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村经济
当时，全村的经济来源大约主要分这样四大块，一是靠村庄附近的农田收入，以维持村民的基本口粮；二是在山上种植玉米、番薯等杂粮，作为辅助口粮；三是砍伐山上的木材，出售桐籽的收入作为“活钱”，年终时的分红，多为山林收入。大队还办了种猪场、榨油厂等集体企业；四是农家屋前、屋后自留地种植的蔬菜，或者农家自养的鸡、猪之类的农副产品。这些收入大家都看在眼里，因而，谁家每年收成多少，谁家有多少“闲钱”，谁家日子“难过”了，不用说，各户心里都有数。
村中较为“富裕”的几户农民，一般多有子女在外地工作，每月会寄回一些零化钱。这是村民最为羡慕的家庭，老人们也常常以子女在外地务工，或当干部，能寄回一些零用钱贴补家用而骄傲，这些人也是村中最受尊敬的长者。从老人们的闲谈中，也常常听得出来，那家儿郎“孝顺”，每月寄回多少钱来，哪家儿女“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
他们常常议论的话题就是，某家子女每月在城里赚七、八十元工资，夫妻俩人加起来高达一百余元，居然不给家里寄钱的。在乡民的口中，这些人几乎是“大逆不道、忘恩负义、不孝儿郎”的代名词，成了人们最看不起的人。农民最怕的事，也就是那些含辛茹苦将儿女拉扯成人，不寄钱回家、不孝敬爹娘的晚辈。
这种人在村中最遭人白眼。长辈们在讲话或教育儿女中，口口声声都可以听得出来。
村民每到年终就要“分红”，所谓分红，也就是到年底时，将生产队分去的粮食、杂粮等的基本生活扣除后的净收入，还有结余的款项。一般来说，一户农家年底扣除口粮等外，能有一百多元的分红，就可以算是一个村中“上乘、富裕”的家庭了。
不难看出，在农民眼里，如果有子女在外当干部，每月赚六、七十元，俩人相加高达一百多元收入，而且“旱涝保收”。在当地村民眼中，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村民在乡里，一年“分红”也只不过百十多元收入；村里甚至还有许多“倒挂户”，也就是年终分红时，拿了生产队的口粮后，结算起来还不够开支，仍欠了生产队的口粮钱。
如果在城里工作的后辈不将钱寄回来接济乡下的父母，岂非“不忠不孝、大逆不道”之人么？….千百年来，“农耕中国”的基本经济特色。
金村虽然是一个当地较为富裕的村落，但是人们手中的“活钱”并不多，除了生产队分的口粮外，如果平时要买一些生活日用品或针线、衣服、吃点肉等的话，只有另想办法。村中只有一家代销店，可以买到诸如，食盐、酱油、糕点之类的东西。
一说到“鸡屁股银行”，在那个时代是一个相当熟悉的名词，过来人都会相对一笑，因为如果乡民要买一些盐、老酒、酱油之类的生活用品，只有依靠家中养的老母鸡生点鸡蛋，然后拿着鸡蛋到代销店去换点日用品。
当然，村民吃的蔬菜，全靠自留地的产出。公社对于各家能有多少自留地都有严格的规定，到了乡下，一眼望去，那块地是“自留地”，那块地是集体所有，不用说，一望即知。
小小的菜园，经过农民的精心调理，得到了最大的产出，绿油油的蔬菜，搭着竹架的瓜棚，宅院旁边还栽了果树。春天，村前、村后桃李、梨花盛开，可谓万紫千红，美不胜收；一入秋，屋前、屋后梨子、柚子飘香，令乡人不由喜不自胜。
常年来说，金村田地不多，农田收入有限，甚至连村民的基本口粮也难于保证，因此，大队经济主要来源于山林。农田的春种秋收的活计做完之后，正劳力多上山砍伐树木，然后，将树木用独轮车运到山外下涯埠的森工站出售。出售木材所得，就成为大队经济的主要收入。每年春季或秋后，还要放一次排，就是将木头推进溪里，村中的男劳力全部出动，原木顺流而下，一直放到溪头，金村的小溪一直流到下涯埠后，那里有一个森工站，由他们收购原木，转售给木材厂等单位。这种不停地砍伐树木，有人斥之“吃子孙饭”。
秋后，对于男劳力来说，还有另一个任务，就是摘桐子和“烧碳”。桐子是建德的主要出产之一，可以卖给供销社，用做炸桐油；所谓“烧碳”，也就是由男劳力上山，将低矮的罐木丛砍倒，晒上一个时辰，然后点上一把火，烧成碳后，挑到山外卖给供销社，收入作为大队的另一块收入来源。
