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节 从照顾残疾人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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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挪威,我们没有很多逛大街的机会,到了斯德哥尔摩,因为瑞典学会离我们住的旅馆不远,旅馆又坐落在河边的繁华区,所以便于我们徒步跑来跑去。首先,叫我奇怪的是,瑞典的残疾人好像特别多,在街上走一段就会碰上一个,多半是坐轮椅的瘸子或瘫子,还有盲人高视阔步,看他的样子,真如同他到了无人之境。
瑞典已有一百七十多年没有经历战争,哪来的这么多残疾人呢?第二天,我在街上走的时候,又发现街头的红绿灯还附有另外一种装置,就是和红绿灯相应的发声器。红灯亮时,发声器发出缓慢的节奏,嗒、嗒、嗒……大约一秒钟发出一声;换了绿灯,发声器就连续不断地响起来,嗒嗒嗒嗒……像警铃似的,催人赶快过马路。
霍尔小姐告诉我,这是专为盲人设置的。盲人看不见红绿灯,但能听见嗒嗒嗒的声音,以此来判断能不能过马路。
瑞典学会欢迎我们的午餐会散席以后,我们一行人穿过一个街头公园回旅馆,陪我们散步的马悦然教授指着一个电话亭说,当初,街上的电话亭很小,只能容下一个人,后来,电话亭改修大了,那是为了坐轮椅的残疾人便于打电话。我们注意看了一下,电话亭的门槛是坡形的,残疾人很容易把轮椅推进去。
不但电话亭的门槛是坡形的,商店等许多公共场所的门前要么没有门槛,要么也是坡形的入口道。还有,凡是我所看到的瑞典公共场所的厕所,都有专为残疾人使用的单间。标志是门口贴着一个坐轮椅人的剪影。
据一本介绍瑞典的小册子说,瑞典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个特点,是只要有可能,就给那些需要特殊帮助的人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现金补助。例如,市政当局还有小型公共汽车,使那些残疾人能到各处去,不单是送他们到绝对必要去的地方,并且也满足他们参加文化活动、社交活动以及正常人能参加的其他方面活动的愿望。小型公共汽车我没见到,也许是见到了而我没注意,但仅就街头和公共场所提供的这些条件来看,怪不得残疾人可以到处走了。并不是瑞典的残疾人特别多,而是瑞典的残疾人上街特别方便。
快要离开瑞典的时候,我们难得有半天空闲,霍尔小姐征求我们的意见,还要看些什么。我因为在国内为了我三岁的儿子上托儿所很伤脑筋,于是提出要求到托儿所去参观。那天,是由已经怀孕的特南德夫人陪我们去的,她自然也会对托儿所感兴趣。
我们参观的是一家中等水平的托儿所。它内部的设备不必详细介绍了,使我最感兴趣的却是这样三件事,或者说是这样三个人:一个是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小女孩。这个金发的小女孩和我儿子一样大,在一个单人房间的地上爬着。她面庞消瘦、苍白,看得出来她带有一种病态的急躁,一面玩着玩具,一面表现出骚动不安的情绪。一会儿,外面响起了哨音,孩子们要集合进行集体活动了,一位穿草绿色服装的男“阿姨”进来,把她抱了出去。隔着玻璃窗,我看见她混入一大群活蹦乱跳的孩子们当中了。
托儿所负责人告诉我,瑞典对患有残疾的儿童采取这样的措施,就是不把他们当作有残疾的人,使他们从小就和健全的儿童生活在一起,消除他们的孤寂感,培养他们的自尊心和尽可能独立生活的能力;另方面,这样做,对那一群健全的儿童,也可以逐渐培养他们关心别人、同情别人、帮助比自己弱小的人的道德心和责任感。她的这番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我们告别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患小儿麻痹后遗症的小女孩,脸上已经展开笑容,在草坪上和孩子们玩起小皮球。
另一个,是波兰移民的小男孩。这个男孩有五岁,刚来瑞典不久。他现在一方面要学瑞典话,一方面还要学波兰语。教波兰语的老师,是托儿所专为他请来的,据说一个星期要学四小时。也是那位托儿所的负责人告诉我们,瑞典对外来的移民,并不要求他们同化在瑞典人当中,相反,还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包括尊重他们自己母国的语言。这样一个小小的托儿所,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孩子,还专门花钱去请一位波兰语(这种语言远非国际通用语言)教师来教课,的确是体现了这种政策。
最后,值得一提的就是那位穿草绿色服装的男“阿姨”了。刚进托儿所,我还以为他是来托儿所干活的电工或清洁工,后来看他给孩子喂奶、换衣服、抱进抱出的动作都很熟练,才好奇地问他干的是什么工作。听说他是“阿姨”,我更为惊奇了。在我国,有些高中毕业的女学生还不愿去托儿所当阿姨,觉得这种工作“低级”、“没出息”,还需要我们在报纸上、广播电视上广泛宣传这种工作的重要性和崇高性,而这里倒有一位漂漂亮亮、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乐此不疲,不由得我要通过翻译和他攀谈起来。
据他说,在瑞典,百分之四的托儿所工作人员是男性。他在职业学校毕业,学的就是幼儿教育。一个托儿所有男“阿姨”,比较便于应付某些妇女难以应付的紧急情况和特殊情况;另外,幼儿教育也并不是专属妇女的事,比如对男孩子的心理和生理状况,男“阿姨”理解得就比较透一些,还有一种男孩子,天生就有爱和叔叔而不是和阿姨接近的性格(当然,大了以后可能相反)。
我问他:“你喜欢这种职业吗?”
