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味的“那罗延”与信佛的大漠女

　　山河拱戴、沃野弥望的关中平原，久为帝都王畿之地。居高临下的龙首原坡，北部向渭滨倾斜，南部则冈阜起伏，犹如一条条横卧的游龙，是选建京城最为理想的地脉。

　　公元583年3月，经过数百万民夫九个多月的大规模建筑，一座号称“大兴”的新都城雄踞在龙首北麓。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从巍峨宏伟的宫城、皇城到气势磅礴的外廓城，占地84平方公里，壮观的气魄使每一个到来的人士都叹为观止。宽敞的150米朱雀大街（又称天街），宛如一条彩带联结着承天门、朱雀门、明德门，形成全城的中轴线，显示着寰宇一统、富有天下的意境。铺满白沙的路面上，旌旗飞扬，侍卫林立，等待着新天子的到来。

　　这位新天子便是在长达300年社会动乱之后重新统一中国的杨坚。赫赫有名的杨氏家族，据说是汉太尉杨震的后裔，故里位于关中平原东部的华阴，刚好在长安和洛阳两个古都之间。但实际上杨家几代人为北方鲜卑族王朝效劳已有两个多世纪。早在北魏时期，杨坚的先人就迁移到漠北长城脚下的军镇武川，并在那里作为一名军官与拓跋族戍兵打成一片。后来因卷入反对北魏政府歧视边镇官兵的暴动，曾被孝武帝拓跋修封为新贵。

　　在西魏建国者宇文泰进军关中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包括杨坚父亲杨忠在内的一批武川军官，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赏爵加位，成为十二大将军之一，位升柱国、大司空，赐爵隋国公，并赐姓普六茹氏，表示胡汉一家。

　　公元541年6月一个晴朗的日子，杨坚生于今陕西大荔一座紫气充庭的小寺内。受当时佛教习俗的熏染，由一名慈祥的尼姑把他抚养到12岁。杨坚后来回忆时亲昵地称她为“阿阇梨”（梵文意为导师），这对他以后终生信佛和受女人制约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正史记载杨坚身长腿短，目光有神，面呈王气，为人庄重而又沉默寡言。由于生长在这样一个6世纪典型的西北军事贵族家中，人们都称他的鲜卑大名“普六茹坚”，小名“那罗延”，一种地地道道的“胡味”。

　　杨坚也和同阶层的其他子弟一样，不仅上过专为贵族高官子弟设立的太学，还很早就受过骑马作战的训练。据说他在学校严肃冷漠，使许多年轻人不敢接近他。杨坚14岁就开始任武职，作为武川军功集团核心成员的子弟，他青云直上，曾统率一支3万人军队征讨北齐。还担任过文官。刚刚20多岁，他就成为一个颇有成就、名扬天下的大将军了。

　　在成功的男子背后往往都有一个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妻子。上层人物内部同僚故旧的联姻，更能确保他们之间的地位不衰，权势长存。杨坚就是在这种命运之神的安排下，与名门闺媛、西魏八柱国之一独孤信的女儿结成良缘。这究竟是遵循父母之命呢？还是媒妁之人的穿针引线呢？从史书上看，似乎是未来的岳父见杨坚有奇表异貌而欣然同意。但另有传说是在一次比武大会上，大漠土风熏陶下成长的独孤女子对杨坚的勇武刚健产生了好感，从此定下终生婚姻。

　　公元566年，25岁的杨坚和14岁的独孤氏结婚。按照胡俗，杨坚郑重地折箭誓言，保证他不与其他女子再生儿育女。遗憾的是，岳父独孤信没有看到自己女儿出嫁的热闹婚礼，他因参与诛杀当朝权贵，事败自尽了。

　　独孤信是汉化的匈奴屠各部落大人嫡系后裔，世代为武川职业军官。他的长女为周明敬皇后，第四女为唐元贞皇后（李昞之妻、李渊之母），第七女即杨坚的妻子。虽然独孤信离开了尘世，但依仗女儿出类拔萃，门望始终不衰。在上层各大家族姻亲关系中有着最高门第。

