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节 第二章
-
先来说说黄宗羲的父亲,东林名士黄尊素。
天启二年,黄尊素升为御史,奉调入京,黄宗羲自此跟随父母离开余姚,前往北京读书。
在党争之风愈演愈烈的天启年间,黄尊素与朝中清流邹元标、魏大中、杨涟、刘宗周等刚正方直的君子,同心同德,互为同志,彼此友善。盘旋在父亲身边,黄宗羲耳濡目染的,是父亲及其周围正直之士的嘉言懿行,是他们对国势颓败、纲纪失常的忧心忡忡,是对甚嚣尘上、胡作非为的阉党的无比义愤。这些,都深深影响了世界观正在形成期的少年黄宗羲。
《明史》称黄尊素,“精敏强执”,“謇谔敢言,尤有深识远虑”。几乎从到京上任之时起,他便面折庭争,直言进谏。在数度上疏弹劾魏忠贤不法行径后,他被阉党视为仇寇。天启五年,杨涟上疏陈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因之,杨涟、左光斗等六人被捕入狱。朝野震惊、百口齐喑中,黄尊素挺身而出,上书替杨涟鸣不平,遂被革职,退居苏州。
对黄尊素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魏忠贤,于次年再兴冤狱。他指使苏杭织造太监李实诬告黄尊素,并派锦衣卫前往苏州将之捉拿归案。愤怒的苏州百姓自发前来阻拦,围殴缉捕缇骑,造成“逮者失落驾帖,不敢至”。明知在劫难逃的黄尊素没有逃却,而是淡然一笑说:“抱头鼠窜,岂免一死?昂首伸眉,落得骨头香耳!”换上囚服,自投诏狱。
黄尊素被押解至京,黄宗羲送父亲到常州时,以泪相别,自此成为永诀。天启六年,在酷刑拷打与非人的摧残下,四十三岁的黄尊素含冤死去。
被害之日,黄尊素写绝命诗一首:“正气长留海岳愁,浩然一往复何求。十年世路无工拙,一片刚肠总祸尤。麟凤途穷悲此际,燕茑声杂值今秋。钱塘有浪胥门目,惟取忠魂泣髑髅。”
噩耗传来,黄家举门哀恸,愤慨异常,爷爷黄曰中提笔为孙子书写了墨汁淋漓的八个大字:“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字字凝血,触目惊心,于无声处有着无限的椎心力度。母亲姚氏对黄宗羲说:“汝欲解我,第无忘大父粘壁书耳!”
国仇家恨交织一处,真理道义齐聚一身,这使得黄宗羲一生与阉党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也就是在那一刻,十七岁的黄宗羲在心里郑重埋下了这颗仇恨的子弹,让时间来见证它凌厉而飞。
二
难以想象,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的黄宗羲,竟然是以一副侠肝义胆、豪气干云的勇士形象,首度亮相在世人面前。
公元一六二八年,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怀着肃清寰宇之志,力图振兴萎靡的崇祯帝,果断剪除魏、客势力,还朝政以清新。
在这种情况下,十九岁的黄宗羲千里迢迢来到京都,伏阙上书,为父讼冤。抵达时,魏忠贤已被寸磔其尸,悬首河间,客氏则被笞死于浣衣局,阉党编纂的《三朝要典》被焚毁,包括黄尊素在内的天启朝遭残害的大臣被平反昭雪。但此时,朝中阉党孽种尚存,其残余势力仍根深蒂固。
黄宗羲请求诛杀当年参与陷害其父的阉党许显纯、崔应元、曹钦程、李实等人。在刑部庭审许显纯、崔应元时,黄宗羲袖藏长锥,与之对簿公堂。他义正词严地揭露阉党罪行,严词驳斥对方的抵赖狡辩。
血泪声讨、裂眦变容、怒不可遏中,让人倍感意外的一幕出现了:黄宗羲掏出长锥猛刺许显纯,使对方“流血被体”;同时,当庭暴殴崔应元,拔其胡须代首级,归祭黄尊素;又追杀残害其父的牢卒,将其二人亲手毙命。
李实上疏辩解称,诬告黄尊素的上疏并非出于己手,而是魏忠贤指使他人以他的名义所写。庭审前他给黄宗羲送银三千两,乞求黄宗羲不要再追究他。黄宗羲据此上疏:“实当今日,犹能贿赂公行,其所辩岂足信!”与之当庭对簿时,再次掏出利锥愤怒锥之。
仇人悉数伏法,冤情大白天下之后,黄宗羲毅然以东林弟子领袖的身份,带领死难东林诸贤的子弟,在狱门设祭,告慰先烈忠魂。众人情难自抑,哭声震天,响遏行云,悲声传入禁中的崇祯帝耳朵后,他为之动容地说:“忠臣孤子,甚恻朕怀!”
