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节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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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征横水时,他寄书门人杨仕德予以勉励:“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征三浰时,他又致书弟子薛侃:“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
平叛之中,有众多学者、弟子跟随他四处辗转。门人薛侃、欧阳德、梁焯、何廷仁、黄弘纲、薛俊、杨骥等皆紧紧追随,讲聚不散。
军营携带着学校,辗转作战。军队中夹杂着一支这样的文人队伍,而且数量也越来越庞大。由于从学者人数众多,暂时充作课堂的军中射圃已经容纳不下,于是,王阳明专门在江西上饶建起濂溪书院,为弟子支起了固定的书桌。应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战地大学。
早在龙场时,王阳明就怀疑朱熹的《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平叛胜利回师后,他开始手录古本,伏读精思,这时才相信孔子之学本来简易明白,《大学》原来也并没有经传之分。于是录刻古本《大学》,以正朱熹之非。
他认为,朱熹到晚年时已经意识到自己早年的旧说之非,而且痛悔极艾,乃至以为这是“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现世所传的朱熹“集注”之类著述,却是他中年时学术未定型时所写,而诸“语类”又是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之作。如此,学者门徒守朱熹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遂取他自己晚年都深表悔悟的早年学说,集为定论,这不是大错特错吗?
公元一五一九年六月,王阳明奉敕勘处福建叛军,到达丰城时,陡然听到宁王朱宸濠造反的消息,而京城尚未获悉。
此时的情形已经万分紧急。朱宸濠拥兵十万,夺运船而下,兵出鄱阳,取南康,下九江,沿途属县闻风皆溃。朱宸濠的进攻路线很明显,下一步直趋安庆,然后径袭南京,最后北上攻取北京。
王阳明考虑到两京仓促无备,他一边用奇谋拖住朱宸濠大军的前进步伐,一边疾返吉安,督派知府调集军粮,组织兵力,整治好器械舟楫,积极应敌;一边又传檄四方,揭露朱宸濠罪状,号召列郡起兵勤王,同时向朝廷上疏告变,请求皇帝下令讨贼。
又一个奇迹诞生了。
朱宸濠刚围安庆,王阳明却乘其后方空虚攻破南昌,朱宸濠返兵自救,两军于鄱阳湖樵舍激战三次,最后王阳明以火攻大败叛军,并生擒朱宸濠。从六月二十二日发兵,到七月二十七日收兵,王阳明前后用时仅三十五天,干净彻底地平定了明王朝这场内乱。
然而,昏庸透顶的明武宗,却扣下胜利的捷报,不向天下宣布,“捷音久上,不发”。他想要玩玩“亲自”生擒叛贼的战争游戏。
滑天下之大稽的一幕出现了。战事早已结束的八月,明武宗以“威武大将军”身份亲率六师,命宦官张忠、佞臣许泰等领其事,浩浩荡荡南下。
张忠、许泰通告王阳明,将擒获的朱宸濠再放归到鄱阳湖,然后等待明武宗与之交战,而后奏凯。
王阳明不听,他不是因为这行为太无耻,而是认为这样做会祸害百姓,进而危害国家,“今经大乱,继以旱灾,又供京边军饷,困苦既极,必逃聚山谷为乱”。于是,他秘密将朱宸濠交给稍为正直,又为群小所惮的太监张永,免除了鄱阳湖上一场劳民伤财的军事游戏。
但最后,明武宗还是在广场上释放出朱宸濠,然后伐鼓鸣金擒之,完成了“亲自”俘获叛敌的心愿。一年后,明武宗这个昏君死于供他声色犬马的豹房之中。
此前,明武宗曾经以“威武大将军”的令牌,派锦衣卫千户前来追取朱宸濠,王阳明不肯出迎。明朝官场潜规则,锦衣卫所至之处,地方官必得赠以劳金。下属问王阳明给锦衣卫千户劳金多少,王阳明回答:“止可五金。”锦衣卫觉得受到侮辱,怒而不纳。次日告别时,王阳明拉着对方的手,不无揶揄地说:“我在正德间下锦衣狱甚久,未见轻财重义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区区意,只求备礼。闻公不纳,令我惶愧。我无他长,止善作文字。他日当为表章,令锦衣知有公也。”
自此,王阳明彻底得罪了张忠、许泰以及江彬。得罪一个小人,等于在自己的脖颈上缠绕一根绳索。
王阳明出手不凡,一下就为自己套上了三条。
九