　　独孤一家虔诚信佛，杨坚的妻子更是一位热心的信徒与施主，从小取名“伽罗”。她把清心寡欲的品质与宗教虔诚的态度合二为一，这一点与杨坚颇为相似。她和杨坚俪影双双、终生不渝，并不是凭借闭月羞花的美貌，或是撒娇挑逗的热恋，而是由于聪明机警具有文化修养，意志坚强又具有强烈的政治直觉，除了处处显露出一夫一妻不容动摇的意识外，还有北方大漠妇女那种爱好驾驭他人的鲜明性格，因而符合杨坚感情上的欢心和事业上的需要。如果专恃色相，则双方的感情不可能长达几十年历久不衰。正是精神交流上的一致，使她成了杨坚身边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

　　独孤氏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现象。当时胡气氤氲下的北方妇女，很少有“三从四德”的规范，她们豪爽刚健、无拘无束，既不同两汉女子的温贞娴雅，更不像南朝女子的娇羞柔媚。不重礼法的胡人社会，推崇并引为骄傲自豪的是那种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下出生入死的患难夫妻，并不赞赏在花前月下柔声细语的风情淑女。当时由南入北长期居住两地的著名学者颜之推，曾生动地描绘了南北妇女的社会风俗不同：南方妇女深居简出，从不出门交游，其婚姻之家多年互不相识，只赠送财礼略致问候。不仅婚丧礼仪远比北方讲究，纳妾现象更比北方普遍。南方女性完全是窈窕温柔的风韵，而北方妇女主持门户，家族纠纷、来往逢迎、代子求官、为夫诉讼等大小事全靠妇女抛头露面，在家庭内享有责任重大的管理权，在婚姻制度上嫡妾不分，性观念亦自由随便：“女儿自言好，故入郎君怀”；“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所谓姊妹兄弟相为婚姻，母子叔嫂相爱为偶，皆习以为常，被中原儒学大师斥为“淫风”的风俗随着胡人入主而播扬北方大地。有意思的是，北方父母出嫁女儿往往教授她如何“嫉妒”，以粗豪朴野的气质制服丈夫，这与汉儒们规定的“妇德”真是大相径庭。

　　身上流淌着胡人血液的独孤氏，是在最适当的时机来到了杨坚的生活里。她鼓励丈夫在北周尔虞我诈的上层斗争中增强信心，填补了他精神上优柔寡断的缺陷。凭着女人工于心计的敏感，杨坚很快理解了命运为他所作的现实安排，使出浑身解数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机会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能碰上的。恩爱的夫妻在多年的和谐生活中接连生下了五男三女。当漂亮的长女杨丽华被选为太子宇文赟妃子后，杨坚夫妇并没有得到意外的恩宠，反而卷入了宫廷权力斗争的漩涡。

　　公元578年的夏天似乎特别炎热，36岁的周武帝宇文邕在统一北方后，正准备率精兵遏制突厥南侵时，突然在行军途中患病不起，6月他的凶耗被宣布了。太子并为杨坚女婿的宇文赟继位。但这个花花太岁性情荒淫，溺于酒色，选天下民女充实后宫，常令京都少年穿着妇女服饰入殿歌舞，根本不理朝政，一年后举行仪礼，荒唐地把皇位让给6岁的儿子宇文衍，自称“天元皇帝”。除将杨坚女儿册封为天元大皇后外，又增设了天大、天左、天右、天中皇后。一个皇帝立五个皇后，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罕见的。

　　杨坚对这个变态恶魔的想法人们不得而知，但公元580年初夏宫廷发生的事件迫使杨坚摊牌。这个“太上皇”强奸了一位亲王的妻子，激怒的亲王叛乱而死，于是亲王妻子被他纳为嫔妃。为了提升这位他新宠爱的嫔妃，有意找碴要赐死杨坚的女儿。杨坚妻子独孤氏冒死冲进宫中叩头求情，泪流满面方免。但女儿得救是暂时的，不久宇文赟又找借口企图杀掉杨坚全家。在这危急时期，宇文赟却因纵欲过度卧床不起，几天后就一命呜呼。

