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节 天涯若比邻——北欧的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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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挪威，我们拜访了两家人家——何莫邪家和内塞女士家。何莫邪是奥斯陆大学东方语言系的副教授，内塞女士是挪威笔会主席，著名的女诗人。两人都是作家，而他们都没有自备的小汽车。在一个平均每三个人有一辆小汽车的国家，没有小汽车的家庭，应该说是比较清贫了。可是何滨非要这样解释，说是西方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就有这种怪脾气，要和别人表现不同：“你们都坐小汽车，我偏要安步当车，宁可呼哧呼哧在马路上跑；你们都有彩电，我却拒绝那玩意儿，晚上关起门来做学问；你们拼命要过现代化生活，我偏要返回自然状态中去，去过原始人的生活”等等。
我看不出和我们接触的作家们是有这种怪癖的人，小汽车在西方不单单是供享乐的玩具，还是必须要的交通工具，他们有什么必要非在这上面自己跟自己闹别扭不可呢？于是，北欧作家的生活和写作状况如何，就引起了我的兴趣。
和三国的作家交谈以后，才知北欧写严肃文学作品的作家们，按他们社会的生活水平来衡量，是并不富裕的。在斯德哥尔摩的“马厩饭店”，和瑞典笔会中心在那所古老的房子里宴请我们的晚餐散席后，我注意到，绝大多数作家们都是步行到最近的公共汽车站或地铁去的；在丹麦，埃勒斯先生领我们去“自由城”，也是要的出租汽车，显然他自己没有汽车。这和我们在国内想象的不同。
马悦然教授告诉我，在瑞典，一辆小汽车并不贵，要买旧车，那就更便宜了。但是，随着小汽车来的，还有更大的一笔开支，要汽车间（这就需要有地皮），要保险费，要买路钱，汽油的价钱也很贵，因此，很多人，尤其是住在城市里的人就宁可叫出租车了。后来，我发现，我们所经过的城市叫出租汽车的确非常方便，大街小巷都停有出租汽车，多得和我们过去的黄包车一样。我才想到，如果像我们原来所想的，西方人家家都有自备的小汽车，那么出租车的生意绝不会如此兴隆，出租汽车司机早就要转业了。
北欧的蓝领工人，尤其是技术工人的收入，已经和知识分子相差无几。马悦然（Malmqvist）逛斯德哥尔摩的菜市场时，给我报了他的收支账。他在瑞典属于高收入阶层。他照我们的习惯按月来计算，每月可得一万六千克朗，其中交掉百分之六十的税，还剩七千克朗。这七千克朗里，房租付出三千六百克朗，伙食支出两千克朗，按瑞典的福利政策，医疗是免费的。但是，去看一次病，挂号费需要四十克朗，开一次药，不管是什么药，都必须付五十克朗。他说：“你看，我怎么能富裕呢？”
他说这话时，我们正经过一家土耳其人开的茶铺子，我顺手记下了几种瑞典食品的价格，提供给国内读者比较：
牛肉公斤九点八瑞典克朗
菠菜公斤四点零瑞典克朗
牛尾（可能是一根）二点二瑞典克朗
草莓（一盘约有一百克）四点零瑞典克朗
在我们离开斯德哥尔摩的时候，约四点五瑞典克朗合一美元。一美元在我国的卖出价格是二点零二元人民币。
走出菜市场，他又说，现在，能做世俗的享乐的，倒多半是普通工人。因为他们拿了钱不干别的，就是吃喝玩乐一辈子，也不考虑病，也不担心老，反正死了拉倒。但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研究的课题没有得到公家承认给予补助之前，自己还必须给自己“智力投资”。而在西方，文化用品包括书籍纯粹是商品，价格非常高昂。
和蔼可亲的马悦然教授蹙着眉头，低着脑袋，一副被经济压得发愁的模样。我突然感到他不像个外国学者，却像我们左邻右舍的知识分子，成天在算计柴米油盐酱醋茶。我心中暗笑：在西方，现在好像也面临着一个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
但是，马悦然教授毕竟还算富裕，在我们离开斯德哥尔摩的前一天，他的夫人来Esplande旅馆回访我们，遗憾的是我们出去了。夫人给每人留下了些小礼品，说是不能给我们送行，明天他们要到自己的别墅去过复活节。