因此,厥功至伟的王阳明,平叛之后不但没有受到丝毫奖赏,反而备受武宗怀疑。
张忠、许泰先是向武宗进谗,说王阳明必反,幸亏心中持正的张永屡屡从旁开解,这才使王阳明得以保全。
王阳明回到南昌,从京城来的北军在张忠、许泰授意下,每日对王阳明的军队肆意谩骂,故意挑衅生事,王阳明不为所动,要求将士务待之以礼。
张忠、许泰又骄蛮地提出要与王阳明比试射箭,想当众出出这个只懂韬略而无习武经验的一介书生的丑。推辞不过后,王阳明勉强答应。令他们想不到的是,赛场上,王阳明挽弓射箭,三发三中!每一箭中,就连北军的将士都哄然叫好,举手欢呼称奇。张忠、许泰相顾大惧说:“我军皆附王都耶!”于是班师。
张忠、许泰等索衅不得,于是逮捕了王阳明的弟子冀元亨,希望从他嘴里得到王阳明谋反的供词。严刑拷打之下,元亨无可供述。后出狱,五日内去世。
公元一五二〇年,王阳明巡抚江西。至赣后,大阅士卒,教其战法。心怀叵测的江彬派人前来窥视动静,人们劝请王阳明回省,以免再蹈危疑覆辙。王阳明却置之不理,依旧我行我素,他还作了一首《啾啾吟》自娱:“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小儿不识虎,持竿驱虎如驱牛。”他说:“吾在此与童子歌诗习礼,有何可疑?”他甚至还搬出面对刘瑾时的奋不顾身之姿告诉大家:“吾昔在省城,处权竖,祸在目前,吾亦帖然;纵有大变,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轻动者,亦有深虑焉耳。”
每一次苦难的淬砺,都会在之后变成心灵的一次提升与飞跃。哲人就是这样走向他浩瀚而辽阔的思想世界。
亲身经历了此番构陷罗罪之后,王守仁更为深刻地体验到“良知”于人的意义和作用,从而启发他在一年后提出了“致良知”的重要哲学命题。
自此,王阳明走入了黄宗羲所说的个人学术第三阶段,“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如是如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已至化境。
他在写给弟子的信中欣然自道:“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
心灵的博大带来的是思想的朗阔。公元一五二二年,嘉靖元年,五十岁的王阳明卧病,自远方前来探视者络绎不绝,他自书纸条贴于壁上,以作通告:“某鄙劣无所知识,且在忧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临者,皆不敢相见;或不得已而相见,亦不敢有所论说,各请归而求诸孔、孟之训可矣。夫孔、孟之训,昭如日月,凡支离决裂,似是而非者,皆异说也。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萤爝之微也,不亦谬乎?”
恺撒说过一句名言:“我来过,我看见,我征服。”这是武人的自负,一流的学者却只会因自己畅游在知识海洋越深,越迷醉大海的博大,越认识到自己的卑微与渺小。
王阳明巨大的学术声望,高度的人格影响力,以及对程朱理学的摧枯拉朽的作用,让一些人很是恼火。御史程启充、给事毛玉秉承宰辅杨廷和的意思,倡议弹劾王阳明,罪名是遏止正学。王阳明的弟子陆澄,此时为刑部主事,为此上疏“六辩”驳斥无耻的弹劾者,王阳明听到后,制止了他。
他告诉陆澄:“无辩止谤,尝闻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于是?四方英杰,以讲学异同,议论纷纷,吾侪可胜辩乎?惟当反求诸己,苟其言而是欤,吾斯尚有未信欤,则当务求其非,不得辄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欤,吾斯既以自信欤,则当益求于自慊,所谓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则今日之多口,孰非吾侪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乎?且彼议论之兴,非必有所私怨于我,亦将以为卫夫道也。况其说本自出于先儒之绪论,而吾侪之言骤异于昔,反若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骇惑矣。未可专以罪彼为也。”
面对无端的指责与批评,这就是一位思想大师的态度。
公元一五二三年,南宫策士中,有人公然以所出试题来诋毁王阳明。所出的题目是:“朱陆之论,终以不合,而今之学者,顾欲强而同之,岂乐彼之径便,而欲阴低吾朱子之学钦?究其用心,其与何澹、陈贾辈亦岂大相远欤?至笔之简册,公肆低訾,以求售其私见。礼官举祖宗朝政事,燔其书而禁之,得无不可乎?”
