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节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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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与他的东林书院却以领时代潮流之先的嚆矢姿态,在社会上形成榜样,并引发了巨大的连环反响。《明儒学案》说:“其他闻风而起者,毘陵有经正堂,金沙有志矩堂,荆溪有明道书院,虞山有文学书院,皆捧珠盘,请先生莅焉。”
没有空中客车,也没有出场费,更没有电视直播间,有的只是民众对真知的向往,大众对学问与道德的追随与逢迎、膜拜与礼赞。顾宪成微笑着轻轻推开面前的珠盘,然后欣然前往,传道授学。
在鲜花频扑、掌声雷动中,他一脸蔼然,娓娓道来。“先生论学,与世为体。”《明儒学案》这样说。
请注意这四个字:“与世为体”。这是在说,他的讲学已不同于南宋的程朱,也不同于王阳明的就学问与道德阐发深思独见,而是结合着经世之用,有着强烈的用世思想与现实实践意义。
其实,重新出现于明朝的东林书院,可以说自它巍然面世起,就带有强烈的政治主张。
这从书院尚在修建中,顾宪成在札记里所写的一段话中可以清楚看到:“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念重世道,切磋德义,讲求性命,这是顾宪成操办书院的重心所在。
其次,重建后的东林书院与明代以前所有书院不同的是,学院诸生并不常年住校学习,它只是同志诸君的讲会之所,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会期各三日,具有明显的社团意味。由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在明代中后期,民间学院社团化已经成为风潮。“穷乡邃谷,虽田夫野老皆知有会,莫不敬业而安之”,凡学必有约,凡会必有规,宗旨明确,制度严明,已经具备了以政治目标结社的基本性质。
重建东林书院的顾宪成亲手制订的《东林会约》,便与恢复白鹿洞书院的朱熹撰写的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有着大大的不同,后者强调的是“学规”,而前者着重的是“会约”。
作为东林书院的最高纲领性文件,《东林会约》规定,以会籍登记书院讲会同人,目的是“一以稽赴会中疏密,验现在之勤惰,一以稽赴会之人他日何所究竟,作将来之法戒也”,而且会中称“同志友”、“吾党”、“同志”。严明的会籍登记制度,政治味道浓郁的相互称谓,都在表明东林书院欲以一己之力激扬士风、荡涤乾坤的强烈用世思想。
历史何其相似乃尔!
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列传》)。
而明神宗朱翊钧统治的明王朝,此时也是宦官擅权,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激化,走入纲常失继、帝乖臣奸、乌烟瘴气的境地。
于是,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院的一帮书生们,怀着积极进取之心,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逐渐形成了如同东汉末年以太尉陈蕃、司隶校尉李膺、河南太守王畅为核心,在士林中有广泛声誉和号召力量的清流集团。
他们针砭时弊,直陈沉疴,大胆发言,率尔指责,“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一时间,不满时政的天下清流君子,以小小的东林书院为精神地标,彼此呼应,同声谐频,隔空致意,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评说天下大事、清洗乾坤的话语集散地。
东林书院的这帮书生们,此时不但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而且还提出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种种意见。由此,天下响应,四方来集,“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
结果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更要命的是,“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
让庙堂畏忌,这就犯了大大的忌讳。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顾宪成写给东林书生们的励志之语,也是他高举的一面旗帜。让人心忧的是,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他们,能将琅琅的读书声与风声、雨声一并声声入耳吗?
六
发奋蹈厉,扬善弃恶,两眼紧盯时政得失,时时抱定澄清寰宇之志,读书人最易自我激动在这大义凛然、豪气沛胸的慷慨道义之中,又最易忘却身处的江湖危机四伏,险象环生。
在朝野正直之士以东林书院为中心,形成进步势力时,朝中奸佞邪恶之徒也形成了宣、昆、齐、楚、浙等不同党派,这几个党派的领袖如汤宾尹、顾天峻等,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他们“声势相倚,并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
便是在这波谲浪诡的险恶背景下,顾宪成于公元一六〇八年再次被启用,回到久别的官场,任南京光禄寺少卿之职。
他很快就卷入到李三才的入阁纠纷之中。
李三才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他为人正直,颇具才干,《明史•李三才列传》称他“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很受顾宪成尊敬。
公元一六〇九年,内阁缺人,举荐者意在李三才,正人君子都期望他能担任冢宰总宪。但“小人畏之特甚,遂出奇计攻之”,这个“奇计”就是通过弹劾李三才,引蛇出洞,“东林必救,可布一网打尽之局”。
果然,顾宪成写信给同为东林同志的大学士叶向高,“力称三才廉直”,又写信给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辩解,“好事者遂录其书传天下,东林由是渐为怨府。”
公元一六一一年,孙丕扬等东林党人主持京察,将许多邪恶官吏写入察疏,由此引发了敌对阵营的汹汹议论。
御史徐兆奎率先跳出,上疏神宗,阴险无比地道:“观今日天下大势,尽趋东林”,进而称东林君子们,“假讲学以结党行私,而道德性命与功名利达混为一途,而天下之学术坏;自濡足淮、扬,而气节坏;自广纳贽币,庇短护贪,而天下之吏治、人品并坏;自游扬之书四出,而天下之官评坏;自指摘之怨生,而移书捏单,假计典尽剪其所忌,而天下之元气坏。”
他的用心很明显,以朋党之罪罗织东林,必欲除之而后快。神宗皇帝果然听信了谗言。自此之后,针对东林和顾宪成的大批判拉开序幕,“攻击者不绝,比宪成殁,攻者犹未止”。
被指控“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的顾宪成步履维艰,东林书院四面楚歌,每月前来参加东林例会的人员锐减,只有寥寥几位“二三真正如苍然隆冬之松柏”的君子。
黑白颠倒,污蔑造谣,朝论纷纭。也就是在众犬狺狺、山雨将袭的前夜,顾宪成于公元一六一二年逝去。他留给东林诸君子的最后一句话是:“赤金在烈焰中借火之力得真色见于世。”
高攀龙举着这句话,来完成乃师顾宪成的未竟事业。
事实上,自顾宪成回京二度任官时起,高攀龙就主持起东林书院的全面工作。当东林书院备受攻击时,顾宪成写信勉励他:“大会只照旧为妥,世事无常,吾道有常,岂得以波妇之口遽易吾常,作小家相哉?”
