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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扑朔迷离

  后方不稳,这让王敦骑虎难下。
  
  从王敦到达建康的时间分析,在梁州刺史甘卓拒绝与自己一起东下、湘州刺史司马承正式举义以后,王敦并没有继续顺流而下,而是停军在江州的某地。这一段时间,应该是王敦有生以来最为艰难的时刻,因为假如甘卓继续观望,甚至被司马承拉拢过去,那么离开巢穴的自己立即陷于东西夹击的窘境;假如甘卓顺汉水而下,直接占领自己的根据地武昌的话,势必会造成军心涣散、覆亡立待的结局。而目前,讨伐刘隗的檄文已经发出,吴兴的沈充也已经行动,长久地呆在长江之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朝廷在最初的慌乱中安定下来,形势对于王敦将越来越不利。
  
  王敦在权衡利弊以后,果断作出了两项决策:一是再次派遣自己的参军乐道融前往襄阳,为说服犹豫中的甘卓做最后的努力,并恳切说明自己此次东进,只是为了家族的生存而除掉仇隙,别无他意。二是派遣自己的姨家表弟、南蛮校尉魏(音yì),带着将军李恒、田嵩等,率军二万转兵南下,去进攻长沙,在司马承初起之时迅速将其扑灭。
  
  王敦的这一措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
  
  一,谯王司马承作为宗室,对于司马睿与王氏家族之间的矛盾十分清楚。他也明白王敦此次东进决非剪除一个刘隗那么简单,实际上是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司马睿的皇权。因此,司马承以讨伐叛逆为名,高举义旗,这直接击中了王敦的要害,双方之间绝无妥协的可能。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时刻威胁到自己的后方安全,而且也将使不少采取观望态度的官员倾向于司马睿一方,王敦必须趁其弱小之时,迅速将其消灭。


  
  二,甘卓作为江南豪族,本没有多少忠君之心,加上此人总是首鼠两端,如今已经垂垂老矣,因此虽然他的兵力比谯王司马承强大,但还有进一步说服拉拢的余地。况且在起兵之初,此人也曾同意一起东进,现在即使不一同东进,只要能够保持中立就行。目前,只要后方没有威胁,王敦以自己所部兵指建康,由王导等人在内接应,迅速控制司马睿,应该不成问题。一旦拿下建康,其他的事情都好解决。当然,王敦此举带有很大的冒险性,成功与否就在于自己与甘卓之间的赛跑:能否在甘卓等人攻下自己的老巢武昌之前,攻下司马睿的老巢建康。
  
  这就是王敦的如意算盘。然而,却事与愿违。
  
  王敦派往襄阳的使者乐道融有“国士之风”,他虽然身为王敦的幕僚,但是素怀忠义之心。当乐道融抵达襄阳以后,不仅没有说服甘卓与王敦结盟,相反却极力劝说甘卓要效忠朝廷,趁虚进攻武昌。他还针对王敦起兵的借口逐一进行了批驳,对甘卓说:“圣上亲统万机,并非像王敦所说的那样专任刘隗一人。如今,圣上担心有汉代的七国之乱,才割湘州给宗室,以削弱诸侯,由于王氏家族专权太久,突然被分权,就感觉自己被夺权了一样。王敦这样忘掉圣恩,举兵伐主,显然是叛逆行为!朝廷对待您不薄,如果您与王敦一同反叛,岂不是有负大义!活着被人指为逆臣,死后将变成愚鬼,永远成为宗族的耻辱!大人应当假装听命于王敦,同意与其一起东进,然后趁其不备掩袭武昌。一旦拿下武昌,王敦之众闻讯以后,一定会不战自散,这样大功就可以建立了。”

  
  在乐道融和邓骞两位义士的说服下,甘卓终于表示同意,说:“这才是我的本意啊!”
  
  然而,事情却一波三折。
  
  甘卓还是没有迅速南下偷袭武昌,而是公开发布了讨伐王敦的文告。接到他的文告以后,巴东(重庆市奉节县东)监军柳纯、南平郡(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太守夏侯承、宜都郡太守谭该此处据《晋书•甘卓传》,而《晋书•忠义传》则称宜都内史为周该之叔周级,不知何故。等十余地方官联名声讨王敦,并各自率领本部人马讨伐王敦。甘卓另派心腹携带奏章,前往朝廷报告;又派人到广州约请广州刺史陶侃,同时进军。甘卓的举动似乎要增加反对王敦的力量,但却恰恰忽略了兵贵神速的道理,这一大张旗鼓的举动也让王敦加快了处理司马承和东进建康的步伐。
  
  甘卓这一举动可以说足以改变整个战局。
  
  广州的陶侃接到了甘卓的书信,也命令参军高宝领军北上。听到甘卓即将南下的消息,王敦巢穴武昌的军民大为恐慌,四散奔逃。当时驻守合肥的征西将军戴渊首先看到了甘卓的奏章,立即快马转呈给司马睿。看到甘卓的奏章,司马睿大喜过望之余,立即下诏加封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荆州牧、都督荆州梁州诸军事,保留原任梁州刺史;加封陶侃以本官(广州刺史、平南将军、都督交州军事)代理江州刺史。建康的大小官员也是一片欢呼,似乎胜利在望了!
  