“很喜欢,”他真诚地说,“我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
我紧紧地握了握这位男“阿姨”的手。回国后,许多我见过的外国人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都淡薄了,而这位消瘦的、个子不高的男“阿姨”却经常出现在我眼前。
瑞典没有我们称之为“全托”的托儿所,只有他们称作“日托中心”或是半日制的幼儿园,都由市政府负责。入托是免费的,如果有家庭妇女愿意在自己家中开办“日托中心”,市政府就给予一定报酬,以缓和目前“日托中心”不够的状况。“日托中心”办得好不好,设备全不全,则要看它属于哪个街区了。收入较高的人聚居的地方,“日托中心”就办得较好,反之则差些。我们参观的这个托儿所,是位于中产阶级居多的街区的。
从孩子自然会想到成人。我不想照抄瑞典的社会福利措施,只谈谈我所见到的几件事。
我们拜访了瑞典作家协会后,瑞典作协的领导人请我们在附近一所以做鱼出名的餐馆去吃午餐。席间的谈话很随便,一位律师——瑞典作协的秘书长指着满堂的顾客告诉我,来这里吃午餐的,都是附近公司的雇员,他们中午不回家吃饭,可以享受公司给予的一定数量的补贴。
“补贴大约有多少?”我问。
“大约相当一顿饭的百分之八十。”他说。
但是,他又说,瑞典人纳的税特别高。恐怕是世界上纳税纳得最多的人民。一个中等收入的全天上班的雇员(譬如说一年收入六万克朗),他就要交纳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直接税。
“那不是他就所剩无几了吗?”我算下来,一个雇员一年要交两万多克朗的税。
“哦!”他微笑着说,“不会的。我们有各种各样逃税的方法。”
关于这位律师教给我的逃税的方法,需要专门介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对人的关心和照顾,是有许多应该称道的地方的。
现在,我们再掉头回到挪威去。那天,内塞女士陪我们到山上的派克饭店赴作家们的午餐会,我们坐有轨电车上山,从我们上的那个车站,直到举行冬季奥运会的那座我们从电视机里已经很熟悉的滑雪台,沿途无数的电杆上,都悬挂着同样的广告:一个好像蓝吉利刀片的老头,咧开嘴笑着,并且竖起一根大拇指,下面有一行文字,其中我只认识百分之九这样的阿拉伯数字。我想,这是商业广告无疑了,但什么商品是专门卖给老头子的呢?