高攀龙不仅当时没有“作小家相”,在顾宪成死后的公元一六一二年到公元一六二一年的十年中,日被构陷、锋镝纷起的东林书院,于艰难困境中,也在高攀龙的一手打理下,矢志不渝,艰难前行。
东林昔日“缙绅辐辏,盛而繁”的美好时光成了无可挽回的记忆,但道义在肩、理想沛胸的他,不但无视这些,而且勇敢面对。他勉励东林同志:“此吾辈一大炉缸,不如是,真者不成其真,赝者不成其赝,东林不成其东林。”
天启元年,公元一六二一年,明熹宗即位,高攀龙北上重新回到朝廷,吴桂森接替高攀龙主持东林书院。此时的东林书院再次绽放出办院初期的盛况,“是时,群贤蔚起,朝野蒸蒸,先生代景逸先生司其坛坫,而景逸在都中以政暇讲学于首善书院,三千里外遥相应和”,冯从吾、邹元标等大儒,“群然向往,脉脉神交”。
重重阴霾散去,东林党似乎终于见到了久违的放晴之日,东林君子一时占据朝廷要职。天启元年,高攀龙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叶向高成为内阁首辅,孙慎行任礼部尚书,邹元标任都御史。次年,孙承宗入阁,兼掌兵部事,赵南星任都御史,后又升任吏部尚书。杨涟也升至左副都御史,左光斗升至佥都御史。
然而,这只是假象,更大的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天启三年,魏忠贤受命提督东厂,独揽大权,而且日益获得喜欢躲在后宫引绳削墨、营筑小室的朱由校皇帝的信任。向来以清流自标的东林党人当然视魏党如仇寇,而擅作威福、剪除异己、荼毒内外的阉党也与东林不共戴天。
斗争很快进入白热化,高攀龙站在了这场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
面对阉党集团,东林成为清议、正义之士的化身,“恶者以东林名党而加讨灭,善者则以同志而聚以东林名下”,而且经过“李三才入阁”、“京察”、“梃击”、“红丸”、“移宫”等明末几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之后,双方之间的斗争终于演至高潮。
天启四年,因为弹劾魏忠贤“十孩儿”之一的御史崔呈秀惹怒了魏公公,高攀龙、叶向高、邹元标、冯从吾、赵南星等被罢官。而且,朝野很快形成了“参究东林官员之疏时上,处分之章日下”的白色恐怖局面。
天启五年,阉党鹰犬张讷,向皇帝奏请,从东林书院开始,毁拆全国书院,而且提出“恐根株不拔,引蔓牵藤”,要全面荡涤。全国书院很快墙倒屋塌,瓦砾一片。
大雅委地,斯文倾圮,看着昔日书声琅琅的东林书院,在一片鸡飞狗跳中被夷为平地,高攀龙悲愤地写下:“纵然伐尽林间木,一片平芜也号林!”
但,这并不算完。
全面控制朝政的阉党继而开始大兴冤狱,大肆掠杀东林党人。一场绝似东汉末年的大清洗、大屠杀,在天启五年,公元一六二五年,全面展开。熊廷弼弃市,传首九边,杨涟、魏大中、左光斗、顾大章等人相继死于狱中。
阉党将清洗与镇压扩大化,还编定了《缙绅便览》、《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黑名单,“凡救三才者,争辛亥京察者,卫国本者,发韩敬科场弊者,请行勘熊廷弼者,抗论张差梃击者,最后争移宫、红丸者,忤魏忠贤者,率指目为东林”。天下东林讲学书院,至此已经成为一个泛政治化的概念。遭受“抨击无虚日”,而魏忠贤又将天下所有书院与正直之人,一网尽去之,“杀戮禁锢,善类为一空”。
此时被罢职归家的高攀龙,自然不会逃脱这场劫难。
天启六年,公元一六二六年,魏忠贤编造贪污罪名,派锦衣卫逮捕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等七人。缇帅将至,得知消息后,高攀龙镇定自若,没有告知家人。
在三月十六日这天,他先是整装肃容,最后一次拜谒杨龟山祠,然后与弟弟高士鹤及学生在后花园品茗赏花,谈笑风生。当晚,全家款叙,高攀龙谈笑自如,无异于平日,他叮嘱晚辈“无贻祖羞”,还神情泰然地对家人说:“吾视死如归耳。”夜半,他提笔向熹宗写下最后一道奏疏:“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然后,身着朝服,自沉于花园池中。
一代学术大师,伴随着东林书院的消亡而殒命。
在这场惨烈的屠杀中,涌现了无数凛然豪纵、慷慨赴难的坚执道义的君子。胡适称他们:“赴汤蹈火,尚仗义执言”,“前者死,后者继。”他们在灾难中所表现出的不避屠刀,虽扬骨沥血也要捍卫人间正义的精神风致,正是从顾宪成、高攀龙身上得到的人格力量支撑。
一座书院垮塌了,但一个精神家园却从此傲然屹立,至今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