他有自备汽车，还有自己的别墅，靠那所剩无几的教授薪金，肯定是置不起的。这就要说到稿费。
在北欧三国，我们接触的作家、学者不少，而专业作家却寥寥无几。在我们解释“专业作家”这个名词时，常要费一番口舌。他们不能理解专门搞文学创作的人还另有一份固定工资。西方的职业作家，纯粹是靠稿费生活的。我只遇到两位可说是职业作家的女作家。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做鱼出名的餐馆，瑞典作家协会的秘书长向我介绍说，如果有一个瑞典人终生以写作为职业，要么是他有一笔固定的利息收入，要么他便维持不了中等生活水平。多数情况是，当了一段时期的雇员，积累了创作素材，同时也积攒了一笔钱以后，再去专门从事创作若干年。
北欧作家的组织，和我国不太相同。作家协会，完全尽的是保护作家经济权益的职能，相当于作家的工会，具体说，就是替作家打官司，签合同，检查出版社是否侵犯了著书人的经济利益。所以，挪威、瑞典、丹麦的作家协会领导人里有许多是律师。作家协会的主席也不一定是著名作家，但一定要是个热心社会活动的人。在我们和三国作家协会座谈或是吃饭时，他们根本不谈什么文学问题，全部兴趣都在版权和出书情况上。这常常使我有点“错投了门路”的感觉。
这些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出于对他们作家经济收入的关心，也对我们表示关心。瑞典作协的那位秘书长还劝我们也加入国际版税联盟，即伯尔尼协定。他说，加入了联盟，外国翻译出版我们中国作家的作品，就得给我们付版税。言下之意，当然是我们翻译出版他们的作品，也应该付版税了。
我说，现在，我们正在大量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介绍反映西方人民生活的文学作品，而西方翻译出版我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则微乎其微。如果我们加入伯尔尼协定，我国就会出现“文学上的贸易逆差”。只要西方也开始大量翻译介绍我国当代作家的作品，那我们肯定会在伯尔尼协定上签字的。他笑着摊开双手，表示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使我们两国作家的经济都遭到损失。
组织北欧作家社会活动（用我们的话来说即“深入生活”）和联系读者的，是另一个组织——“作家中心”。“作家中心”经常举办报告会、读书会，介绍某一位作家新出版的作品，也定时调查某一部作品的社会影响、读者面有多大。在这方面，他们是用统计数字显示的，我觉得比我们作协的工作科学和精确。我们常常用“广泛”、“基本”、“大多数”等等模糊的语言来评估一篇作品的影响面。
加强作家彼此之间的联系，包括与外国作家的联系，便于作家相互探讨艺术、社会问题，表明作家的政治态度的，是各国的“笔会中心”，也即我们出访的东道主。“笔会中心”，才有点像我国的作家协会。北欧三国的笔会中心，都与三国政府有关系，看来是半官方组织。他们的经费，当然也包括邀请我们所花的钱，大多数出自政府的津贴或资助。本国作家出国访问或是接待外国作家来访，一般的都由“笔会中心”负责。
要了解北欧作家的经济情况，就要向北欧的作家协会，而不是向“作家中心”或“笔会中心”请教。所以我这里着重介绍作家协会。北欧三国的作家协会，可拿瑞典作为代表。据说西欧的作家大致与北欧相同，而南欧又有另一套方法。是什么样的方法，瑞典朋友没有给我详谈，就不得而知了。
瑞典作家协会成立于一八九三年，原来有四个分会，一九七〇年合在一起，现在有两千名会员（在一个只有八百万人口的国家里，这个数字很可观；我国只有两千多名全国作协的会员，未免相形见绌了）。既然作家协会的主要任务是保障作家的经济权益，不言而喻，协会里最主要的部门就是“版权委员会”。实际上，作家们加入作家协会，就是奔着版权来的。你不加入作家协会，你的作品让人胡翻印、乱转载，随意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而一个镚子儿不付，或是外国人翻译了你的作品却不寄给你一笔外汇，你只好望洋兴叹。所以，瑞典作协秘书长吃着鱼的时候告诉我，在瑞典，凡是写了一部作品的人，赶忙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加入作家协会。