　　杨坚的密友们扣压死讯秘而不宣，紧急矫诏命他入殿侍疾，乘机劝他代幼帝摄政。摄政本身虽不是篡位，但它明确是对现有王朝的公开挑战和建立新王朝的重要步骤。无疑这是孤注一掷，独孤氏在这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派人到宫中传话，让他大事面前不要犹豫，骑虎之势必不得下，现在已到了义无反顾地步了。

　　杨坚在妻子的鼓励下，立刻采取了果断无情的行动。首先获取京师高级将领的支持，监视控制所有被召进京参加国葬的宇文氏诸王；接着将宇文赟宠爱的嫔妃削发为尼，并将阴谋反对摄政的亲王逮捕处死。虽然宇文家族的党羽在北方一些地方试图举兵对抗，但各怀私心异志又缺乏战略协调，很快被杨坚各个击破，几个月后就风平浪静了。

　　独孤氏深知自己的丈夫被人步步紧逼，尤其在双方胜负难卜、举棋不定时，更需要笼络盟友，收买人心。恰逢突厥与中原交易互市，有明珠一箧，价值八百万，幽州总管阴寿请独孤氏买下享用，独孤氏脸色紧绷地表示自己并不喜爱，如果以八百万钱分赏给有功的将士，无疑将是一大善举。这一消息传出后，百官将士无不为之感动。这种细碎的事情表现了独孤氏所具备的政治手腕，在当时各路强手相逢的情况下，最终赢得了广泛的拥戴者。

　　581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在柳枝发芽的时候，杨坚接受了帝王的称号，身穿皇袍在百官随从下开始上早朝，宣布以北周给其父的封地“隋”作为国号，并颁布大赦令表示自己正式受命于天，册封独孤氏为文献皇后。但史书没有记载新皇帝夫妇踌躇满志，在字里行间倒透露出他们非常拘谨。大概他们清楚，如果新建的隋朝不想成为一个短命的政体，如果它要发展成一个稳定有效率的政府，还有许多艰巨的任务有待完成，需要他们献出后半生的精力。

　　戴上皇后凤冠的独孤氏，抓住命运为她所作的安排，开始处处插手朝政。因为她看透了夫君虽然成了天子，富有五湖四海，但他仍是一个既冲动又伤感的“人”，要帮助他励精图治，就要帮他处理一连串重要的国家大事。每天黎明曙光初霁时，独孤皇后都要与隋文帝同乘御辇到太极殿上朝。虽然不知道他们夫妻如何商量国是，但官方史书透露皇后在议政殿门厅等候，并由一名宦官来回报告。当她认为夫君决策不妥时，马上提出忠告。听政完毕，俩人又一起回宫，宫内的侍从都称他们为“二圣”。史籍还明确记载隋文帝对皇后是又宠、又敬、又怕，可以说，独孤皇后的影子笼罩着整个朝廷，起码有20年左右。

　　女人参政问鼎、左右政局的风气在北朝社会其实由来已久。距隋朝250年前，性格暴躁、遇事无忌的桓皇后惟氏，在北魏平文帝死后总揽国家大事，满朝文武官员见她都战战兢兢，叫她为“女国主”。距隋朝115年前，北魏文成帝的妻子文明皇后冯氏，临朝听政控制着12岁的献文帝拓跋弘，聪明多智的她决断万机、威慑内外，在她执政25年中，为稳定北魏政权推行了一系列影响后世发展的改革，成为杰出的“女铁人”。距隋朝60年前，北魏宣武帝灵太后胡氏，也上朝听政，操纵着6岁的孝明帝元诩，群臣上书敬尊她为“陛下”，她也自称为“朕”，仪礼如同皇帝。这位聪悟多才、亲览万机的胡太后，常常登堂自讲佛经大义，并且百步穿杨擅长射箭，被誉为文武双全的“女强人”。

