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山下乡”
1970年8月，我到浙江建德大洲公社金村插队落户。建德是杭州地区七个县市中一个较为偏远的西部县城。从杭州到建德有公路，长途客车一直通到县城。
杭州至建德的“320国道”在杭州段是水泥或柏油马路，但是出了城区便是一条高低不平的泥石公路，客车从杭州经富阳、桐庐、新登到梅城（我们去落户的大洲公社属建德县梅城镇）需五个多小时间车程。但是，从主干道再转到大洲人民公社一段还没有通车。
我们坐在一辆陈旧的长途客车里，行李用绳子捆绑在汽车的背上，同车还有二十几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同学，车子将我们一直送到建德县梅城的下涯埠，就开走了。
2、“真运气”
此时，路旁蹲着的二个公社干部带着几个农民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将我们行李装上独轮车。初时，我们并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便问:“还有多远?”一个农民说:“有三十里地。”
大家沿着溪边一条卵石小路，远处是层层叠叠、高耸入云的大山挡住了视线，仿佛前面已经无路可走了…..到了丘陵地带的尽头，那句“车到山前必有路”的老话，不由冒了出来。
这是一条蜿蜒崎岖、傍着溪滩的卵石泥路，我们跟在独轮车后面，慢悠悠地往大山深处走去。一边走，一边仿佛有这样的感觉“天越来越小”了。原来，越往深山里走，两边的山也就越来越高，溪滩越来越窄，溪滩旁的梯田也越来越少。因而，给人的感觉，就是“天越来越小了”。据说，山民在野外劳作时，往往是根据太阳光照到高山的那个位置来判断时间的：什么时候可以吃饭、什么时候可以息工回家了。
帮我们推行李车的一个叫刘长春的大叔悄悄对我说：
“你真运气，派到我们金村来，他们那几位就要苦了”。
后来我才知道，几位道旁的农民一涌而上，分别将我们各自的行李装上自己的独轮车，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就要跟着那位农民到他所在的村庄去。而拿到我的行李的人刚巧就是刘大叔，换句话说，我是要跟刘大叔到他所在的村庄…..金村去落户了。
他向后面几位女生、男生瞟了一眼，当时我不解其意，以后才明白，按当地习惯，在整个大洲公社范围内，金村是一个比较接近于丘陵地带的山村，再往里走，还要更偏僻，实说了，也就是人烟稀少的深山坞。那里耕地面积更少，劳动强度更大，生活更艰苦。深山坞里通常不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山民多依靠杂粮（玉米、番薯、南瓜等）过活。
历代以来，山里的姑娘多喜欢嫁到平原、丘陵地区，而丘陵、平原地区的女孩则是不会嫁到山里去的，因为那里的生活实在太苦了：谁愿意将自己女儿推到穷乡僻壤里去呢?----一个连饭都吃不饱，一日三餐靠杂粮、粗菜过活，干活要跑到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呢？
我所在的金村，虽然在“山外人”看来，那里也是一个遥远的山沟沟里，但是对“山里人”来说，金村仍然是一个当地较为富足的大村落，令周围村庄的乡民刮目相看。
因而，在刘大叔眼里，我们这几个被派到金村去的知青，自然是非常“幸运”了。他后来告诉我，他是特别看中我“老实”，才过来拿我的行李的。
换句话说，他的一刹那的感觉，决定了我今后近十年的生活历程。
经过城里“文革”惊心动魄的喧嚣：乡下仿佛多了几分清静感。
刚到村口，就见到村前有一条溪流淌过，村落隐蔽在溪边一长排高大的樟树后面，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村落的“水口风水树”罢，有几条水牛悠闲地在溪边吃草，一座木排扎成的小桥，中间还有好几节木桥墩插在溪滩里，将村庄与小路连接起来，过了小木桥便到金村。与城里相同的是，村里靠路边房屋墙上刷着毛主席语录和大幅标语：“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等等。
令人意外的是，道旁站着一长排小学生，挂着“红小兵”袖章，在村口高呼口号：“热烈欢迎知识青年来我大队插队落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等当时流行的口号。
