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万历十年，不光于神宗一朝，于整个大明朝而言，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张居正在这年死去。
　　
　　伴随着张居正的死亡，昔日的明神宗也荡然无存，彻底从人变成了鬼。怀着一种极端阴暗与扭曲的心理，明神宗先是掀起针对张居正的“举朝争索其罪”的强大政治舆论攻势，全面否定“万历新政”，继而诏削张居正官秩，夺所赐玺书、四代诰命，公布其罪状。自此，没人敢再说“张居正”三个字：“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
　　
　　从万历十四年开始，明神宗彻底改头换面，完成了自己的蜕变堕落历程，走向了他怠荒朝政、任用奸佞、骄奢淫逸、腐朽昏庸的人生后半程。他先是深居内宫怠政，不见大臣，不亲行时享太庙，继而不再经筵日讲，不及时处理奏折，“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各种社会弊端开始死灰复燃，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激化，人滞于官、官曹空虚、吏治腐败、军队涣散的现象愈演愈烈，国家走向黑暗与混乱的泥淖。
　　
　　“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怀揣着孔子这句十分正确，却对信奉者本人相当有害的教导，顾宪成于公元一五八三年，万历十一年，请假告归。
　　
　　坐在无锡家里的“小心斋”之中，他批《周易》，阅《春秋》，醉心于“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幽静时光，俯仰上下，悠然忘机。便是在这段难得的悠闲岁月里，公元一五八六年，他应无锡县令李元冲之请到黉宫讲学。一时间，无锡举城轰动，听者云集。
　　
　　人头攒动的听众人群里，就有时年二十五岁的高攀龙。
　　
　　高攀龙，字云从，后改为存之，别号景逸，也为常州无锡人，生于公元一五六二年，明嘉靖四十一年，卒于公元一六二六年，明天启六年。
　　
　　高攀龙幼而喜读，二十一岁中举，《明史》虽然称他“少读书，辄有志程、朱之学”，但真正决定了他一生为学方向的，却是顾宪成的这次讲座。高攀龙后来自叙其为学经历时这样说：“吾年二十有五，闻令公李元冲与顾泾阳先生讲学，始志于学。”
　　
　　一次无意的邂逅，一场随意的讲座，却奠定了高攀龙的人生志向。从此，他终身师事顾宪成，最后与老师并排站立高岗，于罡风烈烈之中，成为一代风骨凛然的东林领袖。
　　
　　公元一五八九年，万历十七年，高攀龙进士及第，后被授为行人司行人。初走上政坛的他，与顾宪成完全一样，无所顾忌，慷慨使气，磊落做人。当时，四川佥事张世则上疏，指责程朱之学不能诚意，坏宋一代之风俗，呈进他所著的《大学古本初义》，欲施行天下，一改章句之旧。高攀龙闻而拍案，抗疏力驳其谬，其书遂不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