作家协会每年向会员收四百二十五瑞典克朗的会费，作家就可以免费打版权上的官司（在西方，打官司要花不少钱，还是交会费合算）。作家协会经费不够，由国家补贴。
作家每出一本书，第一版可得书价六分之一的版税。考虑到西方的书价奇贵，这六分之一就是很大的一笔钱。以后的几版递减。不过这种待遇只限于精装本，简装本没有详细规定。出简装本，就需要作家协会出面和出版社打交道，讨价还价了。这就是作家必须依靠作家协会的地方。
在西方，出精装本和出简装本，好像有很大差别，与我国的情况不同。
挪威和瑞典还有一种规定很好，我觉得对鼓励作家出好书，提高作品的可读性极有利。即：出版社出的每一部本国作家的作品，政府先预订三千册。这就保证了本国作家写的作品可以印出一定的数量。政府购买的三千册书，分给各个图书馆。图书馆每借出一次，政府就付给作家协会三十八奥尔（一百奥尔为一克朗），这三十八奥尔大部分归于作家本人，小部分为作家同仁提供基本收入、抚恤金和补助。作家对他写的书，不但终身保有版权，并且死后五十年内他的后裔还可获利，五十年之后版权无效。在丹麦，我没有机会问这方面的问题，不知丹麦是不是这样。
我们向北欧作家们说，我国的专业作家除了稿费收入还有固定的工资，他们不好理解，可是，谈到后来，我们发觉，他们也享有国家的保障。挪威的内塞女士告诉我，挪威作家就领取政府的津贴，每年可得六万挪威克朗，书出版了以后也不用还。在瑞典，如果作家有了创作或研究计划，可以通过作家协会或各种学会向政府申请补助，得了稿酬也不用还给政府。把津贴不叫工资，把咪咪不叫猫，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前一阵子，我们这里还刮起一股风，要扣专业作家的工资，我看这种改革未免舍本求末。资本主义国家都舍得在文化人身上花钱，我们何必非要对寥寥无几的数百名专业作家如此苛刻呢？
北欧的作家们既然能享受政府的津贴，那么专门搞创作的“专业作家”又为何不多呢？我问过他们，他们的回答莫衷一是，有的说是为了生活得好，有的说是没有人有一辈子写不完的东西，总得搞点别的差事来干，有的说历来如此。我倒觉得最后一种模模糊糊的解释说到了点子上。原来，我国历来也是没有什么“专业作家”的，这种“专业作家”的建置，是五十年代初我们从苏联照搬过来的。现在，我们既然已经有了这种建置，而又和别的许许多多积习一样变得很难改变，与其想用扣工资的办法来割这个盲肠，还不如让所有的专业作家都担当一定的社会职务，去干一定的实际工作，这样，也丰富了这些专业作家的生活。
杂货店、书店门前摆的杂志虽然非常多，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但纯文学期刊极少，每个国家只有两三种。他们听我们介绍说，我国公开发行的纯文学刊物有一百二十家，如加上地区、市县办的内部发行的文学刊物达四百家以上，而且有的纯文学刊物能发行到一百几十万份，都惊讶不已，可说是“瞠目结舌、叹为观止”。的确，在北欧三国，我们每说的一个数字都会把他们吓一跳，因为他们三国的人口加起来也仅仅两千多万人。他们很发愁他们写的东西发表园地少、机会小。他们不像我们，作品可先发表在刊物上，然后再收入集子。他们要写短篇，那非要凑够能出一本书的篇目不可。凑够了一本书，再去找出版社，如果没有出版社愿意出他的书，他可以自费出版，但这要担很大的经济风险，卖不出去就要背一屁股债。
在“马厩饭店”，和我们同席的几位女作家告诉我们，现在写电视剧本最赚钱，一部电视剧本的稿酬要高于一部小说的版税，并且电视剧本的需要量很大，粗制滥造一点也没关系。所以许多作家都兼写电视剧本或改编别人的小说了。这点似乎与我国不同。我国电视剧本的稿酬奇低，而且改编者也不分给原著者一个钱。这大概是我国电视剧老上不去的原因之一吧。
