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节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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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弟子们说：“世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之恶，以不学而进。今日理会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不至凶于尔国、害于尔家。”“此心绝夫凑泊处。从前是过去、向后是未来，逐外是人分、搜里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不容发处，恰是此心真凑泊处。此心理会得分明，则大本达道皆从此出。”从此有了“慎独”之说。
蕺山之麓，又响起了刘宗周授课训徒的娓娓之声。
而他倾听外部动荡世界的耳朵，一刻也不曾关闭。他时刻在关注着朝廷的斗争，国家的走向，正直之士的命运。
噩耗频传，灾难消息屡屡叩窗，接踵而至。先是公元一六二五年东林遭掠，天下书院被毁，继之是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被魏忠贤残杀。刘宗周悲愤难抑，写下了《吊六君子赋》，为死去的烈士歌哭。公元一六二六年，义不受辱的挚友高攀龙，以庄严的自杀方式结束生命，接着是好友黄尊素被杀害，而他自己也被阉党列入了黑名单。
刘宗周对此淡然一笑。他将儿子托付给学生，又把自己的文稿转存到友人那里，他似乎已经听到了锦衣卫缇骑的急促马蹄声正由远及近，渐行渐至，而他已经做好了最后的打算，安静以待。
可是就在这时，解放了！
天启七年，公元一六二七年八月，熹宗死，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
大明朝这趟已然极端疲惫、破败异常的列车，迎来了它的最后一任司机。奋发有为、励精图治的崇祯帝一反神宗怠政、熹宗昏聩的做法，他上任后即大赦天下，解除党禁，斥逐阉党，为冤死者平反昭雪，让削籍君子还朝。
劫后余生，刘宗周春风满面地走下蕺山，怀着无限美好的憧憬，做起了顺天府尹。他向崇祯上《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希望新朝领袖能“超然远览，以尧舜之学，行尧舜之道”。崇祯看完后，只说了两个字：“迂阔。”
崇祯比谁都清楚，他登台亮相在大明政治舞台的时间，的确太晚太晚了。
此时，内忧外患、积弊已深、病入膏肓的大明王朝，在内，党争已经愈演愈烈，官僚集团严重腐化堕落，国家财政行将崩溃；在外，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各地暴动四起，东北边陲的后金政权日渐强大，这些都像一道道绳索，紧紧扼制着明王朝的咽喉。
边患、军需、财政、粮饷……这些燃眉之急，急火攻心地困扰着崇祯。崇祯饥肠辘辘的肚子现在需要的是面包，而刘宗周给他的却是小麦高产指南。让他大倡仁义，行尧舜之道，崇祯自然会认为太迂阔不实。这不是崇祯的错，当然更不是刘宗周的错。
对崇祯失望，同时也令崇祯失望的刘宗周，再次辞官归家。回到绍兴，他与陶奭龄讲学于王守仁祠，以证人名堂，成立“证人社”，仿东林书院会集同志讲学。
刘宗周的学术思想越来越宏富了，而大明朝的江山却越来越摇摇欲坠了。
国家动荡不安，时局每况愈下，公元一六三六年，清兵又一次南下，抵达居庸关。于焦躁与忧惧中度日如年的崇祯帝，困于时艰，再次想起赋闲在家的刘宗周，于是拟以刘宗周入阁，结果遭到首辅温体仁的“借端以沮”，最后，他只成为工部左侍郎。
面对一副烂摊子，无计可施且气急败坏的崇祯，此时得出一条结论：“外廷皆不足恃”，他“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内臣监视”，全部启用太监监军。刘宗周上疏，请罢内臣督兵，崇祯帝置若罔闻。
对大明王朝痼疾有着深切了解的刘宗周再次上疏，他在《痛切时艰直陈转乱为治之机以仰纾宵旰疏》中言辞恳切地提请崇祯“更调化瑟”，以图“转乱为治”。
崇祯帝奖其清直，再次准备重用刘宗周。温体仁闻而惧甚，这位既忌且妒的首辅，暗中唆使人上疏皇帝，诋毁刘宗周“才谞不足而道学有余，主治未获经纶之益，甄士殊多砥砺之功”，崇祯遂决定不再起用。
义不受辱的刘宗周连上三章，恳请回乡。临行时，他给温体仁留下一封信，痛责其罔上诬下、阴挤同官，“借皇上之宠灵，为驱逐异己之地”。
走到德州时，他再次上疏皇帝道：“今日之祸，己巳以来酿成之也；后日之祸，今日又酿之矣。”接到上疏后，恼羞成怒的崇祯将刘宗周革职为民。但，后来的崇祯还是时时会想起这位嘴硬口直的绍兴人，每每临朝而叹：“大臣如刘某，清执敢言，廷臣莫及也。”
重新回归书斋的刘宗周，息绝仕念，闭门著书。
此间，他删定《阳明传信录》，驳王畿《天泉证道记》中所记录的“四句教”，以明朱、王学术之同归，先后著《原旨》、《证学杂解》、《良知说》。为了纠王学末流所带来的危害，刘宗周继“慎独”之后，又提出“诚意”开示学者，希望人们以至诚的精神进行内心省察，以求得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至此，他对阳明之学，经历了由疑而信、而批评修正的三个过程，逐渐形成自己以“慎独”为宗旨的心学思想体系。他本人也因此成为合综朱王之说、独具个性的明末儒学宗师。
崇祯十四年，公元一六四一年，陷入极度困境的朱由检再次想起刘宗周，授其为吏部左侍郎。刘宗周上疏请辞，不允。
次年二月，清兵攻克松山，洪承畴投降，祖大寿以锦州降于清；四月，李自成再次围开封；八月，安庆兵变；九月，开封城陷；十一月，清兵入关，攻陷蓟州，深入畿南，破城八十余座。