我们从未领受过如此隆重的礼仪，个个面红耳赤，拎着行李，低头而过。
我们知青落户的去向是按全公社各大队的生产小队平均分配的，每个小队一个。
因此，大家一起来的几十个知青都被分配到不同村落的生产小队去了：一个人一个生产队。我到的是金村大队第一生产队。
原本一起来的一伙人，仿佛有点“同命相怜”，一下子被拆散，显得有几分孤独感。
霎时，命运将我们推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
3、农家生活
在金村，我着实当了近三年的农民(图1)。坦率地说，一方面上边有文件规定，村里要照顾我们这些知青；另一方面，乡民对于我们这些“城里人”也另眼相待。他们不经常给我们派重活，多数分配一些简单易干的活计，诸如，耘田、晒谷、看管仓库之类“半劳力”的轻便活。
初到时，我住在一家姓许的农户家中，他自称“房东”。后来，上面为知青造屋的款项拨了下来，一年半后，知青屋造好后，我们都搬到知青屋去了。
我们的知青屋是一种泥墙房、简易的农民住房，条件比起别的村庄的“知青点”来说，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因为我所在的大洲虽然是全县最偏僻的几个公社之一，但是森林资源丰富，木材蓄积量在全县排名居前位。所以，我们的知青屋是比照当地乡民住房建造的，“麻雀虽小，样样不少”，竟然还有一个小搁楼，土坎驳墙，地面是用黄泥拌上石灰敲打而成的，虽然不很结实，但是也显得平整。楼下，前面吃饭、摆农具，后面还有一个灶头，可以用柴火烧饭，灶头边上有一扇小窗子，窗外就是邻家的菜园。屋内，还有一个小木梯直通搁楼。
一般来说，当地人多住在楼下，搁楼是摆放粮食或堆放东西的。在小搁楼里摆了一张木床，铺了一些稻草，这就是我的“家”了，还有一张两个抽斗的桌子。举头就能见到屋顶上的瓦片，晚上睡在床上，透过瓦上的漏洞居然能见到星星。但是，此屋子却从来不“漏”。我找来一些报纸，将屋顶与墙壁用旧报纸糊了起来。
初时，我们点小油灯。没有过几年，村里也有了小水电站，到天黑时，居然能用上电灯了。屋子不远的地方就是溪滩，早晨自己到溪畔挑水；息工后，拿着脸盆到溪边洗衣服。
夏天，大家在溪下游的一个潭中洗澡。金村的溪水特别好，清澈见底，仔细观察，总能见到水中的游鱼窜来窜去，这种带花纹的鱼，当地人称“石斑鱼”。农民经常捕来改善伙食。
晚上，社员多到生产队的礼堂去“评工分”。当时，小队评工分是这样分摊的，一个“正劳力”，也就是男当家人，为每天“十分”，妇女称为“半劳力”，为“六分”。我们知青虽然也是青壮劳力，但从城里下来，没有干过农活，算是“半劳力”，与妇女工分一样。但是，对于知青，上面有文件规定要“照顾”，因此给的工分是七至八分．．．算是相当优惠了。生产队对于有些特别壮实的劳力或者大队干部，定为“十二分”。按照村子收成的比值计算每年的“分红”，没有特别的天灾人祸，多数年份，每十个工分的比值大约是八毛钱。
秋收以后，农民派我去晒谷，也就是将收获的稻谷，清晨从仓库中挑出来，摊在一张张大竹篾席上晒；等太阳下山以后，再把稻谷收进仓库。每天一大早从仓库挑出来，傍晚再挑进仓库；平时只要过个把钟头将晒在外面的谷子翻一下就行了，这类活算是较为轻松的工作，平时多照顾一些村中德高望重的老年乡民去做。如果是阴雨天，还需要将新鲜稻谷摊在走廊上晾干，怕堆在库中的稻谷霉变。
不难看出，生产队对我们这些知青特别“关心”了，让我做这个“美差”。
后来，我也察觉，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放在仓库中的粮食是“集体财产”，谁去看管，对于别家来说，都不太放心，我们知青单身一人，那个小屋能存下多少东西，又吃得下多少呢？再说是“上面来的人”，名正言顺要“照顾”的，场面上也过得去。
每天一早一晚，我将谷子挑出来，又挑进来，周而复始，此活也相当累的，好在只要早晚忙碌一阵子就行了，再说仓库就在晒谷场旁边。每担谷子，装满了有一百五十多斤重，如果箩筐装得浅一点的，也有百多斤重。好在挑的路不长，虽然我从小没有挑过东西，煅炼了几个星期之后，也能胜任此一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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