　　北魏三后“女主专政”的现象，当然不是“天命”注定，也非个人偶然巧遇，而是边远部族脱离原始母权制后对女性的继续尊敬。北朝社会敬重妇女的生活习俗相当普遍，像一生经历北齐四朝的娄太后，曾倾财相助她眼中的“英豪”——遥控北魏朝政的宰相高欢，并参与国事，高欢对她异常尊重，许多大事由她拍板决断。太妃尔朱氏，高欢对她敬重超过娄后，每次见面必束腰带，自称下官。当时男子对妇女尊重或近于崇拜的习俗，并不为耻。这种胡俗上的恒代遗风，使本来屈居男人之下的妇女有了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金戈铁马式的勇武刚健也为女性所具有，骑马射箭、挥刀持剑在女后王妃中非常普遍，甚至像北齐亡国之妃冯小怜，临败前还和高纬并骑观战。如果说这就是后世那些男子们赞赏推崇的闺阁巨眼英豪，那么大漠女子英武震慑群下和女主专政事实存在的本身，又造成和推进了北朝以后社会敬重妇女的风气。特别是那些性格果敢、运筹帷幄、决策中枢的女性，无不透出胡汉文化的勃勃英气，成为不同阶层和宫闱女性争相仿效的先驱。

　　尽管在有着男尊女卑和礼教传统的中原地区，对北朝从太后到嫔妃与臣僚“私通”“淫荡”的故事广为流传，笔录的文人更是摇头叹息大漠女子“移情别恋”，谴责大脚胡女不懂妇德的“婚外恋”，但除了满足国人有缺陷的心理欲望外，并不了解胡汉融合后民族习俗的遗存，而该类花边题材的史录也就注定只能引起幼稚读者不光彩的误解罢了。

　　北朝女性的传闻逸事，距离杨坚与独孤氏活动的时代并不遥远，至于大漠草原传统风俗影响下的女子掌家持政的作用更是依然存在。仅凭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在隋朝前20年中独孤皇后对隋文帝杨坚施加的影响了。

　　隋文帝创业伊始，励精图治，勤勉诚恳地处理政务和待人接物，尤其注意节俭省用，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王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这似乎与独孤氏日常生活方面的俭约也分不开，据说有一次杨坚要配制“止利药”，需要一两胡粉，硬是找遍宫内都没有。还有一次，隋文帝想赏赐位居柱国高位的刘嵩的妻子，但宫内库房连一件像样的成衣也没有。至于制造奢侈品更在严禁之列，以至于1400年后的考古学家和文物鉴定专家很难找到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手工艺品。

　　务求“俭素”的隋文帝，常在朝会代表“火德”的红旗帜下穿着黄袍。当时百官、庶人也都穿黄袍，只不过是皇帝腰里扎着一根13环带作为区别。他和妻子的着眼点在于保存一种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每天上朝的乘舆御物破了，立即派人修补而不许更换；规定每餐饭不超过一盘肉，自己绝不设宴；后宫年轻女子皆穿浣濯衣服，独孤皇后带头衣着朴素，也不许其他宫女美饰打扮。因而赢得了“躬履节俭，天下悦之”的评价。

　　安贫乐道是君子的特征，更是一种美德。文帝与独孤皇后经常教育太子杨勇说：“自古帝王没有因奢华而能长久的，你当太子首先要崇尚节俭”。有一次，杨勇骑的骏马上脚镫雕饰华丽，文帝看见后极不高兴，担心奢侈之风渐长，当场留下自己穿过的旧衣服，让杨勇观看自诫，并赐给他一把刀子作为“宜识我心”的警告。

　　皇帝、皇后以自己的俭朴作为榜样，责成全社会向他看齐，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手段，但由此简朴推行的一整套财政经济措施，却对隋朝今后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只经过十几年时间，全国仓库装满了粮食与布帛，卫州（今河南汲县）黎阳仓、洛州（今河南洛阳）河阳仓、陕州（今河南陕县）常平仓、华州广通仓、永丰仓以及西京太仓等，都是国家的大仓。每个仓规模有10公里周长，三四千个仓窖，一窖藏量八千石，约有五六十万斤。难怪史书上记载这些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石。开皇五年（585年），预防水旱灾年的民间义仓全部装满，京师和并州（今山西太原）库的布帛各数十万。各州县每年从河南到潼关和由河北到长安的运物舟车，接连几个月不分昼夜的赶路，京城里堆积了大量的粟米或布帛。

