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节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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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谅，与胡居仁、陈献章俱为大儒吴与弼的学生，《明史•儒林列传》说他“其学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然其时，胡居仁颇讥其近陆子，后罗钦顺亦谓其似禅学云”。可见其学主心，远接陆九渊，近似陈献章，然而有偏向禅宗的嫌疑。
王阳明遇到他，当然心有戚戚焉。娄谅的一句“圣人必可学而至”，不仅坚定了他为圣的信念，更点拨了他必须通过“学”而后可至的途径。于是，他幡然醒悟，踏实就学，遍求朱熹的遗书发奋苦读，“日则随众课业，夜则搜取诸经子史读之，多至夜分”。人也似乎脱胎换骨，过去的王阳明待人接物笑傲放纵，善于戏谑，现在的他却一改昨非，端坐省言。他自己说：“吾昔放逸，今知过矣。”
黄宗羲用“三变”来总结王阳明一生的学术历程，这“三变”吻合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古今学人三境界。
他的第一变，就是泛滥词章之学，遍读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也无所得。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原来“道”只需自求诸心，而不需求诸物，他找到了苦苦寻觅的“道”。
一条充满思忖、彷徨和否定之否定的艰难心灵之旅开始了。
他想到先儒所说，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于是，他取来竹子认真去“格”，希望从中“格”出一番道理。结果令人沮丧，面前的竹子还是竹子，没有“格”出更多的哲理。王阳明沉思其理不得，于是病倒。
这是他第一次因心中所阻，思而有滞，倒在病榻之上。
这种病，就是困于其思、思而不解、身心憔悴的心病，和《西厢记》中的张君瑞因着那相思病染倒在床上很相似，但品味却更高。
颓然自废的王阳明很绝望，乃至想，圣贤有分，大概自己不是成圣为贤的那块材料，于是他抛开了竹子，也抛开了成圣的想法，“乃随世就辞章之学”。
重新走进人群的他，于二十一岁成功举浙江乡试，却在二十二岁那年参加会试时落第。考场失利后，同屋中有以不第为耻，王阳明欣然劝慰对方：“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回到家乡后，他在龙泉山寺组织诗社，自此又开始了传统文人的诗酒岁月。
明孝宗弘治十年，二十六岁的王阳明又再次为心中的成圣向往所唤醒。因为，他厌烦了这种吟诗作赋的浅薄生活。但他心里的那条通道依然没有打开。
烦闷郁积于心的他再发狂举，开始移情于兵法：“念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这为他以后四处平叛，建功疆场，无心插下了最早的柳条。
然而，果核摆成的战场，仍解决不了心中的问题。“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访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心持惶惑”的他，有一天读到朱熹的话：“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于是，深悔先前的自己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乃至造成一无所得。之后，他循其序读书，思想渐渐得到洽浃。
然而，“物理”与“吾心”仍然相互游离，彼此不能交汇融合。这种苦闷与彷徨，最终又沉积于心。沉郁既久，于是旧病复发，他第二次发狂倒下。
偶然间，他听到有道士谈养生，遂又起遗世入山之意。就是在这样强烈的思想迷惘、颠倒、彷徨与冲突中，二十八岁的他进士及第。自此，他带着不切实际的理想，还有属于自己的深深苦恼，走上了仕途。
五
弘治十四年，公元一五〇一年，三十岁的王阳明以朝廷命官身份奉命审录江北。
公事完毕后，又移情佛老、心钟养生的他登上九华山。“化城高处万山深，楼阁凭空上界侵。天外清秋度明月，人间微雨结轻阴。钵龙浮处云生座，岩虎归时风满林。最爱山僧能好事，夜堂灯火伴孤吟。”这就是他夜宿化城寺留下的诗作。
在这里，他遇到一个叫蔡蓬头的道士，再三请教下，道士只送给他一句不着皮毛的话：“汝终不忘官相。”又听到地藏洞中有异人，“坐卧松毛，不火食”。异人向他“论最上乘”，但也只是一句不明不白的话：“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
正因九华之行，王阳明有了离世隐居之想。
此时，京城之中他所交往的人，俱以才名相驰骋，学古诗文。王阳明为之叹息：“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遂在公元一五〇二年，上疏告病归越，在家乡会稽山上筑室阳明洞，抛妻离子，一个人钻入洞中，行导引术。
“童仆自相语，洞居颇不恶。人力免结构，天巧谢雕凿。”刚进入洞中的他喜不自禁，在《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一诗中他这样得意地写道。