闻听此讯后，刘宗周扔掉此前对崇祯帝和大明朝的绝望，收起自己“无意再仕”的思想，抱病而起，奋然曰：“际此时艰，岂臣子言病日乎？一日未死，一日为君父之身。”
再次走回朝廷，并担任左都御史的刘宗周，仍不改其一贯的作风，面折庭争，无所顾忌。他不但大胆指责崇祯，“十五年来，皇上处分未当，致有今日败局”，而且批评崇祯将两位正直进谏的言官下狱，“甚伤国体”。结果，崇祯再次将刘宗周削职为民。
第三次被革职的六十五岁的刘宗周，在《与祁世培书》中这样痛心疾首地写道：“抱头南下，便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他因绝望而羞愧，又因羞愧而绝望。
一个让正直君子“无面目见江东父老”的时代，一定是个乌烟瘴气的扭曲时代；一个容不下端直学人的王朝，一定是个混蛋透顶，且无法收拾的王朝。
而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讲，这样的王朝，基本上已经没有苟延残喘的任何可能了。
六
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
山穷水尽的崇祯，在亲手杀掉皇妃与公主之后，神情恍惚地来到煤山。他以发覆面，自缢而亡。留在他衣襟上的是这样几句痛彻骨髓的话：“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这个一心有所作为，却又无能为力的明朝末代皇帝，用一己心力交瘁之体，顶着“亡国之君”的帽子，来为此前他那些胡作非为的朱姓前辈最后结账。
他用长发遮面的方式，来表达永远不能释怀的愤懑和耻辱。而他散发覆面，将绳圈套向白皙的脖颈时，可曾想到，他真正无颜见的其实是刘宗周？
这年四月，多尔衮的清军在吴三桂的配合下，进入山海关。五月初一，在北京刚兴高采烈吃了几天饺子的李自成旋即撤出，将北京留给了满清。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的拥戴下即位，改年号弘光，建立南明政权，诏起复刘宗周左都御史原官。刘宗周却以讨清大仇未报，不敢受职，自称“草莽孤臣”。
与苟且偷安的南宋政权形同一辙，懦弱、自保的南明政权让刘宗周大失所望。
他向福王上疏说：“今日大计，舍讨贼复仇，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无以作天下忠义之气。”他建议福王据形胜以规进取，重藩屏以资弹压，慎爵赏以肃军情，核旧官以立臣纪。又请诛杀内外不称职诸臣，对马士英、高傑、刘泽清等人大加挞伐。马士英因此衔恨在心，诬告刘宗周“负海内重名，自称草莽孤臣，不书新命”，是“明示不臣天子”；劝皇帝亲征，则是“谋危君父”。
此时，刘宗周客居于丹阳僧庙。“高傑、刘泽清遣刺客数辈迹之，先生危坐终日，无惮容，客亦心折而去。”
入朝之后，他弹劾马士英专权跋扈，重用亲信阮大铖。然而，很快阮大铖就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刘宗周再次警示朱由崧：“大铖之进退，江左之兴衰系焉。”福王不听。
见忌于马士英的他，在南明朝廷中已无立锥之地，不足一月，驰驿归家。
返乡之后，他作《中兴金鉴录》，希望通过自己对历代中兴帝王治国方略的总结，给弘光政权以治国之道的借鉴，能够迁延明祚。
此外，他还专心修订了《人谱》。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儒学讲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但如若个体的人没有成熟的道德理念，那么就不能在修齐治平的外王事业中有所成就。《人谱》的写作，不但是要构建一种新型的道德价值体系来匡王学末流之弊，而且要培养一种至上的道德精神，重建以道德品性为准绳的个体道德标高。
他说：“今日开口第一义，须信我辈人人是个人。人便是圣人之人，圣人却人人可做。”如何成圣，这是《人谱》一书的根本目的。
他为大家所画就的理想人格，是能“济大事”。他说：“古人济大事，全靠脚定，只是不从身家名位起念，便是。凡可夺处，皆是此等作祟也。诚极则精，精极则变，一切作用，皆从此出。诚中之识见，是大识见，诚中之担当，是大担当，故君子非有才之难，而诚之难。”
这更是他为自己标定的人格高度。在这种人格标定下，他最后的凛然一死，便成为一种必然。
公元一六四五年五月，南京城陷，福王朱由崧被俘遇害，潞王监国。六月，杭州再落清军之手，潞王降清。消息传来，刘宗周恸哭之后，慨然说：“此予正命时也。”
他决定要用一己之躯为已然躺倒的大明王朝殉葬。
他向这个世界最后陈词：“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无死，以身在削籍也。南都之变，主上自弃其社稷，仆在悬车，尚曰可以死，可以无死。今吾越又降，区区老臣，尚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当与城为存亡，独不当与土为存亡乎？故相江万里所以死也。世无逃死之宰相，亦岂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君臣之义，本以情决，舍情而言义，非义也。父子之亲，固不可解于心，君臣之义，亦不可解于心。今谓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死为近名，则随地出脱，终成一贪生畏死之徒而已矣。”
一代宗师绝食二十天后，溘然长逝。
那天的绍兴，与同年四月史可法就义时的扬州一样，残阳滴血，天地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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