　　从开皇十年（590年）到十七年（597年）中，朝廷三次诏令减免赋调或缓征租税。长安国库每年赏赐支出数百万段匹绢帛，但库房仍然堆积如山，许多财物只好临时放在廊庑之下。从中国历史上看，隋朝仓储库藏这样充实丰溢，确是其他王朝所不能比拟的，从而使许多历史学家感到非常意外，有的表扬这是皇帝节俭开支积蓄财富的硕果，有的批评这是朝廷名目繁多苛剥百姓的恶果，还有的感叹国库充溢却使百姓穷困。

　　其实，一个朝代兴盛最根本的还是制度问题。没有隋初轻徭薄赋、休养民力、增殖户口、发展生产等一系列得力国策，没有政府有效的组织和协调管理，以及法制的保障，要使国库积累达到惊人的数量是绝无可能的。国家制度与合适政策是一个王朝生死攸关的大计。

　　帝国蓝图的设计师

　　说起隋朝国家制度，似乎离不开规划建国蓝图的设计师高颎。

　　出类拔萃的高颎出身于华北平原沧州一个不引人瞩目的家庭，他的父亲高宾曾是独孤皇后父亲独孤信的部下，并被赐胡姓“独孤”。独孤皇后没出嫁前经常往来其家，可说是亲密世交。高颎少年时聪明敏锐，17岁就开始在北国朝廷任职，因立军功升迁开府。杨坚非常钦佩他的才能与胆略，一直设法争取他。在杨坚夺权谋取皇位的关键行动中，有些追随者观望畏惧不前，高颎不顾灭族危险，以“忠孝不可两全”的友情与母亲挥泪辞别，主动请战去打败了杨坚的政敌。杨坚夫妇曾亲自在卧室床榻上设宴感谢他解除了自己的心腹之患，进升其“柱国”高官。

　　杨坚称帝后，一直委任他为宰相，从不叫他大名而直呼小名“独孤”，俩人亲密无间的关系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有时甚至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即使嫉妒的朝臣接连造谣中伤高颎，杨坚也毫不怀疑，反而认为高颎犹如一面镜子，“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高颎在隋朝统一全国和国家机制运行过程中，立下了新的功勋。他亲自率军征伐劲敌突厥人，解决了北部边患。他制订了平定江南陈朝的具体战略，步步进军取得了空前胜利。他亲自监督新首都的建设，使得这座京城设计新颖、规模宏大。他在掌权辅政的20年中，最出色的贡献是完成了军事斗争向经济管理的转变，改革了财政机构，制订了新赋税标准，登记了编户人口，实行了货币流通，成功地把纳税人口从隋初400万户增加到890万户。在他之后200年，唐代著名的史学家杜佑编撰《通典》时，把高颎和管仲（春秋齐国宰相）、商鞅（秦国丞相）并列为中国历史上三大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据说后来的唐太宗，曾对留用的隋朝旧官员一致赞颂高颎政绩大为惊异，促使他连夜燃烛去阅览高颎的事迹，果然证实了人们对高颎“公平正直、尤识治体”的高度评价。

　　身材不高却形象伟岸的高颎，作为忠臣的确很幸运，但对于一个人的实在人生，就不一定老有运气相伴随。他在隋王朝当之无愧的地位越高，也就是他走向个人悲剧的道路越快。由于他独具慧眼设计了轻税、输籍、括户等配套实干的经济利益重新分配方案，自然损害了豪门高官切身的财富利益，敌视他的人开始寻找攻击的机会。尤其是高颎功勋卓著，声望几乎要达到和新皇帝一样时，杨坚还能像以前那样信任、容忍、大度的对待老朋友吗？不露声色的保全已经到手的皇位和尊荣，时刻留心位极人臣的对象，这是任何一个封建帝王必须日日放在心头上的政治目标。

