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无论在家，还是外出，总是沉默寡言，平时只知拚命干活，从不敢惹事生非，也从不敢过问旁人的什么事，在文革中，居然会惹出一个“裴多菲俱乐部”，令人不敢置信。
其实，在文革时期，全国各地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所谓“裴多菲俱乐部”，人们早就司空见惯，不以为奇了。此“经典”说法源于文革初期对“三家村”成员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批判，报纸将他们定性为“裴多菲俱乐部”而引起的。
文革时，仿佛几个知识分子聚在一起聊聊天，发几句牢骚话，就会被造反派陷害成“裴多菲俱乐部”而造成“灭顶之灾”。因而，老友路上碰见，相互间多不敢言语，至多只是点点头，说声“保重身体、来日方长”之类互道珍重的话。
张医师家
1961年以后，父亲“摘帽”回到杭州以后，仍旧住在岳坟街。
文革以前，父亲的几个老同学、老朋友到植物园游玩或到灵隐寺进香，路过偶尔仍会走动一下。其中有一位便是张超昧医师，他的夫人胡梅秀是父亲“艺专”时的同学，时在杭州西湖中学教美术。张医生的住宅离我家不远，就在玉泉公园口的马铃山上。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艺专”的几位教授，诸如，林风眠、吴大羽、蔡威廉、雷圭元等人在西湖附近的玉泉周围择地造屋。其中林风眠、雷圭元的房屋就修在灵隐路、玉泉路口，只有吴大羽与蔡威廉的房子“孤悬”马铃山上…也许画家们喜欢清静幽僻，潜心作画罢。
他们的房屋处于林荫深处，与别的建筑不“搭界”，周围林木葱郁，颇有几分“世外桃源”之感。
五十年代初，林风眠辞去“艺专”校长职务，后来移居上海，他的房子也就转让给了植物园。时吴大羽也搬到上海去了，不过他在马铃山上的房子实在过于荒僻，进屋还要爬山过岭，走一段崎岖小路，因而不被一般人喜爱。于是，吴先生去上海之前，便将屋子租借给了张超昧夫妇，张先生的夫人吴梅秀是吴教授的学生，彼此有师生之谊，也不见外了。
听母亲说，当时张医生承租的价钱是每个月人民币16元，这个数字现在看来微不足道，当时却是一个青年工人半个多月的工资收入。
吴宅是一座别出心裁的小平房，四周没有篱笆，颇有几分时下西式“山林别墅”、“森林小木屋”或“猎场小屋”的味道。为了安全起见，张医生养了一条大狗，遇到生人走近房屋时，大狗便会跳出来，汪汪直叫，将人吓退。
父母带我去张家的次数多了，那条狗对我们熟悉了，见到我们的到来，并不叫，反而过来温顺的坐在我们身边，显得特别可爱。因此，母亲与我去时经常带一些食物喂狗。
不过有一次，我的一个表妹佳玲从上海来旅游，临时得了点小病，妈妈便带她去看张医师。不料，那条大狗见有生人到来，突然窜了出来，汪汪直叫，怪唬人的，表妹吓得落荒而逃，大狗紧追不放，表妹竟然从山上“滚”了下来。
多少年以后，表妹说到此事，仍心有余悸。
走进张家大门，就是一个大厅，想来此厅应该就是吴先生旧时的画室，后面的房间与厨房却小得可怜。张医师夫妇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住在这座小平房里也挺挤的。
他们将前面的大厅作为卧室兼客厅，后面的小房间便是孩子们的房间、过道和厨房。
张超昧是杭州红十字会医院的外科医生，专事“开刀”，还翻译过几本医学著作。
听母亲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张医生在医学界颇有声望，病人中口碑极佳，许多外地病友风闻张医师开刀技术高明，专程赶到杭州，点名请他治病，有“杭州第一把刀”之称，因而，张医师便有点“洋洋自得”。
文革中，即使张医生被关在“牛棚”里，仍有不少病友到处打听，张医生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工作。造反派生怕张医师名声太大，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便编造出一个十分离奇的故事，张超昧“沾满人民鲜血”。即使这样，张家仍有不少客人，许多人感谢张医生“救命之恩”，每次到杭州来，总要到玉泉、植物园一带走走，凑机到张家坐一坐，喝一杯茶，聊一会儿，说一些感恩之类的话。
张医师平时健谈好客，说话幽默，了解父母的底细，对我们全家寄予相当同情，成为母亲无话不谈的挚友。母亲常常说，父亲刚从金华“摘帽”回来的时候，杭州的所有亲戚朋友都不敢接近我们，亲友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他们生怕受到牵连，只有张医师全家仍同“反右”以前一样，热情地招待父母。另一个因素是，他家的房子“孤悬”山上的树林丛中，即使有客人来，也不用担忧有人会到居民区去“汇报”。
文革之前，父母常常带我到张家走动，母亲平时很健谈，有了委屈无人诉说，便到张家聊聊，仿佛这样可以减轻一点心理压力。
有一次，母亲对张医生说：“你真了不起，一生救了那么多人的性命，将来到了上帝那里，可以很骄傲了。可是我的一生，不过煮饭洗衣，一事无成，怎么见得了上帝？”