一到秋后，或者春闲时节，村中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去“畚田”。所谓“畚田”，也就是将在溪滩边上砌起石堪，将水道围在溪道中。石堪后面，从山上将泥土一担一担地挑下来“畚”成田地，颇有点“愚公移山”的精神。
同时，人们也将山上树木砍伐以后的山地，围垦成一排排的梯田。这样的劳作是在公社大会动员、文件的指示下做的。畚田的场地上，往往贴着许多鼓动人心的大幅标语，诸如：“农业学大寨”、“敢叫日月换新天”、“天定胜天”等等，以鼓起人们战天斗地的干劲。
有时，一入冬公社还会“派”任务，抽调各生产队社员到北坞去兴修水利，造一个北坞水库。干部们一再强调，北坞水库造好之后，全公社人受益。但是，轮到金村派工，干部与村民都不太乐意，他们说：“如果旱灾来了，水库放出来的水，全供给了水库下的几个生产队，哪还会有水流到金村来。”
当然，在北坞修水库“出工日”的工分，全都记在生产队账上，由各家分摊。
因而，公社派出“兴修水利”的任务，对于金村人来说，有点上级命令，照章执行，不计酬劳….“做贡献”的意味。在水库工地上，常常红旗飘摇，标语特别显眼，广播鼓动之声震耳欲聋，公社干部们轮番上阵，再三催促动员。
秋后、冬季，村民就是干这些工作、这样的活计，一直持续做到冬季霜雪或下雨之时，农民才息工回家。
总体上来说，对于一般农户来说，土地、山林全靠集体所有，各家农户只有少量的自留地种菜，金村是一个以山林为主的村庄，山林占90%以上，队里分的粮食不够吃，但是乡民也很有办法，就是在山上、溪边或人迹罕至的地方偷着种点番薯、南瓜之类的作物，以弥补口粮的不足，番薯很管用，能储存着当粮食吃，番薯叶、藤还能用来喂猪。
但是这样“小做小弄”方法，常常引发争议。个别人看到别人这样偷着干了，自家没有种，或者种少了，感到吃“亏”，便去揭发，接下来便是一阵争吵。
金村社会
金村在大洲公社是一个远近闻名较为富裕的大村落，一百七十户余人家，大约六、七百人，多数村民姓“刘”。关于村名的由来，乡人说，因为刘姓的“刘”字老式写法是“金、刀”刘，故先人不以“刘村”命名，而以“金”字为首，取意“黄金，聚财也”。
不过，村中老人也有另一种说法，村后有一座山头，称避暑岭，远观山势形若“金”字，故而名之。
但是，作为“刘”姓村民，虽占本村人口的多数，但在村中并不十分“得意”，因为刘姓村民中辈份高者，多数“成份”不太好，以地主、富农、上中农成份者居多，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当然是相当吃瘪的。村支书、大队革委会主任等关键职位多数由外姓掌握。例如，最有实权的公社党委委员、大队支书、革委会主任由一个叫卢炎生的人担任。听说，此人是五十年代从外地逃荒跑到金村来的；副支书由一个姓洪的人做，也是一个外来人，洪支书曾当过几年兵，在部队中入的党，跑过不少地方，村人都认为他“见多识广”。村中凡有“大事”，诸如，年终分配、外来蹲点干部食宿、知青上调、“推荐”上大学、参军或招工名额等等，都是由卢支书和洪队长说了算，其他人的意见只是“参考”而已。
当然，刘姓族人辈份较高的另一个人便是刘际亮了，当年我初到金村时，他已五十岁开外，担任着金村大队的“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主任，所谓“贫管会”主任，主要负责“村小”、合作医疗和知青的管理等工作。
实际上，他的所谓“主任”，只是一个不拿工资的空头衔，并无真正的实权。一则因为刘大伯没有什么文化，自然管不了学校老师的教学工作和“合作医疗”；二则刘大伯很会做人，在各方的较劲中，他都是一个能接受的人。排名虽在支书、革委会主任后面，讲的话却是全村最叫得应的人，并且经常“倚老卖老”。
刘主任在村中颇有威望的另一个因素，他有三个十分得力的儿子：大儿子高中毕业后回乡，培训后，当了大队的“赤脚医生”；二儿子中学毕业回来，就被送出去学开拖拉机，成了村中唯一一辆拖拉机的驾驶员；小儿子那年仍在中学读书，成绩不错。据刘主任说，只要小儿子读得上去，一定“推荐”他去读大学。