文学和电影业、电视业一样，都面临着美、英、西德的文化冲击。我们除与北欧三国的作家做了广泛接触外，还访问了三国的几家出版社。瑞典出版家哈格斯特隆对我们说，作家与出版社的关系是既有矛盾又有联合的关系。矛盾，是在金钱上哪方都想多得点；联合，是为了本国的文化事业又必须合作起来一致对外。北欧有些作家又兼出版家，或说是出版家又兼作家，这一部分人比较有政治头脑。在斯德哥尔摩，我们去访问了一家私人的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在一所建于一九一〇年的大房子的二楼，它的建筑风格完全是仿古的，楼房内部的通道铺着石条、拱形的房顶，弯弯曲曲的楼梯。出版社主人向我们诉苦：严肃的文学读物印数少，且卖不动，但为了瑞典本国的文学事业，又非出这些书不可，于是他们就用畅销书来养非畅销书。我们问他什么样的书在瑞典畅销，他拿出几本给我们看，通过翻译，才知是在我国也列为畅销书的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
西方的出版业，和我国的出版业采取的方法大同小异。
在斯德哥尔摩，我们还访问了“文学促进基金会”。所谓“文学促进基金会”，也是一家出版机构。基金会的顾问斯塔列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基金的来源，原来是采用推销彩票的方法。一张彩票一百克朗，在市面上的各百货公司和书报亭里出售。中了头彩的可得漂亮的小汽车一辆，从他们发的图片看，还有二彩、三彩，有吸尘器和庭园刈草机等等。没中彩的，凭票也可得到相当于一百克朗的图书，当然只限于这家基金会出版的。斯塔列说，这个方法从六十年代开始推行，历久不衰，并且越来越红火，彩票已经发行到了全国各个角落。这一方面筹集了出版基金，又促进了“读书运动”。因为最不济的买彩票者也能得到几本书，有了书他就得翻翻。
我没有问这二十多年来有几个购买彩票的人得到了小汽车。但我想每年总会有一个得头彩的，不然也混不下去。
这个方法我国的出版社不妨试一试。
北欧的同行们在想些什么，写些什么，也是我们作家代表团感兴趣的。这里，我不想复述众所周知的内容。我国的《外国文学》杂志一九八四年初出版的一期，是“瑞典文学”专号，有一篇文章已做了概括的介绍。而挪威与丹麦的文艺思潮，又与瑞典大同小异。在这一章，我只谈我所见到的和听到的。
四月十一日，瑞典学会和笔会在瑞典学会的一座楼上举行报告会。报告的题目是《中国文学在瑞典》，由马悦然教授主讲。另一位名叫鲍恩（Born）的女士讲《个人与社会成员——作家的双重角色》。当然，主角仍然是我们。先由中国客人介绍个人的经历、创作，然后分别回答问题。鲍恩女士讲的题目，也是为了便于中瑞作家双方就此问题展开交流的。
鲍恩是我在北欧看见的唯一一位盛装打扮的女作家，穿着入时，脂粉气很重。她表现得很匆忙，好像是在日理万机中好不容易拨冗来会上光顾一下似的。看着她翩翩的风度，不由得使我想到点水的蜻蜓。报告会开始，她就要求先讲，并说汽车已经在下面等她，她只能讲十分钟就要离会。她还不肯屈尊用英语讲，非要表现一股爱国主义的热情，用瑞典语讲话。她明明是照着稿子宣读，可是又不把稿子交给子英翻译，用我们中国北京的口语来说，这位女士真是“矫情”得很。文夫对此很是不满，她走了以后，文夫跟霍尔小姐说：“很遗憾，我真想和她讨论讨论，可惜她走了！”而这位女士把文夫的冷面滑稽当成真话，第二天专门打电话给霍尔小姐问中国作家找她有什么事，要讨论什么问题。我笑着说：“我们的陆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美食家，想请她吃中国饭，可惜她很忙，把一顿美食耽误了。”
我记下了她讲话的重点，因为这位女士尽管更像位社交场合的贵妇人而不像作家，可是据说在瑞典文学界的名声还很大，她的话具有一定代表性。
她所说的“作家的双重角色”，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作家一方面作为作家，一方面又是社会的一分子，这双重身份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她的原话如下：
“作家在社会中是一种潜在的力量，是一种很复杂的人物。社会常常要利用作家，而作家却要逃避社会的利用。作家要作为探索者。
