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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综合其他 >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和获奖演说(1901-2012) > 第 3 章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和获奖演说第二部分
第7节 鲁道夫•克里斯多夫•欧肯获奖演说:自然主义还是理想主义

  人类历史有一些既十分古老又永远崭新的问题。之所以十分古老,是因为任何生活方式都蕴含着对这些问题的某种答案;之所以永远崭新,是因为这些生活方式赖以存在的诸条件,都在不断地变化,而且,在十分关键的阶段,还可能发生十分巨大的变化,以致许多世代视为当然的真理,会变成悬而不决的问题,从而引起纷争和迷惑。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正在探讨的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对立问题。这两个用语已经使用得含义模糊,引起了不少误解,只是出于懒惰,我们才勉强接受这些流行的术语。然而,它们虽然不大合用,却不妨表达人们截然分离开来的巨大对立。这种对立关系到我们对于整个现实的态度,以及随之而来的、主导我们生活的任务;它关系到人全然由自然决定,抑或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能基本上超越自然。我们一致认为,在人和他不应该摈弃的自然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是,人们曾经而且现在仍然热烈地争论着这样的问题:人的整个存在,他的行为和苦难,是不是由这些联系所决定的,或者他是不是拥有另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可以引进(带来)一个新的现实阶段。一种看法是自然主义的,另一种是理想主义的。而且,这两种看法无论在目标还是在目标的追求方面,都有根本的不同。因为,如果说人的另外的生活仅只存在于他的想象里,那么,我们就应该把它的一切痕迹,从人类观点和体制中抹去,而把目标对准同自然最密切的联系,把人类生活的自然性质推进到一个纯粹阶段。因为这样,生活就会恢复它所不公正地切断并造成永久损害的那些与其真正起源的联系。但是,人们如果在人身上识别出了超越自然的新因素,任务就在于给予这因素最大可能的支持,并让它与自然进行明显的对立。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会在这新的因素中,采取自己的主要立场,从那个角度看待自然。不同看法的这种对立,在精神于这两种体系内所占的位置上,才最清晰地呈现出来。诚然,自然在精神生活和其他无数体现中起到自己的一份作用,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生活。但精神的这种自然生活却是表面的,只是自然界物质现象的赘疣。唯一目的在于保存肉体生活,因为人的心理的高度发展,他的足智多谋,补偿了动物所擅有而为人类所缺乏的凶猛的力量、行动的迅速或感觉的敏锐。然而,即使在生活的极端形式中,生活本身也不具备目的和内容,它依然是互不雷同的诸点的密集。它既不在生活的内在共同性中结合,也不构成自己特有的内在世界。因此,行动永不导向一种内在目的,而是导向保存生命的功利目的。自然主义如果仍然忠于自己的目的,就会把人类生活降低到那种标准。而另一方面,理想主义主张内在性的解放。根据理想主义,生活的互不雷同的现象在无所不包的世界里结合起来。与此同时,理想主义还要求,人类生活应该受其特有的价值和目标即真善美的制约。按照它的观点,人类全部希望对于实用目的的依从,似乎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羞辱和对人的伟大、尊严的彻底背叛。这两种主义的分歧和矛盾是难以调和的,我们势将不得不在二者之中进行抉择。
  
  不可否认,关于这种抉择,现代已经违背了自身而割裂开来,特别是从生活态势的深刻变化指明了这个问题的新侧面以来。多少个世纪的传统,使我们习惯于主要争取一个不可见的世界,并且只在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关系的紧密程度上来评价前者。对于中世纪的心灵,人的家园是个先验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过是外国的游客而已。我们无法参透它,它也不给我做出成就的余地,或者用什么根子来约束我们。从这个概念上说,自然很容易看成是一种下界,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接近它。当佩特拉克(Petrarch)攀上望都山,对阿尔卑斯山脉的壮丽欣喜若狂的时候,他曾经怀疑,对天造地设之物的这种愉悦,是不是对造物主的不公平,是不是剥夺了那份唯独应该献给造物主的崇拜。因此,他躲到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那里,以求在宗教心境中重新得到安全。
  
