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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没有被遗忘的角落

  我们从斯德哥尔摩到乌普萨拉的途中,在一个名叫席格图拉的小镇午餐。镇上的街道很窄,不许通行汽车;除了一座漆成黑色的教堂和我们就餐的旅舍有楼外,其他一律是平房。五颜六色的木板平房排列在狭窄的街道两旁,杂货店、文具店、书店、纪念品商店、咖啡店等等鳞次栉比,门面都很小,有的门前还立着北欧童话中著名的女巫或小妖。我们像是安徒生写的一个故事中的人物,一瞬间回到了一百多年前。
  
  那天阳光很好,镇上的湖水上薄冰正在融化,映散出一片银色的辉光。儿童们在街上玩耍,用我们不懂的语言欢叫着;有一个妇女带着两个儿童,拿着一个洋铁筒伫立在木桥上向行人讨钱。我看那样子不像乞丐,问建新同志,方知那是为“国家大赦”募捐的。
  
  就这么一个普通的小镇,本来没有什么可记,但我转了一圈以后发现,几乎每一座木板平房门前都钉着一小块牌子,或是铜的,或是木头的,还有用大理石制的,上面写着英文和瑞典文。建新同志给我们念了,那上面记载的原来是这座建筑的历史。
  
  说起历史来,比我们泱泱古国短得可怜,更说不上有什么“光辉”了。比如,一块很讲究的铜牌上这样写道,这所房子建筑在一七二五年,最初的房主姓甚名谁(建新说是个平头百姓,无名之辈),后来这房子又归了谁,一八〇一年,这所房子变成了一家药铺,在一八××年失了火,又于一八××年由另一位房主重建,再后面,就是一长串易主的记录,直到本世纪中叶。


  
  所有这类牌子上,记录的都是这样平常的事情,不像国文的《花园街五号》,有什么不平凡的经历。瑞典,是被挪威人指责为搞现代化搞得忘记了祖宗,毁坏了文物古迹的,但对这些我们看来大可“拆迁”掉了事的小房子,还如此小心翼翼,善加保护,受上述指责岂不是有点冤枉哉也?!
  
  据说北欧国家及另一些西方国家都有法律,规定凡超过二百年(或长或短,因地制宜)的建筑物,一律不许拆毁重建。席格图拉镇的此类“古建筑”,我们还在斯德哥尔摩、在哥本哈根见到过许多。里面,尽管已经现代化了,空调、暖气、壁灯、电插座等等设备俱全,而外面,完全是上个世纪或上两个世纪的面貌,任何人走到这里,都会大发思古之幽情。
  
  在哥本哈根,埃勒斯先生曾领着我们到安徒生故居坐落的那条街道。那是条弯弯曲曲的石板道,狭窄自不必说了,街头还立着铸铁造的雕花煤气灯。每家的窗户外面都备有两扇木窗,在有暖气设备和窗帘的房子里,上一世纪的木窗显然是用不着的,不过起的是装饰作用而已。有的房子门口,还悬着一百多年前的招牌,即我们称为“幌子”的东西,上面或是一匹马,或是一头象,字号全是用罗马花体字写成的,一派古色古香的味道。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你会以为随时随地不知从哪家门里就要蹦出一位戴高筒礼帽、穿燕尾服和长靴的绅士,反而觉得满街走着穿牛仔裤、滑雪衫的青年人是反常的。


  
  我们也是注意保护名人故居的,但整条街整条街这样完整地保存下来,实属罕见。我们对城市建设成就的衡量,是看它拆了多少旧房子,盖了多少高楼,如果有的街道还和上个世纪一模一样,那并不是我们有意要保存下来,而是我们的经济能力还不允许去“改造”它,只要稍微有点钱,咱们就要对古旧建筑跃跃欲试。长此下去,我想我们总有一天会后悔的。回国以后,听骥才说,他们天津市委最近提出一个口号:在改造城市上对过去的租界要“整旧如旧”。我觉得这个口号提得好!
  