因为儿子在村中特别“出跳”，全家经济收入较好，在村民中颇有“号召力”，就连村里说一不二的卢支书，见了他也要“让”三分。
我们初到金村时，村中空地旁还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刘姓宗族祠堂，虽然已经破败不堪。但是，从雕刻精细的梁柱上，仍能隐约见到当年的恢宏。可以想见，刘姓在当地是一个相当有影响家族。
村中最“有权势”的人，除掉支书、生产大队长、贫管会主任外，也就是会计了。会计叫刘干民，掌握着村中的财权，大家最关心的每年“分红”都是由他张榜公布的，因为是大队会计，高中毕业，有“文化”，会打算盘珠，农活干得不多，仍能拿到仅次于支书、大队长之后的最高工分。尽管他每年出工的日子不多，而且经常借口“结账”，跑到外地走亲戚，回来却要报销工分，村民对他的“议论”却不多。
虽然他姓“刘”，但是此人经常自称是卢书记的“狗腿子”，也许旁人在这样“议论”，索性他将这个词汇拿过来“自嘲”。坦率地说，金村就是由这几个人“掌管”着。
刘姓族人中最德高望重者，叫做刘保民，我们到时他已经是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听人介绍，他早年到上海去，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工人运动。后来，脱党了。一直在上海邮电局工作直到退休。退休后，刘保民回到了老家，在金村安度晚年。老伴早已过世，他请了一个保姆帮他做饭、洗衣，料理家务。
刘保民是一个村民常常叨唠的人，因为他的退休工资高达八十六元，按月寄来，从不出岔错，一个人每月收入86元，对于村民来说，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因为，公社书记、革委会主任等国家干部，最高工资也不过五、六十来元。
四乡百姓只要一谈到刘保民，无不带有几分敬慕之意。
金村溪穿村而过，有一座小木桥与对岸连接，对面山坡上就是金村学校。校中的教师大抵是上面派下来的。当地人称“完小”，因为这所学校1—6年级齐全。
木桥边，有一家代销店，一个店主兼营业员。一大早，就要推着独轮车到四里地外的许村进货，代销店也代为收销农副产品。
大洲地形
金村所在的大洲公社在建德县的北部山区，与整个公社处的地形相同，呈窄长状，一条长长的溪流穿境而过，也就是“大洲溪”，两旁是高耸入云的大山。何以称作“大洲”？
据清光绪《严州府志》载，原叫大周，周围的“周”，意为周围是山脉，中间一块沃土。不知何年，山洪瀑发，将这里冲成一片沙洲，“周”与“洲”同音，遂称大洲。
大洲溪是新安江源头的一条支流之一，其实，如果在金村前那条蜿蜒曲折的小溪，也叫做“大洲溪”并不很恰当，因为从来没有乡人这样称呼它。
此溪发源于公社最北面的北坞与日晒坞，溪水流到大洲，叫大洲溪；流到洪村，称洪村溪；流到金村，又叫金村溪；过了金村，便是下面的许村，人们把它叫做“许村溪”。
流水出了许村便进入了另一个地方“下涯人民公社”，地图上标明了，称之“下涯溪”。最后，在下涯埠村的出水口，注入浩浩荡荡的新安江长流。
如果人们走到公社最北面的北坞和日晒坞，翻过岭就是邻县淳安和桐庐。
我虽然在金村生活了近十年，后来又成了民办教师，但是，于公于私，我从没有到过公社最遥远的地方，北坞、日晒坞。
尽管与我们一起下乡那几位漂亮女生被分配到了那个最偏僻的北坞、日晒坞。她们多次邀请我们到日晒坞去玩，可是，安排在外面村庄的知青们从来没有发起过兴趣，想到那些最偏僻的地方看望她们。
只是偶尔在公社开会时，大家才又一次相遇，多数时间只是相对“苦笑”，我没有听见过她们的发牢骚。在知青看来，虽然外面村落生活条件虽然好一点，但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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