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黄宗羲还在秦淮河畔桃叶渡集会，“无日不连舆接席，酒酣耳热，多咀嚼大铖以为笑乐”，在嬉笑怒骂中，尽情鞭挞其恶劣行径。体无完肤的阮大铖，为此“杜门咋舌欲死”，躲到南京牛首山弘觉寺中达数年之久。
　　
　　这世上，最不可得罪的就是小人。这个道理，黄宗羲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真切地品啜到。
　　
　　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天崩地裂，乾坤颠倒。三月，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在煤山“自挂东南枝”，明朝宣告寿终正寝；四月，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五月，多尔衮问鼎燕京。
　　
　　京师沦陷后，黄宗羲跟随老师刘宗周到杭州招募义旅，图谋复明之计。五月，马士英与史可法拥立福王称帝，建立南明弘光政权，随即官复刘宗周原职，黄宗羲随老师又辗转来到南京。而此时的兵部侍郎，正是与马士英沆瀣一气的阮大铖。
　　
　　咸鱼翻身，他终于等来了一雪南都之耻的时候。
　　
　　像当年为东林士人写恶毒的《点将录》一样，阮大铖又编撰出一本《蝗蝻录》，诬指东林党人为蝗，复社人士为蝻，并按图索骥，根据当年《留都防乱公揭》上的一百四十位签名，逐一捕杀复社志士。
　　
　　抱着匡扶明室大志的黄宗羲与顾杲锒铛入狱。黄宗羲的母亲闻听此讯后叹息道：“难道王章妻子和范滂母亲的苦难命运要集吾一身了吗？”老太太在悲叹，先前失去了丈夫，难道这回又要失去儿子了吗？
　　
　　感谢清军！在阮氏的鬼头刀尚未落下之时，清军攻克南京，弘光政权垮塌，黄宗羲这才得以全命，踉跄而归。晚年的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不无讥讽地说：“弘光南渡，止结得《留都防乱揭》一案也。”
　　
　　而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奔走国难生涯，对黄宗羲来说，这才刚刚开始。
　　
　　四
　　
　　晚年的黄宗羲在《南雷余集•怪说》中自道：“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城者一，以谋反告讦者三，绝气沙墠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者矣。”
　　
　　逃离险境后的纸上回忆，永远是安静而褪色的，即便是当事人，也因走过种种绝望之后的绝处逢生，已然没有了经历时的那种惊魂未定，气喘吁吁。
　　
　　让我用尽量简洁的语言，来复原黄宗羲这段命悬腰间、险象环生的岁月。
　　
　　清顺治二年，公元一六四五年，清军在攻下南京、苏杭之后，重申剃发令，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惨烈的“嘉定三屠”就发生于这年。
　　
　　清朝的剃发易服政策及其野蛮屠杀，激起了江南尤其是浙东人民的强烈反抗。孙嘉绩、熊汝霖在余姚，郑遵谦在绍兴，钱肃乐、王之仁在宁波，纷纷举起义旗，拥立鲁王朱以海为监国。黄宗羲与弟弟宗炎、宗会也积极响应，纠集故乡子弟六百余人组成“世忠营”，投入到抗清大业之中。
　　
　　而鲁王朱以海政权，为了与唐定王朱聿键的隆武政权争夺正朔地位，彼此相互提防，各自为保存实力，对清兵实行保守抵御策略。浙河兵溃后，黄宗羲率残部遁入四明山，意欲结寨固守，抵抗清军。后因山寨被烧毁，宗羲无所归，清廷又屡次发令通缉，于是携子弟暂时避难于化安山中。
　　
　　顺治六年，黄宗羲闻鲁王漂泊在健跳所一带海面，当即投奔行朝。此时，从陆地退到海上的行朝君臣，其凄惶落寞之相惨不忍睹。黄宗羲在《行朝录》中记载：“自浙河失守以后，虽复郡邑，而以海水为金汤，舟楫为宫殿，陆处者惟舟山两年耳……落日狂涛，君臣相对，乱礁穷岛，衣冠聚谈。是故金鳌橘火，零丁飘絮，未罄其形容也。”
　　
　　生活的艰难不算什么，真正的困难是内斗。此时，流亡朝廷的朝中大权尽归专横跋扈的张名振，“文臣稍异同其间，立致祸”。身为流亡政府左副都御史的黄宗羲，无所施展，每天只是与礼部尚书吴锺峦“坐舟中，正襟讲学，暇则注授时、泰西、回回三历而已”。而清廷这时饬令各地登录前明不降顺者家属名单，准备搜捕。由于担心家中老母安全，黄宗羲上呈告辞，更改姓名，潜逃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