这明显是在贬低并批判阳明之学。参加这次会试的王门弟子气愤异常,有的不答而出,有的直发师旨。弟子钱德洪落榜归来,深以时事为乖,王阳明却喜而相接道:“圣学从兹大明矣。”德洪不解,王先生说:“吾学恶得遍语天下士?今会试录,虽穷乡深谷无不到矣。吾学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
此时,外面风言风语,人言汹汹,学生们为此也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是老师势位隆盛,是以忌嫉谤;有的说老师为学日明,与宋儒争了异同,所以以学术受谤;也有的说天下从游者众,与其进不保其往,所以老师又以身谤。王阳明听到这些后说,这三种情况的确有,但我还知道有个地方你们没有论及。他说:“吾自南京已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
吾亦只依良知行!
眼望良知,守定良知,皈依良知,秉承良知,这就是他的学术与人生双重宣言。
指责、谩骂、诋毁……效果却很有限,在“致良知”的猎猎学术大旗感召下,阳明门人日进。萧谬、杨汝荣、杨绍芳等从湖广来了,杨仕鸣、薛宗铠、黄梦星等从广东来了,王艮、孟源、周冲等从直隶来了,何秦、黄弘纲等从南赣来了,刘邦采、刘文敏等从安福来了,魏良政、魏良器等从新建来了……
这中间最有意思的有三位。
其一是泰州来的王艮同学。他来时着装很炫,“服古冠服,执木简,以二诗为贽”,而且进门就不客气地居于上坐。与王阳明对答两句之后,他“色动,坐渐侧”;等到王阳明论致知格物,于是悟道:“吾人之学,饰情抗节,矫诸外;先生之学,精深极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执弟子礼。
另一位是进贤来的舒芬同学。这位正德十二年的头榜状元,自恃博学,见到王阳明后就考问律吕。先生不答,反问他元声。舒芬回答:“元声制度颇详,特未置密室经试耳。”王阳明说:“元声岂得之管灰黍石间哉?心得养则气自和,元气所由出也。《书》云‘诗言志’,志即是乐之本;‘歌永言’,歌即是制律之本。永言和声,俱本于歌。歌本于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极也。”舒芬听罢心悦诚服,“跃然拜弟子”。
第三位是自海宁来的董沄同学。六十八岁高龄的他,以能诗早就闻名于江湖。他走来的姿态也很特别:“以杖肩其瓢笠、诗卷来访。入门,长揖上坐。”王阳明异其气貌,礼敬之,与之语连日夜,且共同徜徉山水间,董沄于是“忻然乐而忘归也”。他家乡的子弟社友来找他回去,说:“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董沄却说:“吾方幸逃于苦海,悯若之自苦也,顾以吾为苦耶!吾方扬鬐于渤澥,而振羽于云霄之上,安能复投网罟而入樊笼乎?去矣!吾将从吾之所好。”于是改名为“从吾道人”。
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很多,多到王阳明讲课,“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宫刹卑隘,至不能容”。于是,建立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
王阳明此时的讲课方式已不同于先前,自南都以来,凡示学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为本。有问所谓,则令自求之,未尝指天理为何如。“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至于至善,功夫有得,则因方设教。”
这已经让人们为之如痴如醉,人人“悦其易从”。
确实简易直接。
比如学生张元冲问:“二氏(佛、道)与圣人之学所差毫厘,谓其皆有得于性命也。但二氏于性命中着些私利,便谬千里矣。今观二氏作用,亦有功于吾身者,不知亦须兼取否?”