  这些情况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更加注重直接经验世界,许多事物有助于使经验世界完全变成我们的家园。在这一运动中,科学成了先导,因为它带来了同自然界的一种更紧密的关系,生发出不仅丰富我们部分生活,也深刻影响其总体的许多新冲动。以往时代的思辨和主观思维不能分析肉体知觉,不能洞察事物的本质。此外,它对自然的某些规律性的认识,远远落后于天才开普勒(Kepler)首先阐述的、自然的数学法则的发现。它未能洞察自然,也同样未能使它的力量为人利用,以及用以促进人的福利。偶然的技术革新与其说是优异的洞察力带来的成就,不如说是机缘凑巧的结果。从总体上说,人对自然依然没有防御。仅仅在一百年以前,人们在各方面还是无力应付的。在伟大诗人和思想家的时代,有多少时间浪费在克服自然障碍上面,旅行是多么的不方便,邮递方面又是多么的掣肘。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时代经历了以前的历史永远梦想不到的变化。自17世纪以来的科学知识积累,到19世纪达到了胜利的结局。通过揭示诸分离的自然过程的系列,并追溯这些过程至其终极元素,通过以简单的公式来阐述这些元素的作用,以及最后通过利用进化观念把被分割的东西结合起来,科学研究在各个方面都给予我们关于自然的一种更密切、更直接的经验。同时进化理论又表明了对自然的依赖,在自然中理解人本身,对于他来说,他自身的本质似乎变得更加了然。
  
  概念的变迁,是伴随着生活现实的变迁而发生的。技术采撷了科学的成果,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引发了一场革命。以往的时代认为,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本质上是决定了的,不易发生变化的;人必须忍受冥冥中的命运或上帝意志判定的任何苦难。即使他能够而且被企盼着在个别情况下减轻苦难,他绝对应付不了全部苦难,也绝对没有希望把邪恶根除,或者让生活更加丰富,更加欢乐。不过,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正在把人类能够借共同努力提高生活水平,理性的主宰能够逐步代替不合理力量肆虐的信念,变成行动。人可能再一次感受到胜利和富有创造力。即使他的力量在任何给定的时刻都受到局限,那个时刻只不过是长长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罢了。以往某个时代不可能的事情,在我们时代已经得到实现。我们在自己时代里,目睹了惊人的突破,看不到这个前进中的运动有任何局限。人的生存得到了无法估量的丰富;对于他,生存变成了诱惑和挑战。
  
  当技术进步迈入那种不仅要求使少数精英也要求一般的人从中受益的社会观念服务的领域时,就变得更令人激动。这种要求形成了全新的挑战,需要付出巨大精力,但也产生了新的混乱和强烈的对照,转而强化人在这个世界的劳动激情,丰富了劳动的意义。


  
  这些事实是无可辩驳的。我们的物质环境和我们同它的关系,呈现出极大的重要性。任何哲学,以及任何基于这种哲学之上的行动过程,都必须顾及这个事实。但是,自然主义则远离这个事实,因为它认为,人全然由他与世界的关系所界定,只是诸自然过程的一个片段。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检验的不同论点。因为历史教导我们,当革命性变化打乱了事物的旧有平衡时,我们的判断会轻易地陷于混乱而走向极端。事实和见解会由于错讹和激情而发生混淆。在这种时候,把事实从给予这些事实的解释分离出来,就成了紧迫的任务。自然主义把事实转化成原理,将人类生活的总体视为是由人与自然的更紧密关系所决定,并相应地调整所有的涵义。我们必须细心审视这种理论。
  
  反驳这种人类生活局限性的主要论点,不是主观沉思的结果,而是分析现代运动自身的结果。这个运动的出现和进展表明,知识能力无论是作为对自然的知识和技术驾驭,还是作为实际社会劳动,都证明了如果人被视为仅只是自然存在的话,则存在着一种无法说明的生活方式。因为在人更逼近自然的过程中,人显示出人自身优越于自然。如果人仅仅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存就是一系列独立的现象。全部生活就从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出发,并依赖于这种接触,也就没有超越感官局限的方法。根本没有受总体性或高级统一性制约的任何活动的一席地位,也不会有生活的任何内在连贯性的一席地位。一切价值和目标就会消失,现实降低为单纯的实际。然而,人类劳动的经验却昭示出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
  
