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起来，在母亲与金冶、王流秋等人的谈话中，金先生口口声声说，57年给我们这些人“戴帽子”是冤枉的，搞错人了。
其实，反右运动以后，有哪个右派分子不说自己是冤枉的呢，错“整”了好人，当事人也好，旁观者也好，普遍感觉到，自己并没有别人给按上的那些罪名？
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我父母亲，以及他们的同事，其实都是一些才华非凡的好人。
过了好长一段时期，我才听懂，金先生所说的“冤枉”与“错整了人”的话，其实还有一层与旁人理解不同的另一种意思，他所说的，美术学院的反右斗争“搞错了人”，指的是在“反右运动”初始时，王流秋、金冶这些人仍在美院当权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好“斗争”一些人了，将这些人划为“右派”。
根据“反右派运动”的要求，他们准备“整”的那些人，也就是当年林风眠做校长时，手下的“艺专”教师，按当时说法，就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金冶们始终不渝地认为，这些教师才是真正的右派，而后来将他们划为右派，则是“搞错”了。
反右运动过后的许多年里，金冶坚定不移地认为，“他们”，只有那些旧知识分子才是货真价实的“右派”，美院的反右运动走“偏”了方向。
那么，怎么会走“偏”了方向呢？
金先生说，他们初到杭州时，因为来自解放区的“鲁艺”，来自“华北联大”，以接管“艺专”的身份出现在原来“艺专”的教职工面前，总是以“老革命”、“红色专家”自居。
后来，美院从嘉兴公安局调来一个人当保卫科长，这个人就是高培明。金冶这些所谓“党内专家”初时并没有把这个专搞政工的高培明放在眼里，依然掌握着“反右运动”的领导权。
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校长江丰出了问题。五十年代时，浙江美术学院称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事情查到杭州来了，江丰与金冶这些人一样都是从延安的“鲁艺”、“华北联大”过来的人，原来是“一条线上”的人，于是，高培明便胡诌了一个分院有江丰集团的“代理人”，于是乎，那些从老区来的干部，便一个一个地成了“江丰集团”的成员了。反而是让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旧知识分子”漏了网，“党内专家”转眼间便成了阶级敌人，令他们百思而不得其解的。
文革时，高培明也成了“资产阶级当权派”，被关进了“牛棚”。
听金先生说，高培明在“牛棚”里“左右不是人”，造反派当然说他是“资产阶级走资派”，但是，同样关在“牛棚”里的右派，也骂他，当年反右时错“整”了老革命，而且，比高培明先生资格还要老得多的老革命。
顺便说一句，别的单位在六十年代时，多数都“落实政策”，陆续给右派“摘了帽子”，可是，高培明却“顶”着，就是不给他们“摘帽”，这也是金冶这些人忿忿不平的事。
后来，金冶说，文革结束后的八十年代初期，江丰先生首先获得“平反”，复出，担任中国美协主席、党组书记后，江先生亲自跑到杭州来，为受他牵连的“江丰集团成员金冶等人做平反工作。可是，高培明仍死顶着，拒不执行上级指示。后来，实在“包不住火”了，只好调出美院了事。他们这些“右派”才获得平反，得到澈底的“纠正”。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金先生不无感慨地说，高培明的“兴起、发迹”，全靠“反右运动”，如果当时高培明为他们这些右派“摘了帽”、“平了反”，就有可能否定美院的“反右运动”的辉煌成果，那么，他又往那里摆呢？他也有不得已之处啊！
金先生恢复名誉之后，老当益壮，焕发了第二青春。勤于创作，笔耕不止，诲人不倦。他常说: “画品如人品，学画先学做人，只有正直的人品，真诚的艺术态度，强烈的事非观念，才能画出好画!”先生之画，朴拙厚重，色彩雄浑，情感奔放，极富个性。
改革开放后，他先后在北京、巴黎、台北、香港、上海等地举办多次个人画展，得到各方器重，同时其品行也深受许多人的敬仰。
金冶膝下有二儿二女，都因“五类分子家属”只能读到初中，上山下乡。
上世纪八十代后，儿女均移居香港，今日事业有成。他的二个女儿，金力明、金力美现已成为香港知名姐妹作家。所创作之儿童文学、小说、散文等多次在海内外获奖，圈内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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