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境况，其产生的原因较易理解。任何长久的思想压抑、紧锢的社会环境哪怕稍许松动，文学都易成为重要的宣泄渠道。中国作家别无选择地充任了代言人的角色。作品在生活中的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反过来也极大地激发了作家。这是一种鼓励冲刺和探索的良性循环，但与此同时，也植下了深长的虚幻的乐观。
　　
　　至今还有人相信，就生活与创作的相互作用而论，极少有作家会像新时期初期的中国作家一样，充实而幸福。其实这仅仅是对一个时期某种微妙互动关系的误解。这种“幸福”的代价非常巨大，它包括十年浩劫甚至更长时期内大面积的苦难，更包括无数作家、艺术家的牺牲。作为人类历史上人的命运，它总以稍稍不同的方式得到赓续。
　　
　　这个时期的主题文学是“伤痕文学”。最出色的体裁前半期是短篇小说，后半期则是中篇小说。
　　
　　然而这时的文学不免流于直白和简单。接着是深化，是思想与技艺两个方面的磨砺。伴随着不同思潮的剧烈冲突，起伏动荡从无休止，上一个十年那种微妙的互动关系结束了。但整个社会的文学标准已经空前提高，相当一部分作家开始抛弃虚幻，迈入下一个十年。这些作家在进一步开阔视野、广泛吸纳的同时，最重要的就是对自己上一个十年极痛苦的反思和清理。他们很快发现一切远比以前预料的要复杂得多。他们有了新的判断。
　　
　　与这一认识相适应，新的创作之路几经拓宽。在更加敞开的世界里，一场前所未有的对于民族文化之根的寻索承续、对于现实生活的历史性关照开始了。就作品业已达到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而言，这个时期的创作在整个当代文学史上是极为凸显的。
　　
　　这个时期的主题文学是“寻根文学”。最出色的体裁是中长篇小说。
　　
　　前二十年一晃而过，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的是1995年之后的徘徊和疲惫。这不仅应了“盛极而衰”的事物发展规律，而且包含了更为复杂的原因。
　　
　　经过近二十年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一个有十三亿人口、幅员辽阔、东西部发展极不平衡的第三世界国家，无论在精神领域还是其他各个方面，都呈显了始料不及的巨大变化。西方经济模式的引进，道德伦理范畴的演变与废存，使精神与现实进入双重或多重的无序状态。几乎一切都走入了芜杂和多元。多声部合唱的时代似乎已经来临。对于文学和艺术的行政性干预的部分失效，使一大批作家的创作进入了一场“无规则游戏”。这意味着某些“标准”的丧失和重建。
　　
　　这是个对原有文学和文化秩序的瓦解过程。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现代声像传播技术的普及。这是20世纪社会风尚演进的催化剂。它不仅改变人的生活理念，而且直接争夺时间和空间。视听制品引导并进而耗损人的思想，使人不再专注，走入一种20世纪末的集体性神志恍惚。这对一大部分作家而言是一种致命的打击，而对于另外一小部分，则又是一个小小的例外。
　　
　　在现代视听技术的推动下，某一种思潮既可以迅猛掠过，又会在许多人毫无预料的情形下一夜之间变得陈旧。时髦成为一个永恒而频变的话题。对事物的判断不再审慎，因为既缺乏时间和空间条件，人们也不再具有那种判断所必需的心境。众所周知，作为一个真正的、对于时代而言不可或缺的文学家，不但应是一个意志坚定的执著思想者，而且还须是一个对完美的终生追求者。可惜，形成和支持这一切的外部条件正在逐步失去。
　　
　　对如上危机的无力抵御是世界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不会例外。不同的是，后者在这种抵御的过程中会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在相对贫困、教育远未普及的国家和地区，比较而言还发生了更为逼近的危机：对富裕国家生活方式的响应和盲从。而高度发达的现代视听技术传递的信息更多地鼓励了享乐和放纵，鼓励了生活的无节制消费。这种最大限度地享受现世的理念一旦形成，对于一个既拥挤又贫困的国家会是一场真正的灾难。接踵而来的严重困扰会有环境污染、社会治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
　　
　　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模仿，已经成为一部分朝野知识分子最热衷的事业。即便是最应该富于创造性和个性坚守能力的作家，在这场时代的热病中也未能幸免。这是一种社会危机，不言而喻，也是一场文学危机。游戏的、无根的、一味歌颂放纵的、掘毁一个民族文化根性的文学，正在成为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