  科学不是肉体感知逐渐积累的结果,而是同整套传统知识做有意识决裂的结果。这种决裂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旧概念具有过分多的人类特点;而对自然的科学理解,则意味着先承认它摆脱了人,而具有完全的独立性。然而,思维除非将自身从感觉印象中解放出来,凭借分析和新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新的自然观,否则我们的概念将不可能阐述自然的独立性。这个再创造,形成于对真理的寻求,和按照事物本来面目认识事物,从而引发生活的内在拓展的愿望。但是,由于个人观念所固有的偶然机缘和曲解的因素,按这种方式感知自然时怎能不受干扰?除非思维不依赖肉体感知而进行。谋求宇宙统一概念的逻辑思维,改变了直接的肉体感知,它为肉体生存提供了一个思维世界的基础。人对自然在其总体之中的概念所取得的巨大知识成就,证明他超出自然世界的优越性,以及另一个层次现实的存在。如此,我们就可以说,由于现代科学把自然转变成一个知识概念,自然主义连同其对自然的强调受到最中肯的批驳。我们愈是承认知识成就和现代科学的内在结构,与自然主义的距离就愈是清楚了然。
  
  人对单纯自然的优越性也由现代技术得到了证实,因为它要求并证明想象的预期和规划,探索新的可能性,进行精确计算和大胆的冒险。一个单纯的自然存在怎么能取得这些成就呢?
  
  社会运动也揭示出,人并非全然受到一个给定秩序的局限,而是领悟、判断一个给定境况,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本质上改变这境况的一个存在。我们逐渐地更加关注物质事物,但我们珍视它们,并非由于它们的感觉特征,而是由于它们有益于我们提高生活和完全主宰世界。我们的目的不在于增进感官享乐,而在于达到任何人和一切人都能一起发展他们全部力量的境界。一提到社会观念,便意味着超越个人利己主义的共同利益,这个观念倘非既设想为义务又设想为特权,便永远不能发挥它所具有的力量。它固有的伦理因素赋予它争取心灵,吸引热情信徒,甚至战胜不甘愿的力量。但在纯自然领域内,却没有这种伦理因素的位置。因此,一个社会运动的单纯存在就驳斥了自然主义。
  
  虑及这些,就会推导出这种结论:自然主义决非现代生活方式的充分表述。相反,这种生活方式超出了它的源泉,揭示出远比自然主义所能承认的、更大的精神独立性。生活本身同那种对生活的解释相抵牾。环境对于我们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并不说明我们只是它的一部分。自然主义犯了将心灵作用于自然所出现的变化归之于自然本身的错误。这个错误源于集中关注结果,而忽视了那单独产生这些结果的力量。
  
  然而,事实依然是心灵需要作为作用于其上的客体的环境,在这种程度上说,心灵依赖于环境。不过,这种境况难道不是以不可容忍的冲突面对着生活?环境的改造解放出增加生活幸福、圆满要求的大量知识能力。如果人必须对付外部世界,如果它可能永远返不回自身,并把他的劳动成果用于自己的福利,生活不是无法忍受地受到了限制?这种客体如果一成不变地外在于我们自身,永远不能纳入我们自己的生活,那它本身就受到了狭隘的局限。于外在客体中进行的科学研究,就永远不能产生真实、完整和内在的知识。只要我们把人视为同我们毗邻的存在,就永远不会有相互爱恋的内在共同性。不是由一个中心主宰的、也不返回这个中心的能力,永远构不成生活的内容,它留给我们的是喧嚣激动中的空虚。这是一个共同的、痛苦的现代经验。然而,这种空虚感觉,难道不正是在我们内心存在着要求满足的更邃密深渊的证明?如此,我们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没有超越目前所达到的地步,它是否没有从对外部客体的作用中返回到对自身的作用,返回到经验并塑造自身的作用上来。只有生活本身的运动才能做出这样的答案。且让我们看看答案是不是肯定的。
  