　　高颎头脑里相当清楚功高盖主的大忌，为了及早避免权势带来的灾祸，他以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身份，上表逊位，要斋居诵读佛经，又借母亲去世退朝守忧除职，但每次都被隋文帝婉言拒绝，复官如故。据说高颎母亲生前曾警诫他富贵已极，只剩下一个被砍的头颅了。一个术士也曾暗地里指划天文不利宰相，让他修德禳灾。脸色紧张的高颎从此常恐祸变，谨慎不已。

　　一件不引人注目的小事终于昭示了高颎与杨坚的亲密关系。开皇十八年（598年）春天，高颎夫人贺拔氏病逝，杨坚亲自到其家吊唁，赐钱百万、绢万匹，又赐他西域千里马，使整个丧事办得极为隆重。独孤皇后向丈夫提议：高颎新丧夫人，老了无人照顾，陛下应该为他另娶一位女人。高颎听后流泪婉谢，表示垂哀之深暂不考虑纳室娶妻。但不久高颎的一个爱妾生了可爱的男孩，消息传入宫中，独孤皇后认为这是宰相面欺陛下，言行不一心存奸诈，因此不能深信此人。皇帝也觉得皇后说得有理，内心从此开始疏远、猜疑这位辅政近20年的老朋友、老战友了。

　　悲剧的大幕一旦拉开就很难再合拢。高颎又陷入了皇帝家庭内部矛盾的漩涡。高颎的儿子高表仁娶太子杨勇女儿为妻，两人结为儿女亲家，隋文帝起初是非常高兴的，前后赏赐不计其数。但自他心生猜忌后，经常怀疑高颎与杨勇串通谋权，如果不加剪除，迟早后患无穷。于是，他将杨勇的东宫宿卫将士大部分调走，高颎认为这会使东宫兵力减弱。隋文帝立刻变脸作色，责备太子不靠德行树威，何必以加强武装来左右自己。尤其是杨勇生活骄奢淫侈引起父母反感后，隋文帝屡次想改换太子都遭到高颎的坚决反对，这就更引起了皇帝夫妇的不满，得出他们结党营私、居心叵测的结论。

　　高颎与独孤皇后的家庭世交，无疑其他大臣不可相比，但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在后宫成百上千的女性中，隋文帝有一次见到一位美丽端庄的少女，她是被打败的政敌尉迟迥的孙女，因而皇帝摆脱了皇后的日夜监视，与她偷情。独孤皇后很快发现了“风流”之事，妒心大发，竟趁夫君上朝之际，命人将尉迟女子秘密杀害。可以占尽天下美女的皇帝下朝后大为震怒，但却不敢指责独孤皇后，气昏了的他一人单骑从仁寿宫苑中冲出，发疯似的飞驰山谷沟壑20余里。高颎等人慌忙策马追上，扣马苦谏请他息怒。文帝长叹：“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颎劝解他犯不着为“一妇人”生这么大的气，“陛下”要以天下为重。冷静下来的隋文帝驻马很久，半夜才回到宫内。

　　在殿阁内流泪等候的独孤皇后，一见夫君回来愈加号啕大哭，表示自责不安。高颎乘机劝解说合，多年的老夫妻重归于好。但后来独孤皇后知道高颎竟轻亵自己为“一妇人”，不由心中衔恨，嫌隙由此裂大。对这段史料的可靠性，我们无由作出确切的考证，可以设想的是，百倍绷紧官场警觉神经的高颎，这时却忽略了一条处世真理：即君臣上下的友谊远远不同于世俗友谊那样互怀暖流而永久不衰，夫妻的枕边风更使外人的“瞎掺和”自讨苦吃。

　　一切积累都会有后果。

　　公元598年隋朝为征伐鸭绿江那边蚕食国土的高丽国，在议事殿举行了专制政治下却可以“民主”辩论的内阁会议，高颎激烈反对远征，但众说纷纭中充当主持人和裁判的隋文帝，还是命令他担任实际的指挥官，皇帝最小的儿子汉王杨谅则任挂名的统帅。意想不到的是，隋军在辽东遇到洪水和瘟疫，30万军人无功而还。逞能显胜的汉王恼怒高颎不听自己左右，回京后向母后哭诉自己险被宰相高颎所杀。疼爱儿子的独孤皇后乘机又吹枕边风，谗言高颎不愿出征自然不会凯旋。终生受女人影响的隋文帝终于将心中不满化为一腔怒火，借口高颎曾泄露过宫禁秘事，罗列罪名将其罢免。当5位大臣替高颎辩解喊冤时，也一齐受到降职处分。自此朝臣再没人敢言挟带自身利益的人事安排。