内塞女士解释说,这是银行的广告,它告诉老人,凡是老年退休者,在这家银行里存钱,利息可达百分之九。
百分之九的利息,在世界各国银行的存款利息中是最高的了,在一般情况下,贷款利息也极少超过百分之五。这当然是吸引老年人去存款的方法,但在客观效果上,不能不说还是对老年人有利。
下面,再谈两件小事。
我有二十多年在农田干活,我的经验是,跟着机器一起干活,还不如我单个儿手工劳动痛快。拖拉机、割晒机、脱粒机、扬场机,工效固然高,可是对农业工人来说,简直是折磨人的怪物。噪音、颤动、粉尘……叫跟着它干活的工人干一天下来,几乎要掉一层皮。搞不好,还要卷进无情的钢铁齿轮里去。正因为有这种体验,所以,阿特拉斯•柯普公司设计的采掘机械,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阿特拉斯•柯普(AtlasCopco)是一家专门制造液压设备的公司。它制造的采矿和掘进机械,据它的电视广告片显示,远销世界五大洲,我们中国也是它的大主顾,所以对我们去参观特别热情。主人把我们领到深入地底七十五英尺的地下洞窟,那是他们进行示范操作的地方。洞窟里有几条隧道,一条隧道尽头停着一部庞大的钻机。十几米长的钻杆直对着坚硬的岩石,它能开掘直径为十米的大隧道。主人告诉我们,日本开掘世界著名的津轻海峡的青函隧道,用的就是他们公司出品的这种机械。主人兴致勃勃地要工人表演给我们看,说这部机器一个人就能操纵。我一听心里就有点嘀咕:在这密不透风的地下洞窟里,这么一部庞大的机器一开,那么粗的钻头往石头上死命地钻,人的耳朵怎么能够受得了。
主人把我们请进工人的操纵室。操纵室不小,容纳五六个人绰绰有余。门关好后,钻杆就抬了起来,钻头对准一个点飞速地转动着,隔着玻璃窗,只见钻头四周的石粉像雾似的散开,但操纵室里听不见一点声音,也感觉不到一点颤动,我们几个人仍然说笑自如。忽然,工人一摁电钮,操纵室里即刻回响起迪斯科的乐声。
请原谅我前面说了一大套废话,最后才转到迪斯科音乐上来。读者可以想象,一个曾经在脱粒机旁每天要干十个小时,连续干了十来年,终于得了噪音性神经衰弱的人,在这部比脱粒机大几十倍的机器里却听不见一点噪音,只听见轻松悦耳的迪斯科乐曲,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说实话,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那部硕大无朋的钻机是什么样子的了,只记得操纵室里的迪斯科。社会对人的关心与照顾,不但要体现在残疾人、儿童和老人身上,更应该处处为正在劳动的人设想;不但要注意提高在机器上劳动的劳动者的安全系数,还要提高劳动的舒适度。这应该是社会的各个部门都关心的事。在机器设计上,驾驶台的椅子是硬的还是软的,驾驶室密封得严实不严实,能不能装个录音机,这些细枝末节,实际上反映了对劳动者的态度。
丹麦的卡斯伯格啤酒厂,当然是资本主义企业,并且还是个独家经营的企业,但它们对劳动者,自有一套表示尊重的方法。这家啤酒厂创建于一八四七年,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多年历史。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世界三大啤酒厂之一了。主人领着我们坐着汽车匆匆地在各处浏览一遍以后,把我们请进一个很华丽的大厅。这是他们专门接待贵宾的地方。前厅四周的墙上,悬挂着曾来啤酒厂参观过的世界名人的相片。当然,都是趁他们在大喝啤酒时抓拍下来的。这些名人等于做了活广告。其中,我只认识有政界的丘吉尔,有影界的索菲亚•罗兰,东方人似乎没有。
进入正厅,两边宽大的墙上,还悬挂着数以百计的油画像。画像约有35厘米×26.5厘米那么大。我看了看,好像并不是什么世界名人。问主人,主人告诉我,凡是在卡斯伯格这家啤酒厂工作了五十年的人,不论是经理或是工人,都有资格上相。
“这么说,你的相将来也会挂在这里喽?”我笑着问他。
“不可能,”他耸耸肩膀,“这都是上个世纪入厂的工人。那时候,工人们进厂时一般只有十几岁,退休期也比较晚。现在,即使一个人终生在这个厂工作,也不会有五十年工龄了。”
他还说,卡斯伯格啤酒厂很注意工人的福利。平时,工厂绝对禁止工作人员带酒出厂,如查出来,要严加惩处的。有一个高级经理,也曾因带了一瓶啤酒出去而被解雇。但是每逢节日和工人们的生日,啤酒厂都会派出卡车给每个工作人员的家庭送去十二箱啤酒。一箱啤酒二十四瓶,数量不能算少了。
诚然,阿特拉斯•柯普公司设计的机器和卡斯伯格啤酒厂这种类似“凌烟阁”的做法,都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做出的姿态。前者是为了他造的机器能卖得出去,于是在设计上千方百计地为使用者着想;后者是为了安抚工人,让工人好好地为他终身服务。但不论怎么说,这些做法在客观上总有人道的效果,至少在表面上提高了劳动者的地位。过去我们常说,“资本主义能做到的事,我们能做到;资本主义不能做到的事,我们也能做到”,我认为这不是什么极左的豪言壮语,应该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之一。那么,就让我们先从资本主义已经做到的事开始去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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