  我认为,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答案是肯定的。为了识别在我们内心的确存在着一种产生本质上崭新的生活方式的伟大运动,我们只需要把显见的、毋庸置辩的个别现象视为一个整体,并鉴别那个整体的全部意义即可。我们至此的讨论把生活看成是主体和客体之间,人和世界之间,以及力量和事物之间的某种东西。不过,事物只不过是从外部来接触而已;它从内在上说对我们依然是陌生的。但是,知识活动现在实际上转而把客体纳入生活过程,把它结合进灵魂,并且作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激励、鼓动我们。艺术家们,比方说歌德的创造活动,就是这种转向的一个例证。我们称这种创造性为客观的,但这并不是说,外部世界未经灵魂的增益而以其感觉存在被描摹出来;相反,是外在客体变成了灵魂的一部分。存在着卓有成效的能力和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它们结合起来,互相促进,并创造出新的完整的生存实体。在这种生活中,灵魂被摄入客体之内,或者说客体内的灵魂发出了声音,并且在实现客体过程中,能力失去了它初始的不确定性,呈现出充分的确定性。诗人仿佛魔术师一样,赋予事物以宣布其自身存在的语言。不过,这些事物只有在诗人的灵魂中,只有在一个内在的世界里,才活跃起来。在实际生活里,在法律和伦理表现的人们的关系中,也生发着类似这一艺术过程的某种现象。当我们能够使自己与他者认同的时候,这个乍看起来完全是局外人的他者就会被纳入我们自己生活的圈子。将看似陌生的事物变为你自己的事物的过程,以在爱情即两个个人之最高关系为最显著。因为自身和他者在这里得到了弥合,原是陌生的东西变成了你自己生活的组成部分。同样,除非我们在自己的人民、国家或全人类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和存在,不然便不会热爱它们。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对真理的寻求会导致我们内在生活的拓展。因为,若不是客体在某种程度上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内,若不是花费在客体上的烦劳不能使我们自身的存在臻于完美,我们又何以如此强烈地希望识别它?

  
  这样,在客体变为内在生活过程的一部分方面,美、善和真便是一致的了,但没有该过程在结构和意义上的深刻变化,这也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生活现在基本上是同自身打交道,能力和客体在生活中相遇并要求一种平衡。不过,只有两者均在一个整体中加以理解,这整体的生命和完善就存在于两者之中,才能达到平衡。这样,生活就进入了一种同它自身的关系,它在不同程度上获得自身的结构,并在自身内产生出新的深度和一种全面的、始终如一的能力。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整体就在每个细节中存在,而且卓有成效。只有借助这种方式,信念和见解才成其为可能,共性和个性才能在其多重活动中显现自身。同生活过程的这种整合,给客体以更高级的新形式,从而生活并非仅只是一个给定现实的表现或占用;它有促进和创造的作用;它不是发现一个世界,而是必须为自身创造一个世界。
  
  生活因此不仅面对着世界,也面对着它自身。生活创造自己心灵的领域。不同的运动通过相互结合产生一个内在世界,而这个内在世界又通过初始境况的完全颠倒,成为一切知识活动的出发点。这个世界不是私人的世界,真、善、美不是每个个人所独有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上,个人成就对所有的人都具有效验而且为他们占有。新世界的伟大就在于此。个人的新生活具有普遍共性,个人在寻觅这种生活时,愈益发现真正的自我,抛弃自己狭隘的出发点。单纯的自我保存变得益发不能令人满意。

  
  假若我们更密切地审视生活的这种发展,思索它的能力和形式,它所产生的完全颠倒和它所创造的新任务,我们就不能再怀疑它只是人的用以享受快乐和安适的想象力的臆造。它显然是为人创造新任务的现实的新层面。朝向新目标的运动,与现实的一种更亲密关系的发展,以及无限生命在人类生存上面的嫁接,不可能只是人类的创造。人甚至想象不到这类事情。宇宙中必然存在着生活的冲动,它裹挟着我们,给我们力量以争取新的现实,将这现实引入自然的现实世界,并参与到宇宙运动当中。不置根于宇宙实际当中,我们的希望就永远不可能有稳定的立脚点和方向。处于我们层次上的生活就不能在自身内存在并提高它自身,除非现实的总体存在于它自身之内并处于向内运动的过程。
  
  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人生的重要及其生活的张力在无法估量地增加着。最初属于自然层次的人,跃升到了他在其中以整体的能力而活跃起来的现实的新层次,从而不再是仅只给定秩序的一部分,而变成了不同世界汇合并寻求它们自己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阶段。因为世界的这种运动虽然不能从人产生出来,但若没有人的决定和行动,这运动就无法在这个阶段激发、活跃起来。人在世界的总体内进行协作,因而限制和自由、有限和无限就在他身上相会。对于他,世界不再陌生,并且以其生活的整体变成了他自己的最内在本质。