　　这一年杨坚已快到六十寿辰，身体的衰老和心理的衰老几乎成了同步。似乎自危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本加厉，也促使他寻求一切他感到放心的形式和一切自大的满足，他对最亲信的人包括他的儿子都在疑心之列。专制君主追求最高权势的变态心理似乎时时处处在折磨着他，这位早期英姿勃发的混合着胡汉血液的天之骄子，走了孤家寡人的悲剧道路，也就是中国古代帝王谁也避免不了的道路。

　　史书记载高颎被免官后，还参加过杨坚在其三子秦王杨俊家里举办的宴会。当高颎和曾经风雨同舟的杨坚、独孤氏见面时，回想三人亲密往事不禁大动感情，三人都噙着眼泪，连左右陪臣也流涕悲泣。但这次会面并没有使他们弃嫌修好，宴会结束时，杨坚又摆着帝王的架子对高颎说：“朕不负公，公自负朕也。”并对周围人讲自己待高颎胜过儿子，只是他“以身要君，自云第一”。言下之意是他功高震主了。所以，隋文帝至死没有原谅宽容高颎。

　　宫廷政治规则不仅在忠与不忠之间兜圈子，也在君臣各自利害的平衡中绕圈子。绊了一个跟头的高颎在以后隋炀帝时又“出山”拜为太常，炀帝还夸奖他治国有方、德高望重，但他“不识时务”，提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批评意见，被别有用心的人汇报后，终以“诽谤朝政”的罪名，于大业三年（607年）被杀。这当然是后话了。

　　如果有人以为独孤皇后在朝廷上的作为一直是阴影笼罩，那显然是不客观的。至少在开皇前十几年里，她享有贤惠美德的盛名。崇奉儒家的史学家津津乐道于她在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个方面有很好的修养。例如她早失双亲，见到公卿将相有父母者，每次都向其父母致礼。有几个根据《周礼》的权威内容的人，要求官员之妾应听命于皇后，并劝她遵循这一“古制”，她清醒地拒绝了，不许开此源头。她还坚决不让独孤家族参政掌权，害怕外戚搞垮杨家天下，因为杨家正是通过这一途径发迹夺权的。她的姑表兄弟崔长仁做大都督时奸淫成性，一月内逼死7名女子，按法律应当斩首。隋文帝以其是皇后亲戚欲赦免死罪，独孤皇后却以“国家之事焉可顾私”的态度，坚决判处其死刑。她还经常以北朝公主无德失礼、离薄骨肉的事例教训隋宫的各位公主。但她也有宽容施惠的一面，她的异母弟弟以猫鬼巫蛊诅咒骂她，本该处死，她悲痛得三日不食，认为这不是蠹政害民，仅是攻击自己，应该求情，最后免其死罪。她还常劝诫文帝为政以宽，每次听到大理寺处决囚犯，都要难过得流泪默言。整理皇家档案的史学家们称赞她是合乎儒家“仁爱”思想的楷模。

　　可惜的是，独孤氏并没有按照那种知书达理、柔顺恭敬的儒家模式走完她的历程。大漠女子的野性使她越到晚年越受变态的妒忌和复仇心理支配，丈夫对爱情的转移更刺激了她的疑心，反过来也加重了丈夫天生好疑的个性。夫妻俩不仅对有才能的大臣猜疑，甚至每当诸王及朝臣之妾怀孕，独孤皇后就力促隋文帝将他们罢官或削爵，而且对儿子也不例外。

　　荒唐太子被黜

　　在杨坚、独孤氏合生的5个儿子中，长子杨勇身为太子，任过大将军、大司马、上柱国等显赫职务，并和父亲一起处理军国政事。杨坚对这个皇位接班人显然很器重，有时甚至有着偏爱，常常亲昵地呼叫他的小名“睍地伐”——一种“胡味”的“毛孩子”。太子参政提议的重大意见多被采纳。杨坚曾在大众场合下向群臣夸耀自己没有妾姬，五子同母绝不会发生像前朝君王妻妾成群而最终诸子废立忿争之事。