张医师说：“你也不错呀，生了一对儿女，将来孩子有所作为，你也很对得起上苍了。”
文革开始后，大家都明哲保身，亲友间相互往来极少。
母亲从农村被送回来后，没有杭州户口，也就没有粮票、油票等基本生活用品。
张医生夫人胡梅秀在路上遇到我与父亲时，总是偷偷给我们一些粮票，口上还说：“我们家吃不完，浪费了也可惜，那用得了那么多粮票。”
其实，当时张家的几个小孩都是长身体的年龄，特别会“吃”，那有粮票多余的。
虽然大家没有往来，但是彼此的心是相通的。
石华玉教授
石华玉教授是父母文革前在张家认识的，他们夫妇在浙江医科大学教书，50年代后从国外留学回来，出过多种医学著作。
母亲对于文学诗歌造脂很深，常常谈天说地，在他们的聊天中，只要母亲在旁，便会谈笑风生，妙趣横生。父亲并不多说话，只是在一旁默默地倾听而已，石先生从张医师那里知道父母的状况，很理解母亲的心情，也知道我们全家仅靠父亲一点微薄的工资生活困难。
有一次，母亲谈起，外公有一件皮夹克，米黄色的，出自上海名裁缝手艺，可惜父亲太矮，穿不了，不过石医生身材瘦长高大，穿着去上课，一定会像外公一样神气飞扬，问石医生要不要试一下？显然，母亲想将外套推销给石先生，石医生不假思索就同意了。
母亲回家将那套外公的皮夹克拿来，石先生毫不犹豫就将夹克穿上，果然神采奕奕，与原来所穿的那件蓝灰布中山装的感觉迥然不同。石医师拿出80元钱来酬谢母亲。
当时我也在场，虽然年纪还小，但是也能感觉到，石医师出那么高的价钱购买母亲的旧衣服，其实是出于帮助我们的意思。
严群先生
严先生也是父母在张医师家中认识的朋友，他是清末著名翻译家严复先生的直孙，曾在美国留学，时在杭州大学哲学系任教，顶着“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
文革前，严先生住在岳庙后面的栖霞岭上，当时他年老体弱多病，并不去上课，只在家中从事一些考古研究工作，与浙江博物馆的藏品部往来颇多。
他常到张医师那里去，但是并不多说话，从不谈学术上的问题，只是讲一些他在乡下市场上发现的古董，及讨教一些医学知识而已。
王驾吾先生
王驾吾，文革前担任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与母亲可以说是“世交”了，他的一句口头禅，便是“一生为儿女做牛做马”，对于妻儿的爱，常常溢于言表。
据王老先生说，抗战后，外公到杭时曾经特意宴请过他，作为地方名流，他与外公有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了解外公对于战后江浙地区开发的谋略。
因而，他对于李升伯先生的女儿特别敬重，总是另眼相看，处处关照。
解放后，王先生除了教学外，闭门造车，从事古代诗经的研究工作，出过十几种书。
董大酉先生
董大酉曾经是父亲设计院的同事，后调出设计院，那时他已经退休。
董先生是清末派出的官费留美学生之一，据母亲说，董先生留洋的费用是美国政府当年归还清政府的“庚子赔款”，美方指定将“退还庚子赔款”的款项，作为培养中国青年学子费用。董先生初到美国留学时还是一个小孩，因而被人称为“官费小留学生”。
解放后，董先生担任天津建筑设计院的院长，退休后的1965年，应当时杭州主管园林建设的副市长余森文先生邀请来到杭州，担任市政建设局顾问。
他与母亲谈话中，常常流露出庆幸的色彩，他说，文革前侥幸调到杭州，如果继续留在天津的话，一定会遭到恶运。刚到杭州不到一年，就碰上了文革，别人不了解他在天津的工作经历，无从批判，因而没有受到“斗争”，还算是运气！
董先生的夫人是母亲“金女大”的前班学友，谈起当年校友，抗战时师生的故事十分投机。
姐姐的“揭发”
令这些人不能预料的是，姐姐到居民区去“揭发”父母亲，不仅将父母亲那点可怜的存款、外公送给母亲一点微不足道的手饰、父亲自言自语讲的话全部揭发了出来，而且，还连带将他们在张医师家的聊天内容当成重要“罪证”揭发了。
其实，姐姐并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只晓得这些人在一起发发牢骚而已…当时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母亲曾苦苦哀求姐姐，你揭发父母就算了，千万不要牵连弟弟，你只有一个弟弟，如果他出了问题，在这个世界上，你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等到居民区将“揭发材料”送到他们各自单位的时候，就大事不妙了，他们所在的学校、机关纷纷将他们进行无休无止的“隔离审查”，强迫这些人相互揭发，交代在张家聊天的内容。这些人都是文弱书生，在文革这样的大风大浪中,禁不起惊吓，纷纷如实交待。
为此事“苦楚”吃得最多的人，便是张超昧夫妇了。多少年以来，母亲一直不敢面对此事，直到去世以前，仍对他们满怀愧疚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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