  
  理想主义所捕捉的,正是生活朝向充分自我实现的这一运动,按照这种发展的样式制定其目标并集中其努力,虽则自然层次依然存在,人的知识生活只能在同自然层次的不断交流中发展。但是,这并不排除与自然主义不同的理想主义,自然主义借自然来理解心灵,而理想主义借心灵来理解自然。
  
  两种信念之间不断产生新的冲突,是因为新的世界在我们心灵深处无论怎样必然有效,却只能在总是产生新纠纷的不断斗争中获得。不仅个人必须将这个世界变为己有,而且一般人也必须为取得它的更确定形式而奋斗。然而,这种形式并不是谁赋予我们的,而是必须由我们自己发现并实现。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达到这种目标的方法,但到头来,没有任何方法证明是完美无缺的。最初,我们只是分别地、模糊地感受心灵世界;而任务却是获得一种全面的形式,以便赋予心灵世界充分确定的品格,把它变成一份完满安全的财产。现在,从历史制高点上说,人类已经尝试过对生活进行能够包容存在整体并且赋形于存在整体的这种综合。在其最初的勃发阶段,这种努力仿佛伴随着成功,但迅即出现了障碍;而随着障碍的增大,生活在其整体上并不适合于为它所规定的量度,也变得显而易见。个别的运动把自身从规定的结构中解放出来,在诸因素的积极创造和结合时期后跟随着批判和解体时期,因而对生活统一性的探索导致了新的综合。这样,集中和扩展的时代相互连接,两者都服务于人对于精神生活满足的希望。过去的成就总是显得渺小,保存精神生活的需要总是引发出新的努力。执著的目的,不断的进步,以及同无限的斗争,使人类的惊人伟大便得到了实现。

  
  自希腊以来的欧洲文明经验,以特殊的力量揭示出了这一过程。希腊的生活具有永恒的意义,它生动活泼,充满能力,以这种能力从事着对我们生存的整个范围的原初综合。它通过艺术特别是美术做到了这一点。这种综合是后来各路文明的出发点。科学试图在变换着的现象的混沌后面,来确定宇宙的永恒巧计。行动要把人类的共同财富转变成均衡严谨、结构精巧的艺术品,而个人则把他灵魂的一切多重能力和欲望在完美和谐之中结合起来。这些努力导致了生活的彻底程式化。到处都激发起了活动,与稳定和一种内在愉悦一道产生了各个冲突方面的平衡。所有这些成就都变成了永恒的获益。但是人类不能就此止步。生活的经验创造了比它所能应付的更大任务、更大对立和冲突。显而易见,这就突如其来地、时机不成熟地设置了一个结局,而灵魂还有未经这种经验测度的深处。整体基于人类生活理智的直接存在和不可抗拒的力量之上,于是出现了一个黯弱的时期,来怀疑这种存在。接着便是解体时期。多重因素分离开来了,但是尽管有其消极方面,这个时期却酝酿着新的综合。这种综合见于原初的基督教义,在其中,现实整体从属于道德观念,生活的多样性隶属于道德义务。然而,鉴于人的道德脆弱和人类世界的道德匮乏,完成这个任务的力量不得不委之于一种超人秩序。这样,道德综合同时具备了宗教品格,并与它一道影响人生的整个范围。这一集中导致了生活的极大深化,它创造一种纯内在世界并首先建立了心灵对自然的绝对优势。
  