　　然而，恰恰是太子杨勇自己掀起了波澜的起缘。大概在开皇十年（590年）以前，杨勇就已开始寻猎女色，太子居住的东宫内有许多美貌女子，并按皇太子妃嫔姬妾不同身份，依次排列良娣、良媛、昭训等名分。据正史记录，杨勇先后宠爱过高良娣、王良娣、成姬和其他宫女，生有10个儿子，还不算女儿。杨勇的长子杨俨，就是他与太氏（后封昭训）在宫外私恋的结晶，隋文帝一直怀疑这不是杨勇的亲生骨肉，指责儿子扰乱宗族高贵的血统。杨勇却不以为然，公开顶撞父皇干涉自己私生活过多。后来杨勇又喜爱另一昭训云氏，使她礼同正嫡妻子。开皇十一年（591年），太子法定正妻元妃在长期受冷落后突然患心疾暴死，这位元妃是北朝鲜卑高门名家的后代。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夫妇怀疑是杨勇把她毒死的，曾严厉地责备杨勇，可儿子满不在乎，声称还要杀死元妃的父亲元孝炬。隋文帝认为这是太子想害自己而迁怒于元妃，因而在东宫文思殿为儿媳妇举行了隆重的哀悼葬礼，有意做给儿子看。杨勇极为不满，反而扬言：“阿孃（娘）不给我一个好女人，真是可恨。”狂言母后周围的女侍将来全是他的猎物。

　　天下不疼爱自己子女的父母很少。杨坚夫妻毕竟还是袒护儿子的，尤其杨勇是他们没做皇帝前布衣所生，又为长子，只要听话改错就好，所以没有深追此事。可是那位云昭训自此专擅太子东宫，这使独孤皇后心中不平，这绝不是一般的婆媳争斗，而是导致了一场太子更换、影响深远的历史结局。

　　7年后的冬至，整个长安充满了庆祝气氛，因为这天是一年节气的新起点，当时人叫“亚岁”，隆重热烈程度仅比除夕、新年稍逊。民间在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祖先；宫廷内皇帝则接受百官朝贺，盛饰礼仪，俗称“排冬仗”。可是这年冬至不知谁出的主意，让朝廷百官都去朝觐太子，杨勇居然也大张旗鼓的接受朝见。隋文帝知道后，认为皇帝是“朝”，太子是“贺”，如此违背礼制，无疑包含着抢班夺权之意，因此迅速下发《停百官朝贡东宫诏》，从此内心定了废黜之意。

　　独孤皇后这时更感到她对太子的信任与偏爱是一种不幸的历史错误。尽管她曾在宫内每晚督促儿子们诵佛读经，希望他们清心寡欲、俭朴诚恳，结果却完全相反。长子杨勇骄奢淫秽，三子杨俊交结妓女，四子杨秀违制奢侈，五子杨谅亦不安分。除了次子杨广外，几乎没有一个成器的。史书虽然没有明说独孤皇后的情绪陷于紊乱，但她一定感到十分伤心。

　　开皇十九年（599年），镇守扬州的杨广回京朝见父母，独孤皇后见他车马简朴、待人有礼，愈发疼爱，泪水不禁满眶，向儿子倾诉衷肠：“睍地伐（杨勇小名）极其厌烦我，专宠阿云毒害元家女，我还不能过问。我活着尚且如此，我死后你们还不被他鱼肉。每想到东宫继承之事，你父皇千秋万岁之后，你们兄弟要向阿云朝拜行礼，这是多么大的痛苦啊！” 独孤皇后说完悲不自胜，杨广呜咽不止，母子俩相对歔欷哽咽很长时间。据后来那些正统史学家分析，这次母子会面是一个很关键的转机，母后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扶持杨广，而杨广看到兄长被疏远的良机，也决心加快策划他哥哥垮台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