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谓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庄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尧也，可乎？”惠子曰：“可。”
　　
　　庄子问惠子：“一个人射箭，没有经过瞄准，拉弓前没有任何期待预计，瞎猫碰死老鼠一样地误中了靶子，你能称他是善于射箭的人吗？如此这般，那样的话，天下之人可就都算得上羿一样的神射手了，可以这样看问题吗？”惠子说：“可以啊。”庄子再问：“天下判断是非没有公认的统一标准，却个个自以为是，以自己认可的标准为标准，那么普天下的人都以为自己才是唐尧那样的圣君，这样说得通吗？”惠子说：“可以啊。”
　　
　　这很奇怪，按照《齐物论》的论点，死乞白赖地呕心沥血地在那儿练功、瞄准、力争十环，那才是最荒唐、最无用的。弓弦一拉，箭镞一飞，乃至眼皮都不抬，全无表情就把箭射出去了，那才能叫中的，叫十环，我们要的十环是道枢，是大道的圆心、世界的圆心，有什么需要孜孜以求地作前期准备与训练呢？羿与非羿，又有什么意义呢？羿之善于射箭，不正是他的乖谬与不幸之处吗？不射则忧，非十环则悲，箭靶不合格则怒，箭场被干扰则忿，出现了比他射得更好的人则妒，出现不了比他射得更好的人则热昏无已。既然此前《庄子》已经抨击过各种有特长的人，这里又何必为羿正名呢？
　　
　　唐尧更是如此，前文也没有饶过唐尧呀！人之自以为是，固然不见得多么可喜可爱，人个个不自以为是，个个以他人以老板为是，岂不更不可思议吗？
　　
　　庄子曰：“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鲁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鲁遽曰：‘是直以阳召阳，以阴召阴，非吾所谓道也。吾示子乎吾道。’于是为之调瑟，废一于堂，废一于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夫或改调一弦，于五音无当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动，未始异于声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
　　
　　庄子说：“不过你看，郑缓、墨翟、杨朱、公孙龙已经是四家学派了，加上先生你就是五个门户了，当真哪一位是对的呢？或者就像是鲁遽其人的故事吗？鲁遽的徒弟说：‘我学到了夫子的道行了，我能够在冬天生火烧饭，而在夏天能制造出冰块来了。’鲁遽说：‘这算什么？用具有阳气的东西来引导出具有阳气的东西，这就是生火，点火就要用火种和柴炭嘛。用具有阴气的东西来引导出具有阴气的东西，这就是冻冰嘛，冻冰就要找奇冷的处所或使用保存下来的冰块嘛。这可算不上是我所讲求的道行。现在我把我所宣扬的道行显示给你们。’于是调整好瑟弦，放一具瑟在厅堂，放另一具瑟到内室，奏响这张瑟的宫音，另一张瑟的宫音也就随之应和发声，奏响那张瑟的角音，这张瑟的角音也就随之而应和发声，无非是由于它们音律（即频率与振幅）相匹配的缘故啊！如果你改变某一根弦的拨奏，使之五音不能和谐，奏响起来，二十五根弦都发出震颤，却发不出不同的声音，也无法引导出声音的调性来。学人们争来争去，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今人常常会称颂羡慕先秦诸子百家自由争鸣的学术环境。在《庄子》杂篇《徐无鬼》章里的描摹却有所不同。国家不幸学家幸，不用百家，就是一家，已经是自以为是、莫衷一是、混乱嘈杂了。争鸣的结果是缺乏共识，是没有标准，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于是讲一个什么鲁遽的故事。鲁遽或谓是周初人，也是一个兜售自身的士人，不但能忽悠，还能变戏法搞“行为学术”。其弟子能生火，不足为奇，谁不在冬天生火呢？钻木取火也好，击石引燃也好，预留火种也好，都不过是以火取火，以阳取阳，谁也没有给世间增添什么新东西新道理。夏天造冰难一些，亦无大奇处，在没有现代制冷技术的古代，人们常常在严冬储冰于地下室，留夏季再用，当然也是以冰取冰，以寒取寒。而鲁遽的表演稍微含蓄一些，他是以声取声，以调取调。《庄子》那么早就发现了共鸣共振的声学现象与规律，十分令人惊喜。振宫得宫，响角得角，真棒！搞个五音不调的，结果是二十五根弦一齐响，响了半天却并无新意、新音、新调，这个说法其实也相当深刻。虽然它包含着贬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意图，从政治或政策上看绝对不“正确”，但它又包含着某些片面的深刻性，它可以引申出不争论的命题来。人就是这样：不争，是面和心不和，是不同见解的压制；争，是门户之见、大同小异、装腔作势、哗众取宠、不负责任、浪费时间与资源，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行政治理的水准——争的结果常常是大众见解的平均数取胜，而不是最先进最深刻的认知付诸实践。以鲁遽为例，他的以声求声与弟子的以阳求阳、以阴求阴又有什么区别！他的最后一阵乱响，倒是发人深省。