聪明的人干什么都会成绩斐然，很快，王阳明就有了“先知”的本领。一日坐洞中，朋友王思舆等来访，刚到五云门，就见王阳明的仆人已经在那里迎候，而且还清楚地说出客人来自哪里，这把王思舆等人说得惊骇异常，以为王阳明果然得道成仙。
坐在黑乎乎的洞中，思想却渐渐澄明起来，王阳明开始反思自己的行径，他认为自己修炼的这些所谓导引之术，不是心中所追求的成圣之境，“此簸弄精神，非道也”。
道在哪里？路又在何方？
他伸了一下因久坐而僵硬的腰肢，又以一个道家叛逆者的姿态，走出了阳明洞。但他并不是要重回大千红尘世界，而是要去佛门里转转，看看自己心中的向往是否就藏在那里。
他来到寺庙林立的杭州，往来于南屏、虎跑诸刹。有个禅僧坐关三年，不语不视，完全入定。王阳明向他喝道：“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僧惊起，开视与之对语。王阳明问其家，对曰：“有母在。”又问：“起念否？”对曰：“不能不起。”王阳明于是为他讲解爱亲乃人之本性，和尚立刻哭得稀里哗啦。第二天，这和尚就卷铺盖回家去也。
本来是前来求师问道，现在却成了授业解惑。在儒家道义面前，修行如此之深的禅僧却溃不成军。因此，游走完仙佛两重世界之后的王阳明，“渐悟仙、释二氏之非”，他终于知道他苦苦寻觅的圣境不在佛、道，而是在儒学那里。
重回人间。空气很清新，阳光很灿烂。
公元一五〇五年，三十四岁的王阳明在政界已经是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他还有一个社会兼职——老师。他开始绛帐授徒。
面向为程朱理学一统思想的天下学者，王阳明首倡心学，“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闻者渐觉兴起，有愿执贽及门者”。然而，天下师友之道久废，在众人眼里，王阳明的聚众授徒行为无疑是标新立异，博取名声而已。但有一个人却深以为然，与他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
这个人就是翰林庶吉士湛若水。
湛若水是陈白沙的弟子，他在继承陈献章“天地我立，万化我出”的“心本论”基础上，提出了“万事万物莫非心”观点，认为“随处体认天理，自初学以上皆然，不分先后。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即随处体认之功，连静坐亦在内矣”。
黄宗羲将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与王阳明的“致良知”，认为是王、湛之学各树门户的标志。王阳明曾说过：“予求友于天下，三十年来，未见此人。”湛若水也说，“某平生与阳明公同志，他年当间作一传矣。”可见，二人为学虽各有宗旨，但在倡导心学、主张自得方面，则是相当一致。
由此，王阳明的最后盛装出场，便让人不能忘却心学启帷人陈白沙。
六
公元一五〇五年这年，大明朝还发生了一件事：明孝宗去世，十五岁的皇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诏改翌年为正德元年。
伴随着武宗的上台，宦官刘瑾日益蹿红，跋扈登场。刘瑾势倾天下，威福任情，剪除异己，公侯勋戚以下，不敢与之抗礼。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人杵怒了刘瑾，刘派遣缇骑将之逮系锦衣卫狱，责以廷杖，除名为民。王阳明出于义愤，愤然抗章伸救。结果这大大惹怒了刘瑾，遂将王阳明廷杖后，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其父王华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贬为南京吏部尚书。
龙场，在今贵州修文县内的崇山峻岭之中。荆棘遍布，蛇虺虎狼出没，蛊毒瘴疠横行。
领着破衣烂衫的几个弟子踏入这片蛮荒之地的王阳明，心中却一片光明。他脑海里闪现的，一定是孔子厄于陈蔡时的凄美画面。
来看看他此时写下的诗《谪居粮绝，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谪居屡在陈，从者有愠见。山荒聊可田，钱矰还易办。夷俗多火耕，放习亦颇便。及兹春未深，数亩犹足佃。岂徒实口腹，且以理荒宴。遗穗及鸟雀，贫寡发余羡。持耒在明晨，山寒易霜霰。”
字里行间没有一丝一毫的悲观绝望，相反倒是处处透着安时处顺的恬淡，以及承受并享受苦难的欣然。
这让人想起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始终怀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凡人类所能享有的尽善尽美之物，就必通过承受苦难，而后才能得到，为此自己就要自食其果，甘心承受被冒犯的上天降下的所有苦难。
只有道义沛胸、坚不可摧的人格，才会有这份人性的豁达与敞亮。
在当地人的帮助下，王阳明与弟子伐木叮当，营建起龙冈书院、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以居之。单是听听这些建筑物的名字，就能想象到王阳明屹立在龙场的身姿有多坚毅，他的目光又有多清澈！
谪居聊假息，荒秽亦须治。
凿惸杂林条，小构自成趣。
开窗入远峰，架扉出深树。
墟寨俯逶迤，竹木互蒙翳。
畦蔬稍溉锄，花药颇杂莳。
宴适岂专予，来者得同憩。
轮奂匪致美，毋令易倾敝。
营茅乘田隙，洽旬称苟完。
初心待风雨，落成还美观。
锄荒既开径，拓樊亦理园。