  不过,这种生活虽然在我们的世界中仍然有效,其原初形式自现代以来却遭遇到愈益强大的反抗。精神焕发的新人类觉得在这种生活中没有自己力量发展的余地。与此同时,寻觅一种以同等的爱来涵纳生治各分支的普遍文化的欲望,也觉得受到了那道德—宗教综合的拘束。于是乎出现了新的综合,其基本想法是使全部能力无限制发展,是生活的提高。这种要求使一切仿佛处于静止的东西活动起来。不断的进步不仅影响了自然,也影响了人自身。人尽管有他自然的局限性,仍然能以他心灵的力量跃向无限。除了这种能力,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更足以表现出人的特征。现在,这种生活仍然从四面八方朝我们喷涌,正在愈来愈深地贯穿到存在的各分支中去。不过,从我们灵魂的底部和知识努力的高度来看,对于这种解决正开始出现疑团。首先,我们开始怀疑存在的整个范围是否当真能够变成向上的运动,以及这种运动是否并不创造出它无法应付的新问题和混乱;所有能力是否召唤出对立和偏激来威胁着我们的健康生存。而且,即使我们能够消除这些疑团,仍然会从朝向不断活动的转变是否真的穷尽了生活、满足了灵魂的问题中,产生出别的更大疑团。因为,运动假如不能从优于它的从而使它能够为人理解的止息状态中找到自己的平衡,那么,生活存在于它自身之内的可能性也就消失。我们便不能赋予生活以任何内容;生活就成了对于永远不返回自身和永远不形成自身的遥远事物的一种不间断的、不耐烦的期待。如果今天的真理明天被取代的话,我们就不能为自己辩护,反对无限的相对主义了。这种进步活动的无止息和急促,是无法阻止愈益增大的空虚和对空虚的意识的。尽管在特殊领域取得的成就十分伟大,人在他生存的整体中注定是要衰微的,强大的个人人格将逐步消失。

  
  但是,我们一旦认识到生活的这种现代综合的局限和缺陷,就不再去相信它。旧有的秩序就会离析,而对立将再次以全部力量显露出来。自信的活动将再次让位于沉思冥想,我们也将再次由积极时期进入批判时期。
  
  如果生活因此缺少主导的统一和中心,而同时外部世界的改造又取得辉煌成绩的话,那么,生活如果失去平衡,外在胜利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则是可以理解的了。这种成就使我们忘记了取得成就的力量。教育由外而内地发生作用,人终于仿佛完全是他环境的产物,因为中心的能力不复能够应付外部世界的丰富。在这种氛围中,自然主义就对灵魂行使权力,而我们也完全理解,它作为特殊境况的表现是怎样地发展壮大起来。但恰恰是通过我们对它的理解,我们才更坚定地相信,它并不是人类经验的全部真理。
  
  自然主义的试图完全降低到自然层次,只有在人类生存并不带来新的能力和目标的时候才能取得成功。但是,我们既然认识到人代表着使知识活动成为可能的一个现实的新高度,我们就不可能单纯地返归于自然。新的现实可能会暂时地失落于人的意识,但历史的果实已经在斗争、怀疑和错误之中深深地置于他的灵魂里面。这些果实即便是处于否定之中,也已经将人远远放于纯自然层次之上了,自然主义所以似乎是充分的,只是由于它广泛地、不择手段地借用了理想主义。这些借用如果消失,自然主义不得不依赖于自己对策的话,它的不足就会变得显见突出,对不可容忍的浅薄人生观就会产生决定性叛逆,同时伴随着朝向理想主义的强大运动和对生活进行新综合的寻求。

  
  因为,争取生活存在于它自身,以及争取一个丰富的内在世界的强大新欲望,不能以返归于较早的一个阶段为满足。在旧的生活综合中,虽可能存在着不可磨灭的真理,但是,这些历史地遗留下来的真理如果含有终极真理,那么,我们又怎样解释对于生活整体的巨大震惊和不确定的感觉?我们考虑过现代带来的深刻变化,认识到人与环境的密切联系以及环境的更大重要性。同时,我们也见到争取生活完全知识化所遭遇的严酷障碍,体察到人的直接存在与知识生活要求之间的差距,并且认识到为达到知识创造性的地步,必须修正我们关于人的形象。为使整个生存运转起来,我们不再希望一蹴而就。首先,必须努力形成一个生活核心,并加强这种地位;其次,必须应付环境,并逐渐侵占环境。现代的新洞察力和任务,将在这种努力特别是我们由于受益于科学而为人类福利所取得的进步中,得到完全的应用。只是我们必须以这些新因素的直接感性形式来同化它们,必须提取真理的核心。而这只能在我们整体历史经验的环境中才能做到。任何推进人类的信念都需对当时的运动抱着通达的态度,但这种态度又不应当发展为随波逐流,无所作为。
  