  在北欧,我们不论到哪个单位去拜访,主人首先向我们炫耀的就是他们古旧的房子,如果住的是新房,他就绝口不提。挪威作家协会在一所有三百年历史的古建筑里面,挪威作家颇以为自豪!觉得政府重视他们,给了他们这么一处好房子。丹麦的文化部,房子也很古老,院子是用石头铺砌的,凹凸不平,可以想象到上面曾响过二百年前的马蹄声。北欧人请我们吃饭,也要拣资格最老的餐馆。前面曾经说过,挪威笔会为我们举办的那次宴会,是在挪威科学院的那间古老的大厅里进行的,枝形吊灯上面的天花板上,飞翔着圣经故事中的天使。我们到了瑞典,瓦登先生和霍尔小姐就领我们到一家和艺术家有渊源的餐馆吃晚餐。据说梅特林堡也到这家餐馆吃过饭。甬道两面的墙壁上,挂着许多幅来这儿吃过饭的艺术家们的漫画像。那多半是演员和音乐家,面孔很陌生,只能认出来穿的都是上一个世纪的衣装,可见这家餐馆的历史。
  
  一次,我们被瑞典的几位作家请到“马厩饭店”去吃饭。“马厩”!当我们在请柬上看到这样的词,都觉得很奇怪。可是,出租汽车把我们送到这所“马厩”时,才知道这是一家很考究的餐馆。门前用煤气燃着两把熊熊的火炬,大约是代替上世纪人们狩猎时的篝火;二百年前的式样的平房坐落在小丘的下面。进屋后,也是穿着二百年前的欧洲服装的侍者接过我们的大衣。吃饭时,我发现使用的盘子上刻着一八××年的字样,并且每一个座位前都放着一张叙述这家餐馆历史的说明书。菜我吃不出什么特别鲜美的味道,吃的是那种“气派”。原来,这座“马厩”真正是马厩改建的,不过马厩的主人是瑞典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国王。
  
  总之,北欧人处处爱显示自己的历史,他请你到哪家餐馆去吃饭不是先介绍哪家餐馆的菜好,而是说哪家餐馆古老。这和我们爱“新开张”的脾胃不同。
  
  虽然他们的历史与我们相比微不足道,但他们珍惜自己历史文物的精神却使我很感动。在奥斯陆,逛完了维格兰德雕塑公园,那位热情的大学讲师又驱车把我们带到一个展览馆。展览馆的外观很宏伟,四周是广阔的草坪,四月间,小草已生出绿芽,衬托着褐色的建筑物。色调非常和谐。我以为那里面一定有许多宝贝,其实却只陈列着一艘像破葫芦瓢似的木船。
  
  这是一艘在一九〇八年发掘出来的公元八世纪的航海船,也就是“维京”海盗时期的海盗们借以游过北海前往英格兰或法兰克去掠夺的船只中的一艘。它是在离奥斯陆不远的海岸边发现的,两边墙上悬挂着发掘时的巨幅照片。可以看出发掘的过程要比我们发掘兵马俑容易得多。但发掘出来后的保存工作却比我们要做得好,连一片破木头都没有丢掉。正面的墙上,像宝剑一样交叉挂着的是两支破桨。大厅的地面是不规则的石头铺砌的,大厅的顶呈拱形,形成一种古典的氛围。
  
  对参观过兵马俑、铜车马、乾陵茂陵的中国人来说,破船似乎没有什么可看的。但是,他们匠心独运,并且别具一格的展览厅的设计与展品的布置,无形中提高了展览品的可观性甚至历史价值,搞得我们好像非要诚惶诚恐地瞻仰一下这船的尸体不可。我一边参观一边想:外国人真是会玩花样!
  
  还有另一艘船,规模要比挪威这艘大得多,那就是斯德哥尔摩的“瓦萨号”。
  
  “瓦萨号”造于一六二五年~一六二八年,是当时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尔法企图称霸海上而造的一艘远程战舰。它有六十五英尺长,上下四层楼,重量有一千三百吨。上面装有六十四门大炮,载员四百四十人,在当时,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巨型战舰。但是,它下水后,还没航行五海里,整个儿就沉到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港湾里。它怎么沉的,据给我们导游的那位爱尔兰老太太说,至今还没有搞清楚。不过我不太相信她的话,在电子计算机的时代,要知道这艘船是怎么沉的,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我怀疑只是她本人没有搞清楚。从打捞上来的船的外观看,这艘装饰华丽、气势宏伟的战舰,给人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也许,害得它沉入海底的,正是七零八碎地装在它上面的修饰品。比如,在它两侧的船体上,每一个炮眼两旁,都安着一对和真人一般大小的、雕得极为精细的护卫神的塑像。我估计,两根木头疙瘩的重量就抵一尊大炮(舰上的大炮比陆战炮小)。