低檐避松偃，疏土行竹根。
勿剪墙下棘，束列因可藩。
莫撷林间萝，蒙茏覆云轩。
素昧农圃学，因兹得深论。
毋为轻鄙事，吾道固斯存。
这是他的两首《龙岗新构》诗，读之令人感喟万千。其间绽放的精神光芒，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也是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正像凤凰要在一把冲天的火焰中实现涅槃，苦难是淬砺，也是升华。
你猜到了，王阳明破茧成蝶的时刻即将来临。
公元一五〇八年，困于龙场的王阳明，先是自忖刘瑾的迫害不会停止，他觉得得失与荣辱，于己而言皆能超脱，唯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于是自己搬来个石墩，发誓说：“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坐其上，身心澄默，以求静一。
时间久了，他竟然在这天荒地老的石墩上坐出了奇妙的感觉，觉得“胸中洒洒”。
跟随他的学生此时却都病倒了。一切像极了那支行走在春秋末年的师生队伍，当锅中无粮，弟子纷纷病倒之时，孔子却弦歌不绝，修礼于树下不衰。王阳明亲自析薪取水，调药疗之。同时为调节这弥漫开来的抑郁气氛，他先是歌诗，“复调越曲，杂以诙笑”。他以一个小品演员的功夫，最后使得弟子们“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
于是，坐在贵州龙场这块坚硬石头上的王阳明，开始认真思考一个哲学命题：“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夜风习习，月光如练，带着这个凝重的问题坐至中夜时分，他忽然洞悟格物致知之旨。半梦半醒的状态之中，他如闻神启，好像听到有人在对他说话，“不觉呼跃，从者皆惊。”
石破天惊的一刻出现了！
这就是他苦苦寻觅了几十年，为之彷徨无着、颠倒迷狂、数度病倒、左右搜寻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原来，此道就在心中，先前向心中求理于事物，原来都是错误的啊。他又以默记的《五经》中的话来一一印证，莫不吻合。
这标志着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完成。七年之后，他对龙场悟道的精神体验回忆道：“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苶，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
为什么原先看不到它就贮存在自己内心之中呢？原因很简单：“常人之心，如斑垢驳蚀之镜，须痛刮磨一番，尽去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廓清心体，“使纤翳不留，真性始见”。
龙场，一个苦难的偏远所在，却以幸福产房的姿态，缔造了中国学术史上一则著名佳话——龙场悟道。
七
犹如大堤，当第一股细细的涓流从一个缝隙射出，决堤之水很快就会呈蔓延之势，滔滔席卷，奔涌而出。
阳明之学顿时大放光明。
扬朱抑王的清人虽然在《明史•儒林列传》中将陆王心学斥为异端，但还是客观记录下了阳明心学带来的轰动影响：“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答案就在阳明学说的本身。王阳明自己这样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良知”一词出于《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意思是说人先天所具备的为善之能。
王阳明将之借用过来，成就自己的本体论：“自千古以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既然良知不分圣愚，不加选择地存在于一切人心之中，那么心就与自然同体：“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浑然全体之中，而条理节目森然毕具，是故谓之天理。”先验的道德良知是世界本原的天理，因而良知便成为人人心中不假外求的道德本原。
在朱熹那里，性是宇宙至上的道理，在天表现为理，在心表现为性，而王阳明却认为心即性、心即理：“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由此，他也改变了朱熹的修养论。
朱熹的本体论建立在性与理的并行之上，属于两条线，所以他的修养论注重通过研究外物进而明心理，于是要求人格物致知，穷理尽性。
王阳明对此提出了批评：“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同时他认为，只主张问学致知而不注重身心修养，那么就会造成知行脱节，支离割裂，而这就阻隔了人的成圣之路。
于是他提倡直接将功夫用在心上，因为良知是一个先验本体，包含着最高的道德。“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朱熹的“格物致知”被王阳明改造为了“致良知”。那么，人只要把这种先天明觉之心推及于事物，人的行为自然符合圣贤的道德要求，将外在之物纳入心中来达到“致良知”，这就是“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尽管他的“致良知”一说是在龙场悟道之后才提出的，但此前的“知行合一”、“心即理”等种种提法都可归于此三字涵义之中。王阳明自己就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他的穷究吾心之良知，实质上是把《礼记•大学》中“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实践道德思想，巧妙地转变为道德修养论。