王先生的回答是:“说兼取,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中秋之夜,月白如昼。王阳明设席于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余人。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
面对此情此景,王阳明兴之所至,慨然吟诗《月夜二首》:“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
这里面,充满着对桃李灼灼的欣赏,有知性的傲慢,也有理性的洒脱。
十
其实,这里面也深含着王阳明的一种学术担心。
在写完《月夜二首》诗的次日,他就对门人讲解:“昔者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故孔子在陈思归,以裁之使入于道耳。诸君讲学,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见此,正好精诣力造,以求至于道。无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
真是卓有远见!王阳明身后,心学就走向了“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
其门人王畿的“龙溪之学”,只注重发挥良知的先验性一面,公开与禅结合,导致空谈心性,将心学推向了末流。
王艮的“泰州之学”则过分追求情感的释放,将单纯的快乐等同于学,最后导致“明哲保身”的概念出炉,使得心学走向了反面。
二者有功于师门,更有罪于师门。正如黄宗羲所言:阳明之学因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
王阳明此时便能提前预想到,这是他的高明所在。
在《碧霞池夜坐》诗中,他写道:“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潜鱼水底传心诀,楼鸟枝头说道真。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
潜鱼传心,楼鸟说真。此时的他已经将学问推至一种化境,化为体贴世间万物的普世性真理。因而,返璞归真,时时如是如非,时时无是无非。
他甚至认为“致良知”之学与举业之间也无妨碍。他说:“学圣贤者,譬之治家,其产业、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请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还以自享,终身用之无穷也。今之为举业者,譬之治家不务居积,专以假贷为功,欲请客,自厅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幸而来,则诸贷之物一时丰裕可观;客去,则尽以还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请客不至,则时过气衰,借贷亦不备;终身奔劳,作一窭人而已。是求无益于得,求在外也。”
这便是学问做到极致时所体现的宏大气度。
公元一五二五年,王阳明回余姚。他与弟子门人约定,每月定期相会于龙泉寺中天阁,目的是“课掖奖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势利纷华之染亦日远日疏”。这年十月,门人建阳明书院。
公元一五二七年,朝廷命王阳明以原官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前往广西征讨思恩、田州之乱。他上书请辞无果之后,再次出征。
临行前,他向诸生写下《客坐私祝》,以告诫前来做讲师的人:“但愿温恭直谅之友,来此讲学论道,示以孝友谦和之行,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以教训我子弟,使无陷于非僻;不愿狂躁情慢之徒,来此博奕饮酒,长傲饰非,导以骄奢淫荡之事,诱以贪财黩货之谋,冥顽无耻,扇惑鼓动,以益我子弟之不肖。”
时至中夜,众人散后,钱德洪和王畿留下来,再次向乃师请教。王阳明专门移席天泉桥上,留下四句箴言:“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而且强调:“此是彻上彻下语,自初学以至圣人,只此功夫。初学用此,循循有入,虽至圣人,穷究无尽。”这便是著名的“天泉证道”。
此后,王阳明经翟州、常山、南昌、吉安、肇庆到达梧州,沿途讲学不辍,各地百姓争睹其风采。来到南浦时,当地群众更是以巨大的热诚向这位思想巨人表达了他们的由衷尊敬之情:“俱顶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顶舆传递入都司。先生命父老军民就谒,东入西出,有不舍者,出且复入,自辰至未而散,始举有司常仪。”
这样的感人场面,只有公元一七七八年,八十四岁高龄的伏尔泰回到巴黎时才在世界历史上再次出现。当时满城沸腾,百姓将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妇女们则趁伏尔泰经过时,偷偷地从他的皮衣上拔下一两根毛,当作圣物保存。
在老中国,人们对文化的倾心,对大师的钦敬,一点也不逊于欧洲。值得自豪!
公元一五二八年二月,王阳明平息了思恩、田州之乱后,在那里分别兴建了学校,推行教化。七月,他又移师广西,自作主张剿灭八寨、断藤峡等地长期盘踞的山贼叛乱。随后他的病情剧发,行至南安时急剧恶化。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学生周积说:“吾去矣!”周积潸然泪下,问:“何遗言?”王阳明微笑着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一代大师就此作别人间。
该做的事已做尽,该说的话也已说完,怀揣着一腔光明的人,在这告别的时刻,自然已无需再多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