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上山下乡了。那时我们那一代中学生几乎全部要上山下乡（除了少数当兵或残疾智障的人以外，都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来，人们称作“老三届”，也就是将66、67、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

报纸上将“老三届”学生全部送下乡，称为“全市一片红”，市民又称“剃光头”。

我是居民户口，人们将我们这批人的户口直接全部迁到黑龙江的建设兵团，清除出杭州，美名曰：“不在城里吃闲吃，要到农村去继续干革命”。

姐姐已于我先到杭州附近余杭的鸬鸟公社后畈大队下乡了。

我的户口原来是被迁到黑龙江的依兰县去的，当时已有不少人先我们而去了，听他们说，去建设兵团比较好，虽然也是到农村去，但是建设兵团有一定的工资，至少可以“自顾自”，到农村去比建设兵团更苦。我作为“黑六类”子女，当然最艰苦、最“光荣”的地方由“黑六类”子女去。

但是不知那个人在开会的时候说了，这个人是“右派分子的儿子”，让他到建设兵团去，太便宜他了，再说依兰靠近苏联，说不定他会逃到苏修那里去的。

是的，那些日子不时有消息传来，有先去的知青越境跑到苏联去了。于是，如果有人跑到苏修那里去，当时称为“叛国”，其家人就要吃苦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于是，他们就把我“搁”了下来。因此在家里，我又多呆了几个月，直到又有了新的指标，这次是去杭州地区较偏远的县份建德。

在我下乡前的五个多月前，杭州刮了一次“红色台风”，将城区的五类分子、流窜分子统统抓起来，关到祥符桥的杭州造纸厂劳动。母亲也被在半夜里被一伙乱哄哄的人叫起来，带走了。先押在一个大礼堂里，后来又被“遣送”进杭州造纸厂“劳动改造”。

也许当时居民干部们认为，就这样让母亲挂牌扫岳坟街太“便宜她”了，便将母亲与一些所谓“流窜犯”、“坏分子”、“小偷”或者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人”一起关了起来监督劳动。

我与父亲俩人蹬着自行车去祥符桥的工厂看了她，母亲身陷“隔离劳动”中，当她出来看我们的时候，看起来脸色十分憔悴，衣服虽然很凌乱，但是她还是梳理了一下头发。

在造反派的监督下，强作笑脸地对我们说，到农村去锻炼锻炼也好的,对人会有帮助。我在这里边比在居民区还要好，没有人打我，没有人骂我，也没有人罚我跪，不用挂牌劳动，干活时他们都很照顾我的，一些强度体力活，也没有叫我们做，你们不用担心。

爸爸给母亲带去一些洗换衣服及日常生活用品，记得父亲还在母亲的洗换衣服里偷偷地放了几块奶油糖，说是给母亲“补”身子的。不过，在当时对于普通人来说，能吃上奶油糖果已经是一种很奢侈的事了。

父亲对我说，现在我还有工资，每个月给你寄十块钱，生活你不用担心。

我在农村的这些年，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十块钱可是一笔不小数字的钱了。

姐姐由乡下回来送我，她告诉我，其实，乡下也没有别人说得那么苦，反正年纪轻，去去也就习惯了。临行前，父亲与我及姐姐三人到杭州大华照相馆去拍了一张照片（图），照片中只有我们三人，因为母亲关在造纸厂劳动，不能回家送我。

可以说，我在乡下的生活条件，比起别的知青还要好一点，因为我毕竟有父亲每月定时给我汇来的十块钱，此事也成为别的知青与农民常常议论我的话题。

七十年代以后的母亲

我下乡后，父亲一个人孤单单地守在家里。未久，母亲被造纸厂放了回来。

母亲从造纸厂回来以后，人憔悴了许多，精神状态恍忽，被叫到居民区训斥后，指定楼下任家继续监督母亲一举一动。可是，楼下的任家却不如以前那么疯狂失态了，但是他们仍自命“工人阶级”，对“五类分子”的监督视为责任。

说来也不奇怪，按当时“清理阶级队伍”高标准来分析，任家其实不能说“纯粹的工人阶级”，但是却有一个当“造反派头头”的女婿，北山派出所的莫所长，他们有恃无恐。

文革初期，莫所长当上了西湖区造反派头头，后来又爬上了杭州市的领导，可谓不可一世。谁知好景不长，莫所长的“市领导”没当多久，1971年9月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事件”爆发，莫所长被抓了起来，成为林彪集团在杭州的“爪牙”，判了刑，送进了监狱。

他们仿佛“泄”了气，对母亲的“看管”并不如以前那么刻薄了，除了常常在楼下大骂母亲“扫地不干净、偷懒、资产阶级思想”，并且纵容几个孩子漫骂母亲，扔石子、吐口水外，也想不出什么更刻毒的办法来欺负母亲了。

那几年我与楼下任家的孩子常的冲突，有时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

母亲看见吓坏了，再三劝我不要与楼下争执，将来到头来吃苦头的人，还不是母亲。

那些年，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半年大运动，数月小运动”，父亲保护不了母亲，仍采取老办法，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便将母亲送进杭州的精神病院，他从医院弄来“医生证明”，他到处对外向人解释，母亲家有“遗传性精神病”。

经过姐姐在居民区的那么一“闹”，母亲的心灵更加孤独了，她以前还能听到人们对她偷偷对说的几句同情话，还会投来同情的眼光。但是，自此之后，母亲走在街上，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她觉得对不起那些曾经怜悯同情过她的人，她的那些好心的朋友们。

但是，林彪事件以后，对母亲的压力确实不如往日那么沉重了。

因为我家离西湖不远，母亲晚上还能偷偷到湖边走走，但是她一出去“散心”，只要我们发现妈妈不在家了，大家都会特别紧张，父亲与我就要到西湖边的各处去找，等她自动回来后，大家才放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