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一副传唱久远、妇孺皆知的对联。联句对仗工整，蕴含深厚，境界高迈，旨约意远。自明代以降，它就以箴言与学规的高度，深深镂刻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书生心中，将伏在书案上，钻在书本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他们拽将起来，使“家国事”与“圣贤业”自觉熔铸一起，合于一心。
　　
　　从此，“诵书琅琅”与“苍生在念”成为读书人并行不悖的两条前行路线，有了辽远而开阔的气象。
　　
　　历数百年斗转星移，至今，这副对联仍悬挂在东林书院的依庸堂上，见证风雨，铭刻沧桑。它的背后，隐藏的是一个对明朝乃至对近代中国学术与政治走向均有着巨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东林党案。
　　
　　康有为诗云：“少读明学案，倾仰在东林。高顾抗崇节，千仞振芩岑。”梁启超慨吟：“举业论才事已衰，行间正气尚崔巍。亡明未是东林罪，为有书生作党魁。”能让同为一代学宗的这对师生，不约而同，油然而生出钦敬、崇慕之意，可见东林流风在近代学界影响之大。
　　
　　是的，一个默默无闻的民间学者组织，却在肮污横行的白色恐怖之中，为还世界清白，挽狂澜于既倒，不顾身家性命，挺身而出，直陈时弊，以羸弱之肩抗鼎。在强势镇压与惨烈迫害下，慨然自立，岿然不动。其气度与胸襟，让千载之下的人为之扼腕。
　　
　　黄宗羲就充满感佩地说他们：“熹宗之时，龟鼎将移，其以血肉撑拒，没虞渊而取坠日者，东林也。毅宗之变，攀龙髯而蓐蝼蚁者，属之东林乎，属之攻东林者乎？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
　　
　　顾宪成、高攀龙，他们二人正是东林党的领袖，学界之翘楚。
　　
　　一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后因创办东林书院而被人尊称为东林先生，常州无锡人。生于公元一五五〇年，明嘉靖二十九年，卒于公元一六一二年，明万历四十年。
　　
　　他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平民之家。父亲顾学，与发迹前的刘邦一样，为农村最基层领导——亭长，其为人洒脱豪爽，用顾宪成的话说：“生而倜傥负气，不耐博士家言，独游于诸稗家，喜罗氏《水浒传》……闲与客论天下事，往往抗手掀髯长太息。”
　　
　　这个寄愤浊世，不爱《五经》爱《水浒》的农家汉子，没有将儿子的未来寄托在他所向往的一片水草丰密的水泊之中，而是放在循规蹈矩的书桌上。于是，顾宪成有了中国传统之家子弟都有的童年，六岁进入私塾开蒙，在儒家《五经》、《四书》的熏陶中快乐地成长。
　　
　　史书称顾宪成“姿性绝人，幼即有志圣学”。年少的他在自家冷风穿壁的墙上写下：“读得孔书才是乐，纵居颜巷不为贫”，以自铭其志。他博览群书，涉猎广泛，尤好王阳明的心学，自道：“尝受阳明先生《传习录》而悦之，朝夕佩习不敢忘。”到十五岁时，他与弟弟顾允成一同跟随一位叫张原洛的当地有名老师学习。张原洛“授书不拘传注，直据其所自得者为说”，很善于突破固有教条，独抒己见，而顾宪成跟着老师“听之，辄有会”，甚至还常常冲出老师的教谕，提出自己更为精深的见解。张原洛对之赏识与惊讶之余，叹息说：“举子业不足以竟子之学，盍问道于方山薛先生乎？”
　　
　　于是，顾氏兄弟二人来到了薛方山的门下。
　　
　　薛应旂，号方山，《明史》称其“性过自执，学不徇人，疾恶如仇，去奸如脱，诚所谓任事任怨之臣也”。他曾为南京考工郎中，因对严嵩不满，一生屡遭打击迫害，仕途坎坷。但他学识过人，鉴识甚精，最后上疏参劾严嵩父子。“勒嵩致仕，下世蕃等诏狱”的邹应龙，即出自他的门下。
　　
　　薛方山见到顾宪成、顾允成哥俩儿后大喜，极为赏识，而且还让自己的两个孙子薛敷成、薛敷教与之结拜。四个孩子后来均进士及第，而且一同成为东林学派的中坚。
　　
　　虽然就师承而论，薛方山以阳明心学为宗，但鉴于心学此时已走入末流，他又格外注重起朱熹理学，于是特意教授顾宪成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并称颂朱熹之学：“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于是矣。”
　　
　　自此，得益于考亭一录，顾宪成于学问无所不留意，学业为此大进。他自为诸生后就以文名世，书坊间所刻诸论文，都是他历年考试的冠军之作。公元一五七一年，隆庆五年，郡守施龙冈建龙城书院，选拔优秀士子亲授，顾宪成拔头筹，居于第一。
　　
　　万历四年，公元一五七六年，顾宪成参加乡试，又以第一名成绩高中解元。四年后，参加会试，他以殿试二甲第二名成绩，与南乐的魏允中、漳浦的刘廷兰，同以解元身份进士及第。为此，一时名闻天下。
　　
　　也就是在万历八年这年，顾宪成步入仕途，被授为户部主事。
　　
　　其时，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他掀起的一场涉及国家政治、经济等多项内容的社会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全面进行。
　　
　　历史上，凡谥号为神宗的大概都喜欢改革，宋神宗就委任王安石推行新政，明神宗用的则是张居正。明神宗不仅“大柄悉以委居正”，而且对张居正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
　　
　　事实上，神宗一朝的辉煌时期，即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而这段时间，正是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大倡改革的时期。张居正直接策划、设计、指导的这场“振百年因循之弊”的变革，不仅为国家带来了“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的繁荣景象，而且使吏治、教育、财政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所以在万历九年，明神宗为表彰他卓越的贡献，特赐张居正伯爵禄，加上柱国、太傅。有明一代，得赠上柱国者，只有洪武时期的吴良、永乐时期的姚广孝与张居正三人。而一人享三公殊荣者，唯独张居正。
　　
　　可见此时张居正的声威之隆。
　　
　　在满朝诸公对张居正毕恭毕敬、胁肩谄笑中，作为小小户部主事的顾宪成却刚正不阿，绝不趋炎附势。
　　
　　发生在万历十年的一件事让人瞠目结舌。张居正病倒了，有好事者首倡，“百官为之斋醮”，联名筹金到东岳庙为张首辅祛灾，顾宪成深恶于此时官场一味投机拍马、迎合顺从的风气，坚决不去。同僚出于好意，偷偷在斋醮者名单上填上了顾宪成的名字。他听到后，驰马飞奔到醮坛，将自己的名字从上面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