大仇已报。这年秋天,黄宗羲扶父灵柩南归。他入京颂冤的义勇勃发之举轰动朝野,“孝勇”之名不胫而走,顿时名满天下。
邵廷采在《遗献黄文孝先生传》中记载:“当是时,姚江黄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还里,四方名士无不停舟黄竹浦,愿交孝子者。”
终于可以安静地坐在书桌前了!黄宗羲躲开赞誉,避开喧哗,默默走进了绍兴刘宗周主持的证人书院,来补此前为伸父冤而东奔西走、南北颠簸所造成的“无暇更理经生之业”(《思旧录》)。
当年,黄宗羲送父北上自赴牢狱途中,途经绍兴时,刘宗周为好友黄尊素设宴饯行,席间,黄尊素教诲黄宗羲,“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并让他拜刘宗周为师。
此时,夙愿终成。
在蕺山门下,黄宗羲全面接受念台先生的“慎独”之学,致力于研究程朱理学,重溯阳明心学原典,将之融会贯通,发扬光大。
绍兴证人书院,为刘宗周讲学以校正王学末流之所,一直到他公元一六四五年以身殉国,绝食而死,这里始终讲道论学兴盛,八方学子辐辏,被时人誉为人文渊薮。
此时,刘宗周与陶奭龄共同讲学于证人书院,二人为学主张完全不同,因而也在证人书院形成了两股学术潮流。陶奭龄宗王学末流,援儒入释,经常与弟子“授受皆禅”。黄宗羲对此强烈反对,认为陶奭龄之学是对正宗王学的歪曲,“姚江之绪,至是大坏”,而刘宗周才是正学。于是,他以青年学生领袖的姿态发动学潮,约集“吴越中高材生六十余人,共侍讲席”,聚集在刘宗周坛下,斥枉主正,驱陶尊刘,最终将陶氏赶将出去,使得刘氏的“慎独”学说在证人书院得以独传。
崇祯三年,黄宗羲到南京入场屋参加科考,落第之后,他愈加懂得“科举之学锢人生平”,于是专注于经世致用之学,发奋攻读经史,从明十三朝实录到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两年而毕”。此外,他还遍涉本地藏书楼,广泛搜读诸子百家书籍。
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记载:“愤科举之学锢人生平,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
出经入史,广采博涉,黄宗羲学问由此大为精进,“一时老宿闻公名者,竞延致之相折衷”。而且,此时经黄宗羲亲自执教的弟弟黄宗炎、黄宗会,也并有学名,得到时人称颂:“儒林有‘东浙三黄’之目。”
刚烈,勇武,聪慧,好学,构成了少年黄宗羲的整体素描。
三
明末江南,一帮年轻的读书人,集体痛感“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戈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的现状,为共济时艰,切磋学问,砥砺品性,他们举着“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的共同主张,走到一起,名曰复社。
这个正直的青年学人集团,不光提倡熔经铸史,整理古籍文献,关心和研究社会问题,还带着浓郁的忧国忧民的政治色彩,以东林君子后继者自任,提出“蠲逋租,举废籍,撤中使,止内操”。他们聚会的场面,盛况空前,衣冠盈路,声势遍及海内。一时间,如陈子龙、吴伟业、冒辟疆、侯方域、顾炎武等当时的青年俊彦,齐聚复社,人文炳焕。
自然,有着强烈报国济民思想,多方结交,又有着广泛社会知名度和影响的黄宗羲,很快走进了复社,并成为其重要成员。
其时,阉党残余势力时刻准备死灰复燃。虽然早在崇祯二年,公元一六二九年之时,明思宗即钦定逆案,将阉党分七等定罪,前六等“俱处以流放”,末等则“冠带闲住”。但其余孽仍广有人众,时刻蠢蠢欲动,准备在蛰伏中伺机反扑。
尤其是温体仁入阁成为首辅,更给阉党余孽带来了希望,“魏忠贤遗党,日望体仁翻旧案、攻东林”(《明史•温体仁列传》)。
阮大铖即是眼巴巴阴冷“日望”中的一员。当李自成侵占安徽,朝中宦官势力重振,逆案余孽奔走相告时,身在南京的阮大铖异常活跃,准备东山再起的他,主动向复社成员们示好。
刚肠嫉恶、奋发有为的年轻复社成员们,不但不理会阮的讨好,反而联名书写声讨阮大铖的檄文《留都防乱公揭》。
复社成员当时主要有二:一是东林党的子弟,一是天启遇难者子弟。东林党子弟公推顾宪成之孙顾杲,天启遇难者子弟公推黄宗羲,由他们两人带头在檄文上签名。
《留都防乱公揭》直陈阮大铖“献策魏珰,倾残善类”罪状,无情揭露其“阴险叵测,猖狂无忌”本性,并大义凛然地表达复社同志“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