  
  但是,这些华丽的修饰在现在,却使这艘倒霉的战舰蔚为壮观。瑞典人为这艘三百年前造的木船盖了一座水上公园,修了一个现代的展览馆,把有六十五英尺长、四层楼高的庞然大物整个罩在里面。它是一九六一年打捞上来的,为了保护它,每隔二十分钟要把它全部喷一次化学药剂,夜以继日,连续不断地喷了十二年。可以想象保存工程的浩大。今天,在我们沿着扶梯上下左右绕着它参观的时候,空调器、湿度调节器仍在嗡嗡地响个不停。
  
  在“瓦萨号”旁边,我耳边还响起西安兵马俑展览馆一位负责同志要求我在全国政协会上代为呼吁的声音。这是位端庄朴实的女同志,据她说,所掘出的兵马俑虽然罩在一个巨大的展览馆里,但仍然是暴露在自然空气之中,有变化的湿度、温度,对长期埋藏在地底的陶塑极为不利;坑底现在已经返潮了,再加上无数老鼠窜来窜去,横冲直闯,有的兵马俑底座坍塌,已经丢盔卸甲地躺下了。就是因为保护工作跟不上去,目前也不敢再向北发掘。宝贝埋在地底下,反而比它被发现、被展览出来的命运要强得多。
  
  现在“救救大熊猫”已经成了全国性的运动。长城也计划修复了,我希望保护我们的国宝——兵马俑,也成为全社会、全民关心的事情。
  
  每一个国家都以她的文化名人自豪,在北欧,我们看见街头或公园里竖的铜像,除了他们的国王,最多的就数文学家、音乐家、剧作家。在丹麦,安徒生当然是他们的珍宝。丹麦人为这位外表丑陋、心地善良的天使,盖了一个非常讲究的展览馆。展览馆在奥登萨,安徒生故乡的老宅子旁。奥登萨市长,长着一把漂亮的金黄色大胡子的达尔斯哥夫告诉我们,奥登萨市直到现在还做的是安徒生的买卖,也就是说,到这里的游客几乎全部是为着安徒生来的。地方和人物相得益彰,在安徒生故居上花些钱自然值得。
  
  我记得我国最早介绍西方物理学的教科书,把西方物理学概括为“声、光、电、化”四个字。如果用这四个字来介绍安徒生故居的展览馆,也十分贴切。西方人,善于用声、光、电、化四种手段来使展品富于立体感,在我们参观挪威的海盗船、瑞典的“瓦萨号”和一处战胜法西斯纪念馆等的展览大厅里,我们已领教过了。而安徒生故居展览馆,则尤为突出。
  
  安徒生是童话大师,于是专设了一个展览厅,用十几种语言朗诵安徒生的童话,这套设备装在一个个像课桌似的桌子上,课桌上标着不同国家的旗帜,参观者自己,选择要听哪个国家的语言,就坐在哪张桌子前的沙发里,拿起耳机,套在头上,再选择要听哪篇童话,一摁电钮,耳边就响起了轻柔的语声。遗憾的是,那里没有用汉语讲的故事。
  
  至于光,那当然是和电分不开的,给我印象最强烈的,除了用电视片来展示安徒生的生平、安徒生的重要作品和安徒生在世界的影响外,还有许多帧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挂在玻璃橱内,用柔和的灯光打在上面,更令人目不暇接。参观者真如同到了一个五彩缤纷,充满着怪异和神奇事物的童话世界。展览馆必须学会用光,光用得好,能使展品更为生动、更富有吸引力。
  