  理想主义的复兴很可能面临不少困难和障碍,然而任务紧迫,不容我们躲避。人类一旦取得了在自身之内的生存,就不能再次放弃,就必须使用全部力量和机智实现那种紧迫要求。人一旦摆脱了自然生活的枷锁,就不愿再次戴上这些枷锁;一旦上升到独立进行活动,就不能再次充当不可思议力量的玩偶;深入进宇宙和无限以后,就不能再次返归于自然存在的局限;同世界形成一种内在关系的欲望一旦在内心萌动,外在关系就不复满足他了。因此,这在各个方面都是超越自然主义的推动力。
  
  我们时代的特殊经验和需要,最强烈地要求理想主义的复兴。工作的不断增加和生存斗争的奔忙,遮蔽了生活的意义,剥夺了生活的主要目标。没有人类灵魂的强力凝聚和升华,我们怎能希望再次获得这个目标?在现代生活五彩缤纷的画面上,存在着衰老的特征,存在着返老还童、产生纯粹原初始点的迫切要求。人如果完全是由某种自然过程的必然所决定的话,这种要求难道不是愚蠢的?心灵的创造力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被褊狭的利益所包围,并且常常被这些利益所掩盖;但到底我们能够阻碍这种蒙昧主义与否,则会形成可观的区别。倘若能够的话,我们需要一个目标统一并提高人们的认识;不然,我们就会任凭人类褊狭性的摆布,而这种褊狭性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上是太多了。在日常生活的混乱中,很少在高贵与低贱、真实与貌似、真与伪之间做出什么区分。实质得不到辨识,无处不在的伟大的人类生活得不到承认。我们必须把精华与糟粕分开,将当代一切美好的、重要的东西,将善良意志和牺牲精神统统集中起来,使它们为共同的努力统一起来,赋予生活有价值的内容。然而,我们除非对生活进行一种新的综合,使人类超越个人沉思的不安全感,又怎样能进行这种区分和集合的工作?
  
  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斗争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立,并不局限于生活的一般轮廓;它可以见于在总体上代表这个主义的任何特殊领域。到底人是服从于一个给定的生存,并且仅仅想在不同的点上来改善生存,抑或是受到宇宙的一种不断上升运动的鼓舞,而能够对这种运动独立地做出贡献,发现新的目标并释放新的能力,这两者是有巨大区别的。文学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我们想就此简单说几句。自然主义不能给予文学一种内在独立性,或者容许它有自己的能动性。因为,文学如果只是时代钟面上的生活指针,那么,它只能根据事件的发生来模仿并记录这些事件。文学通过印象式的描写,有助于时代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欲望。但是,既然否定了文学的创造力量,那它就不能对人的内在解放和升华做出贡献。与此同时,文学又必然缺乏戏剧性力量,因为若没有内在变化和升华的可能性,这种力量便无法存在。然而,文学倘若承认人类生活决定性转向的可能性,向另一层次跃升的可能性,倘若受到召唤来帮助实现这种跃升的话,那么,前景和任务就会发生彻底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就能够借再现并同时指导人类灵魂中升华的东西,有益于塑造生活并引领时代。它就能够通过勾画时代中令人迷惑的混沌的简单轮廓,通过使我们直面自己知识生存的主要问题和说服我们相信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来加以澄清和肯定;能够借助永恒真理的再现,将我们的生活提升到超越日常生活喧嚣的伟大,在我们的晦暗境况里,加强我们对生活理智的信念。那它就能以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自己的基金中赋予文学以荣耀地位时所设想的那种方式发挥作用。
  
  因此,我们拥有强大的理由来继续相信理想主义,并试图赋予它一种符合我们全部历史经验的形式。然而,这种试图除非被视为一种个人的需要,并作为一个知识的自我保存问题付诸实施,否则将永远不能取得真正成功。奋发、勇气和坚定的信念,只能生发于对一种具有约束力的必然的承认,生发于对在我们内心活跃的,并使我们内在地参与现实大环境生活的信念,而不能生发于对遥远陌生目标的追求。只有这些信念才使我们能够应付那些巨大的障碍,才使我们充满成功的信心。
  
  你必须坚信,必得冒险
  
  因为上帝出借不用抵押;
  
  只有奇迹能把你带进
  
  美丽的仙境当中。
  
  李自修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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