他又在江都建造两座道观，邀请江南德高望重的道长主持。他还召集曾为陈朝效劳的儒家学者到江都讲学研究，100多名南朝文学家也汇聚于此，有的为他润色文章，有的为他出谋划策，南方的知识精英们终于认识到自己原来的主子无德无仁不该享有名分，新来的主子励精图治应该宣传褒扬，否则受苦的还不是自己吗？于是江都顿时成为南方文化繁荣中心和招揽群英中心，反隋的仇恨情绪和南北华夷之分渐渐冰释。

　　后世的官方史书对杨广在江南的作为基本不予记载，但从他到任9年中再没有爆发叛乱的事实，也足以说明他治理的成就，起码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文化认同应归功于他，南方人再也不想什么反隋独立的事了，忍让心理取代了尚武勇气，抗争精神让位于服从大度，佛教、道教的软化与神化，对南北对峙基本结束确实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

　　风流人的风韵事与文帝归天之谜

　　公元600年，是中国历史的大事年表上重要的一年，杨广被宣布为皇太子。某些史家编造说天怒神怨、地震水灾，似乎凶兆气数全有了。半年后，隋文帝隆重地庆贺了他的60大寿，改年号“仁寿”，并以印度孔雀王朝伟大的阿育王为榜样，在阴历六月生日那天向全国30个州颁送供奉的舍利。新太子杨广以虔诚的态度在京城长安为自己父皇建造了一个宏伟壮观的佛寺，邀请江都高僧来此寺院，向北方介绍南方的佛教传统，他的父母对这种举动内心是非常高兴的。杨广流泻出一种压抑不住的对南方文化的热忱，在当时人看来则是新太子的新风貌。

　　不幸的是，第二年八月独孤皇后走完了她50岁的历程，撒手归天了。30多年后的史臣轻蔑地评价这位流有大漠妇女血液的皇后：“擅宠移嫡，倾覆宗社。”但当时太子杨广肯定是悲痛欲绝，泣不成声，不仅是因为母爱超过一切，更重要的是没有母后倾心扶持，就没有他的储君地位。尽管人们不知道杨广是怎样哀悼他敬爱的妈妈，但在葬礼上露面的主要高僧都是他从江都专门请来的，从这一点上，就约略可以窥出杨广的悲伤心情了。

　　独孤皇后离开尘世后，花甲之年的文帝急需感情上的补充，不知怎么也迷恋上了南方清俊秀丽的年轻女子，一个是陈宣帝姿貌无双的女儿陈氏，另一个是江南丹阳容仪婉媚的蔡氏，她们都是灭陈之后被选入宫的，只不过独孤皇后活着时“性妒心悍”，她们不得进幸，这下凝冰解冻、专宠宫掖，立即进位“贵人”，陈氏加号“宣华夫人”，蔡氏加号“容华夫人”，成为一时朝野注目的风流人物。

　　风流人必有风流韵事。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桃色新闻”最容易将人搞臭。

　　于是怀有敌意的修史者们就以各种异想天开的方式，来编造太子杨广与宣华夫人、容华夫人暧昧有染的故事，指责其违背伦理道德霸占父妾，民间文学更把他形容成荒淫无度的色鬼。但从删改过的史书里也会发现，杨广始终尊重、眷恋着他的正妻萧后，直到他死也没冷落自己的妻子，没有其他宠妃顶替正宫娘娘。与其兄杨勇妻妾成群有10个儿子相比，杨广只有萧后、萧嫔一妻一妾，四个孩子中有二子一女为萧后所生。这一不能掩盖的事实，证明杨广的私生活远不算“风流”放纵，在中国古代帝王中也为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