  北欧人对自己历史遗迹的珍惜,似乎是群众性的,是一个“群众运动”。国王,也是个历史遗迹,所以他们“善加保存”。任何能使他们追溯逝去的时间的东西,他们都极为爱护。在瑞典,有一种类似我国石碑的纪念物。这是一千年前瑞典海盗记载他们战功刻下的铭文。褐色的石头很粗糙,铭文刻得也很凌乱,有的不是文字,而是几笔勾出的一幅不成形的图画,刀痕沟用牛血涂抹成红色。我们从斯德哥尔摩驱车前往乌普萨拉的途中,到处看到田野上立着这种石头。乌普萨拉教堂的园子里,也立着几块。在我们看来,这种简陋的东西根本不值一顾,如果这也是古迹的话,那么我们国土上的古迹可说俯拾即是了。可是在瑞典,这种散布在田野上、道路两旁的东西居然能一直存留到现在,没受过路人的敲打,没遭到牧童的刻画,没有写着“×××到此一游”的字样,这本身倒是个奇迹。

  
  对古迹的爱护、保存,还可从北欧的几座教堂上看出来。霍尔小姐领我们参观教堂的时候说,现在,西方人按时来教堂举行宗教仪式,到教堂礼拜的越来越少了,很多教堂在很多时间里,都充当了别的用场。她指着教堂前的布告牌告诉我们,这一张是为儿童募捐举行义演的,这一张通知某日某时在此开一个工会会议,还有一张,是一个爵士乐队宣布某天在教堂里演奏。神圣的教堂里居然响起二十世纪的爵士乐,《开往新奥尔良的快车》和《弥撒曲》能汇合在一起,想想未免有点滑稽。但尽管如此,教堂却没有现出一点颓败的景象,仍然金碧辉煌,完好如新。有一座在瑞典文学院附近的教堂,据说是前十几年刚刚整修过,内部从地面到画满宗教画的天顶之间的墙壁,足足有近万平方米,每一寸都用面包拭擦过(面包擦灰尘擦得最干净),妙就妙在他们偏偏要留下一平方米不擦,让人看看灰扑扑的墙壁是怎么一个样子。拿我们惯用的话说,这一平方米就很“见精神”。
  
  沉在斯德哥尔摩附近港湾里的那艘“瓦萨号”的发现,也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是一名工程师纯粹出于个人兴趣,利用节假日时间,一个人驾着一条小船,用探测锤往海底探测而找到的。他从历史书上知道这么一条船沉在这个港湾里,于是自己购置了必要的设备,就这么不停地探了两三年。他把他的业余时间全花在这项活动上了,而这项活动也无异于大海捞针。可是,一九五五年的某一个星期天,他的探测锤终于捞出了一个拇指大的碎木头。从这块碎木头开始,展开了一个浩大的打捞工程。那个探测锤和那块碎木头,如今陈列在“瓦萨公园”的玻璃橱中。探测锤好像是特制的,中心有一圆孔,像地质钻头一样,能把海底的东西提取上来。碎木头,就是夹在那个小孔里的。
  
  打捞工程也不是政府组织的,而是这位工程师跑东跑西,说服了几家大公司投资于这项事业,由他挑头干起来的。最后这船属于谁,怎么捞回这笔投资,我就不知道了。但可以看出这艘船已列为国家保护文物,还可以看出,古物的探索与发掘,在他们那里是一项民间活动。
  
  还可以说一说丹麦的美人鱼。这座根据安徒生的一篇童话在哥本哈根海边塑的铜像,安放在一块礁石上。她的形象,读者们都很熟悉,我不再描述了。值得一提的是,自本世纪初美人鱼诞生以来,她的头已被人偷锯了三次,偷去也不是为了卖(因为卖是卖不出手的),而是缺德的爱好者私自藏了起来。每修一次,不是由政府出钱修复,却是由一家大公司出钱来修。政府省了钱,公司又借此宣传了自己,这也可以说是一次民间活动。后来,因为频繁地被盗,有家工艺品工厂索性就照样子制造出大批的美人鱼头在市场出售,果然刹住了盗头风,美人鱼也安然了。
  
  在我写这游记前不久,从电视里看到,美人鱼又遭了殃,这次掉的不是头,而是一只胳膊。据说是三个年轻人喝醉酒干出的事。屏幕上播出起重机将她吊起来送去修复的情形,但不知这次由哪家公司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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