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有一位同学，叫金力文，平时很谈得来，且我知道他的父亲也是右派，彼此有点同命相怜的意思。
一直到文革时，我与金力文和他的哥哥金力强常有来往，大家都有相同的命运，凑在一起谈天说地，谁也不用嫌弃谁，说话也没有什么顾虑。不久，我与金家父亲金冶先生也相当熟了，有时，金先生带孩子们出去作画，我也跟着他们一起去。那时金家就住在岳坟街不远的灵隐路十号，位于玉古路与灵隐路交界处不远。
有一次，母亲对我说，她与父亲初来杭州时就借住在那所房子里，那里曾是父亲老师雷圭元先生住宅。当母亲听说我同学父亲是一位画家，就住在那所房子里，便想进去看看，旧居究竟变得怎样了。
此屋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雷先生时任杭州“国立艺专”教授。据说，小楼是雷先生亲自设计的二层西式别墅，平面方形，木格门窗，坡项洋瓦，立于道旁，隐于绿荫梅丛之中，显得分外幽逸超然。其实，雷教授在此居住时间不长，房屋完工未久，抗战爆发，“艺专”西迁，雷先生也撤退去了四川。
抗战胜利后，雷教授回到杭州，居住于此。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雷先生调到北京工作，出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副院长，此屋转让给浙江美术学院(时称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成为教工宿舍。美术学院的不少职工曾先后在此居住。
小楼靠近灵峰，常有艺术家灵峰探梅，顺路进来喝一杯茶、聊聊天，画家王流秋是金家的常客，见屋后有腊梅数棵，院内暗香浮动，便戏称“梅斋”。
金家上世纪六十年代后，从乡下回到杭州，就居住那里。
王流秋先生
1971年以后，“林彪集团事件”爆发，原来整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资派、右派分子特别凶狠的“造反派”，居然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余党，被抓了起来，而受到他们迫害的人居然又被“平反”，对于右派分子的“管理”略有松懈。
因而，金冶的一位同事王流秋先生便会偷偷溜到金家来聊聊天，也许按现在的行话来说，就是彼此“取暖”罢了，大家都是“落难者”，也不用相互看不起，或者担心对方“揭发”自己。我从乡下回家，有时借傍晚出去散步和机会，与母亲一起到金家去聊聊，借此母亲也可以舒解一点心理压力，恰巧王流秋先生也在金家。
当时，金家门前有一排树木，灵隐路平时行人不多，晚上较为冷落，雷宅隐于树木之中，进出的人不易被人察觉。虽然金家那时只有一个较大的房间，还有一个搁楼上的小披屋给儿女住，但是那个房间却面对着大门，加上门前树木较为隐蔽，不为人注意。
虽然那时雷宅的整幢房子也住着七邻八舍，但是美院邻居与我们楼下的任家大不一样，他们不爱多管“闲事”，所以王流秋虽然常常晚上也偷偷跑到金家来聊天，但是却没有人去学校“揭发”，右派分子相互“串联”。
从金力文那里我已经知道，王流秋是浙江美术学院的第一任党委书记，年青时，曾在云南流浪过一段时间，抗战时，到了延安，与金先生同样曾是“鲁艺”和“华北联大”的同事。
只是反右运动时，不幸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两人都有相同的经历，彼此对绘画的爱好，便成为知己。每到文革稍有松懈的时候，晚上，王流秋便偷偷摸摸地溜到金家来闲聊。
其实，在反右以前，母亲对金冶、王流秋一帮人并没有什么好感，因为父亲初到杭州时，与住在玉泉路、灵隐路他的几位“艺专”老师，诸如，林风眠、吴大羽、林文铮等人还有来往。50年代后，自从王流秋、莫朴、金冶一帮人到了“专艺”，便把林风眠等人“挤”走了。那时，吴大羽有一个助教，名叫丁天缺，是父亲的老同学，便跑来说了很多他们的怪话。
现在，大家都成了“落难者”，也不用讲究那么多了，母亲便问：“丁天缺说你们这些人特别霸道，还诱骗过一个女学生，在美院闹得沸沸扬扬，有这样的事吗？”
王流秋对“诱骗”女学生一事矢口否认。不过，对于丁先生评论他们这一伙人“霸道”，只不作表态，淡淡一笑，说道：“当年从延安到东北，再从东北过来，随军南下到了杭州时，对于林风眠那些原来的‘艺专’教授确有些看法，做法也太妥当。”
记得有一次，王流秋问母亲：“离开‘艺专’以后，林风眠到哪里去了？”
母亲说，五十年代以后，我们到上海时去时，曾去看望过林教授。不料大门紧闭不开，敲了半天门，才出现一个老太太，从门缝里向外张望，说道：“林先生出门了，不在家。”
后来，妈妈从旁的朋友那里知道，五十年代以后，林教授一直就住在上海寓所，闭门谢客，对外界来说，林老师只有一个“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的名义。
母亲感叹道：“林风眠真是运气，如果仍恋栈职位，即使反右时没有搞到，也逃不过文革。”因为历次运动中，林教授没有地方“上班”，人家也无从寻他的罪名，侥幸逃过了大难。
金冶先生
金先生是满族人，除嗜绘画写作外，好拉一手二胡。每到月黑人静之时，路人便会听到小楼传出幽幽二胡之声，时而凄厉哀怨，时而激昂慷慨，乐声苍劲传神，如悲似怒，如泣似诉，尽诉先生传奇人生，发人深省:
金冶早年奔赴延安，曾任鲁艺、华北联大教师。解放后，历任东北大学、天津美协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教授，创办多种美术理论杂志。
未料，恰逢盛年之时，遭人陷害，被错划为右派，全国美术界轰动一时的“江丰集团”，金冶被谬指为浙江代理人，无端编造出了一个浙江美术学院的所谓“三金三霸”（其他二位受牵连的艺术家是金浪、朱金楼先生）。由于金冶生性刚毅，从不低头、从不倔服，十余年如一日。故而，遭人污辱殴打，已成家常便饭。
某日，金先生“劳改”回家，凑巧被一造反派撞上，教授虽阅尽人间风霜冷暖。但是依旧神清骨秀，儒风不减。造反派见状，大怒:“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阴魂不散，还敢如此嚣张!” 次日，召开批斗大会。当众将先生一脚跌翻在地，并踩上一只脚，声嘶力竭地呼叫:“金治不投降，就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到造反派喊得口燥舌干，精疲力竭，先生才能从地下弯腰起身，抖了抖尘土，说道:“在下叫金冶，非金治，莫要喊错人了。”此事一时传为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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