传统的儒家“圣贤”概念中，既有道德的高标，还有济世之功的事功要求，即《论语•雍也》中所说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因而总让人望而生畏，觉得此路遥遥。这就使得儒学在人眼中显得过高过远，不如佛学所提倡的“人人可以成佛”让人感觉那么容易亲近。
王阳明的心学重新定义了“圣”的概念，将之框定到一个纯道德的境界，而且只要努力，人人可以成就自己。他在《传习录》中告诉大家：“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
原来圣人不光是周文王、孔子才配享有，凡俗如我也可以抵达成圣之境！这无疑太鼓舞人、太感染人了。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也情不自禁地感慨：“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
如此，在他宣讲之下，听者如堵，闻者欢欣，随者景从，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公元一五一二年，王阳明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与弟子兼妹夫南京工部员外郎徐爱同舟归越途中，论《大学》宗旨。徐爱闻听后，“踊跃痛快，如狂如醒者数日”。
——公元一五一二年，王阳明至滁州督马政，地僻官闲，日与门人遨游琅琊、瀼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振山谷。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旧学之士皆日来臻。”
在他之前，不曾有过某种学问让闻听者顿感心窍打开，为之舞之蹈之；在他之后，也不曾有谁能用自己的学说，让人闻风而至，踊跃歌舞，歌声振谷。
端的是空前绝后。
八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公元一五一六年，于四十五岁的王阳明而言，这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分水岭。
他走入了黄宗羲所说的个人学术第二境界。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
儒者的最高理想人格是：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于王阳明而言，立德、立言均已完成，抵达通儒的最后一段登顶之路，只剩下了立功。
机会，说来就来了。
其时，荒淫昏乱的明武宗先是嬖信太监刘瑾乱政，后又崇信江彬、钱宁作歹，终于造成大范围的农民起义在全国蜂起，尤以江西南部以及江西、福建、广东交界地区最为严重。盗贼四出，巨寇连环。山民依靠山地据洞筑寨，自建军队，攻城略地，占山为王。
谢志山据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据浰头，皆称王，与大庾陈曰能、乐昌高快马、郴州龚福全等攻剽府县；福建大帽山贼詹师富等也继而揭竿。前巡抚文森托疾避去。志山合乐昌山贼掠大庾，攻南康、赣州，赣县主簿吴玭战死，地方无计可施，朝廷为之震惊。
在此情况下，兵部尚书王琼忽然推荐王阳明，以右佥都御史之职巡抚南、赣、汀、漳。一介从未有过军旅生涯的书生，能完成赳赳武夫才能完成的事业吗？王琼的回答是肯定的：“阳明此行，必立事功。”他持的理由是：“吾触之不动矣。”
其实他是在瞎说。他不知道，在王阳明举旗为戏的儿童时期，在他出居庸三关月余，有经略天下之志的少年时期，在他以果核为阵，遍读兵书的惶惑青年时期，早已完成了今日出征的准备。
且看他讨贼的赫赫战绩：
公元一五一七年正月王守仁抵达赣州，二月即镇压了漳州之叛，九月瓦解了乐昌、龙川等地民变；十月平息了横水、左溪、桶冈之乱，次年三月平定江西农民起义。
如风卷残云，在他扬鞭挥马之间，一切迎刃而解，纷乱迅速消停，世界再次恢复河清海晏。
王阳明认为，民风不善的原因在于教化未明。盗贼平息之后，应该移风易俗，虽然来不及遍施此法，姑且就其浅近易行的地方，开导训诲。故而，他兵马所到之处，即行告谕，“互相戒勉，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时间长了，“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声，达于委巷，雍雍然渐成礼让之俗”。
朝廷鉴于王阳明镇压农民起义有功，提升他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荫子锦衣卫，世袭万户，再进副千户。
就是在这左征右讨的戎马倥偬之中，他仍讲学不辍，论道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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