　　
　　不知道是不是解释过度，我们可以从声学现象上探讨人文、社会、政治的一些现象。只准拨角则角、拨羽则羽，这是独裁，有章法有定准，但没有创造也没有生机；拨动一根乱弦，二十五根弦同时响，这是无政府主义，没有秩序也没有效率。
　　
　　至今人们赞叹中国东周时期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但是当时的诸子是否同时苦于那种人人兜售、夸大其词、此起彼伏、莫衷一是的局面呢？不排除这种可能。
　　
　　即使说到这一步了，书中所说的“二十五弦皆动，未始异于声而音之君已”的解释，到了我这里仍然是相当含混，包括许多先贤的说法，我也是越读越糊涂。
　　
　　惠子曰：“今夫儒墨杨秉，且方与我以辩，相拂以辞，相镇以声，而未始吾非也，则奚若矣？”庄子曰：“齐人蹢子于宋者，其命阍也不以完，其求钘钟也以束缚，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遗类矣夫！夫楚人寄而谪阍（hūn）者，夜半于无人之时而与舟人斗，未始离于岑而足以造于怨也。”
　　
　　惠子说：“如今的郑缓、墨翟、杨朱、公孙龙等人，他们与我辩论相争，用言辞悖反拂逆，用声势压制对方，却从不曾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对的，请问这样就好吗？（又该且又能怎么样呢？）”庄子说：“齐国有个人，由于自己的儿子有罪，就将他流放到宋国，却任命一个受过刑罚的残疾人看门。他得到一只酒盅，唯恐破损而包装了再包装，他寻找远离家门的儿子却连城门也不愿出。这样轻重不分、亲疏不辨、主观刚愎的表现，不就跟辩论的各家忘掉了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追求而一味地争一日之短长一样吗？楚国有个人寄居在他人家中，却不识相地叱骂守门人，忘记了守门人有能力给他制造麻烦；半夜无人时又跟船家打了起来，还没有离开湖岸就与人结下怨仇来了。这也太好斗成性了吧！”
　　
　　继续发挥，讲述论争、争鸣、口水战的坏处。争则起火、走火、火暴，争则意气用事，进入非理性的昏天黑地。如齐人，他完全可能对自己的儿子火大，而对看门人不这样上火，对自己的钘钟则不但无火气而且充满怜爱。楚人好斗，火大，自然净干一些不得体的事情、蠢事情。《庄子》有济世之心，却不完全说透，不像儒家那样热衷于耳提面命。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yǐng）人垩（è）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斲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庄子为一位亲友送葬，经过惠子的坟墓，回过头来对跟随的人说：“郢地有个人，拿白垩涂料抹白了自己的鼻尖，也就如蚊蝇的翅膀一样薄厚吧，然后让匠石用斧子砍掉这一层小白垩。匠石挥动斧子呼呼作响，顺手向他的鼻尖上白垩砍去；果然，鼻尖上的白垩完全削去了，鼻子却完好无损。郢人站在那儿若无其事，面不改色。宋元君听说了此事，不免好奇，叫来匠石说：‘你对我也这么砍削一下试试。’——咱们俩也试试嘛。匠石说：‘我运斧很精，确实砍得掉鼻尖上的薄薄一层小白垩。虽然如此，可以与我的斧子搭配的伙计已经死去很久了，没有合适的人，我岂敢这样干？’是的，我也是如此，自从惠子离开了人世，我没有可以过往的搭档了！我没有可以与之论辩的对象了！”
　　
　　花样百出、美不胜收的比喻和寓言啊！这是世界的秘密与快乐，一个故事表达着另一个故事，一个比喻表达着一个哲理。大匠运斤，斲鼻无伤，出神入化，惊险随之。这令人想起威廉•退尔，用箭射中儿子头顶的苹果。问题是退尔之冒险是被暴力胁迫，匠石之运斤却是能力与哲理之作秀，中国人太不为试验对象的祸福操心了。
　　
　　咱们的杂技至今存有这样的节目：一个小演员手持白纸，练鞭功的专业演员刷地一鞭子，将纸劈两半，持纸者无伤。
　　
　　这也是讲相反相成：没有涂鼻头的郢人，匠石不再挥斧子；而没有了惠施，何来濠上的千古妙语？在对待自己的对手的态度上，庄周堪称榜样。
　　
　　这里还有一种人生况味的叹息：绝对的打遍天下无敌手是极乏味的！人性中包含着斗争的乐趣，这也很难改变。斗而不胜，是一种苦恼；斗必胜，也可能变得没有太大的意思，例如中国的乒乓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