“作家另一个功能是要征服这个社会。作家也是通向未来的桥梁。作家应该站在社会之外，把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作家还是一位说教者、法官，和给社会温暖的人。
“我们不能忘记斯特林堡，他利用他的天才揭露了官僚主义及两性之间的斗争；孩子在胎中就受了毒染，长大之后成了脓包。有几位现代作家也采用了斯特林堡的方法，写人在不知不觉中受了毒染。还有许多作家是从现实出发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方法，写妇女在社会生活中过着无意义的生活。
“语言组成了一个网，把人缠绕起来，把原来的反抗精神磨去。社会对人的生理治疗投资相当多，但忽略了人精神上的治疗。机械化磨去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我们现在正准备出一套书——《人民之友》。普通人要与专业作家结合起来创作，作家当做助产士。《人民之友》写的是普通人——渔民、工人、炊事员等等的生活。这套书和一般的书不同，没有什么固定的文学形式，然而是现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我们的口号是：‘读书意味着要得到东西，写作不要放弃生活。’作家要描写社会的各种形式，不管他采用哪个角度，但总要看清世界。”
我很赞赏她最后提出的编一套《人民之友》丛书的计划。虽然她的生活方式和待人接物的方式和我们不同，但她告诉了我们，西方作家和我们还是有许多共同的想法。
这里顺便说一句，北欧好像也和我们这儿一样：阴盛阳衰，女作家特别多。在挪威，出面接待我们的四位作家都是女士，在瑞典和丹麦的作家招待会上，女作家也为数不少，并且总是相当活跃。
鲍恩女士说的“超现实的方法”，也就是一种反传统的方法，在美术、雕塑方面，比较显而易见，在文学上，由于我们翻译介绍的较少，究竟如何反传统、“超现实”，还未闻其详。在丹麦，我们倒见着这么一位作家写的作品，不知是否也可归于“超现实”。
万根•斯梯恩（VagnSteen）是一个活泼可爱的中年人，在丹麦笔会中心和丹麦作家协会联合举行的欢迎我们的晚餐会上，赠送给我们每人一本他的新作，他说这是一本“小书”，而的确这本书也非常小。宽约九厘米，长约十五厘米。书名是《一本有洞的书》，或是应该翻译成《一本有孔的书》、《一本有窟窿的书》？反正，这本小书首先给人一个反传统的印象就是在Hole（洞；孔）中的O字是以一个直径约五厘米大的窟窿来代替的。把书翻开贴在脸上，这本书就成了“义侠佐罗”戴的蒙眼罩，在空白处，斯梯恩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我能够看见，如同一对眼睛
还像望远镜
所有的书都像望远镜
这是用这本书的形式来帮助文学，把窟窿对着眼睛，的确像孩子在模仿军官看望远镜。斯梯恩先生一面手舞足蹈地给我们念，一面把书不停地在脸上挪来挪去，顺着他放在脸上的不同部位，他念着这样的诗句：
我能够通过这本书跟你说话
我能够把悄悄话送进你的耳朵
我也能够
吻你
我能够通过这书吹口哨
这本书将变成一个乐器
我必定能够通过它
看见全世界
这本书
一点点小孔孔
充满了世界的秘密
这一点点小孔
也充满了语言的秘密
这有窟窿的书是
一本读的——看的——说话的——
悄声低语的——接吻的——吹口哨的窟窿
通过这种语言
走向一个有窟窿的世界
非常抱歉，这是我凭着一点幼儿园英语水平翻译的，可能有错。我也没想到我平生翻译的第一首，也许是最后一首诗竟是位丹麦现代诗人的诗。全书就这么几行，书中骑缝的另半本是丹麦原文，故而使我能有勇气来尝试一下自己的翻译能力。句子与句子之间空行的地方，在原诗中就是那个奇特的窟窿。这种形式，加上诗的文字所表达的内容，也许有意义，也许如那窟窿本身一样是一个空白，毫无意义，又也许如挪威的布鲁德伏女士说的：“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会产生出新的、更伟大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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