  而此时身在朝中的司空王导,处境却比王敦更加艰险。
  
  他率领自己的堂弟中领军王邃、左卫将军王廙、侍中王侃、王彬等王氏家属二十多人,每天清晨就排列在皇宫门外等待受到处罚。司空府的属官们也都惶惶不可终日,想安慰一下自己的老上级吧,又怕说错了话,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其实,真正关心王导的人还是仁厚的周顗。
  
  只有周顗最清楚,这场事变就是司马睿与王氏家族之间关于是否继续“共天下”的对决。周顗作为仅次于刘隗、刁协、戴渊等人被司马睿信任的重臣,有着三人无法企及的名望。司马睿要想安顿建康内部,需要的就是像周顗这样能够被各方都认可和接受的人,因此他多次征召周顗进宫商量军国大事。这一次,周顗进宫的时候,王导在宫门前向他呼喊:“伯仁(周顗的字),我一家老小一百余口的性命都交给你了!”周顗连看都不看王导一眼,就径直进宫了。进宫以后,他竭力在司马睿面前保证王导的忠诚。司马睿对于前景也难以把握,是彻底与王氏决裂还是留有余地?司马睿犹豫不决,最终还是被周顗说服了。
  
  周顗在宫中与司马睿喝完酒,已是酩酊大醉,一摇一晃地走出宫门,而此时的王导一家还在宫门外等待处分,他再度向周顗呼喊,想询问结果。然而周顗不仅不予理睬,反而谈笑自若地对自己的侍从们说:“今年,要诛杀掉那些叛臣贼子们,换来斗大的黄金印,挂在胳膊肘后头!”提心吊胆的王导看到昔日的老朋友竟翻脸不认人,从此对周顗恨之入骨。周顗回到家中,仍然担心司马睿对王家的态度会动摇,他又趁热打铁给司马睿写上奏疏,言辞恳切地说明王导的无辜,请求司马睿将王敦与王导区别对待,不要牵连所有的王氏子弟。
  
  后世的人们对周顗当时的态度作出种种的猜测。有人说,周顗是为了能使司马睿与王导君臣全始全终,不让王导觉察出是自己的劝说,而要归美于司马睿;也有人说是周顗当时喝醉了,没有听到王导的招呼。其实,这些推测似乎都不太贴切。平心静气地还原当时的场景,我们也许能够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王导、王敦为首的王氏家族作为江左的第一大族,是司马睿提高皇权的最大障碍,也是此前司马睿一系列部署的矛头所向。王敦因愤怒而起兵反叛,作为乱臣贼子的亲属,王导以及在京师的王氏子孙命在须臾。只是因为司马睿“雄武之量不足”的缘故,司马睿在没有十分的把握的情况下,还下不了与王氏整个家族彻底翻脸的决心。是彻底与之决裂,拼个鱼死网破,还是留下王导,从而留下一点回旋余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看起来各有利弊。因此,让司马睿迟迟难以决定。而历来仁厚、睿智、善于协调各方的周顗的意见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为什么周顗在宫门外两次置自己的朋友和上司王导于不顾呢?
  
  这正是周顗的精明之处,也是处于矛盾漩涡中慌乱无措的王导应知而未知的地方。试想,此时的司马睿正处于矛盾之中,如果周顗在宫门外与王导勾勾搭搭,一旦司马睿得知,那么周顗再去劝说司马睿,言辞还能有多少说服力呢?况且,欲诛杀王导家族的刁协、刘隗等人,哪一个不比周顗与司马睿更为亲近?他们的耳目众多,只要周顗与王导之间有只言片语传到司马睿的耳中,那么周顗不仅无法营救王导,而且周顗乃至整个周氏家族也有可能与王氏同归于尽。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以周顗的二弟周嵩与王含、王敦的姻亲关系和种种无礼于司马睿、刁协的言行,一旦司马睿决心大开杀戒,这一切都不是没有可能。此时的周顗只有凭籍着长期以来自己在司马睿心目中树立的美好形象,凭籍着危难之中显示出的忠心,凭籍着与王导划清界限而表现出来的公心,才能够取得在司马睿面前的话语权。


  
  其实,周顗此时是最艰难的,他既要解救自己的朋友,又要自保,还想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中保护好司马睿。然而从王导的举动中可以看出,此人在灭顶之灾即将到来之时,早已方寸大乱,虑不及此:是朋友,势必会救你;不是朋友,说了也不会救你,还用你在宫门外面、众目睽睽之下呼救么?如果王导足够聪明和镇定,应该在看到周顗进出宫门的时候,依然跪地,故意与自己的老朋友保持应有的距离,以免弄巧成拙才是。
  
  从周顗这一系列举动来看,走出宫门时的周顗并未神志不清,而这一切举动的背后都隐含着大智之人难以企及的深意。也许,周顗在内心正为王导的愚蠢着急,同时又以他的仁厚,原谅了王导在此境遇中的愚蠢表现。
  
  然而,周顗的举动却引起了王导的刻骨仇恨:他忍让了司马睿数年的紧逼,他冷眼旁观了刁协、刘隗等人多次的嚣张,他似乎对朝廷的疏远坦然处之。如今自己整个家族命悬一线,仿佛所有的人都抛弃了自己,但是,这位历来儒雅、大度的老同事周顗,此时竟然也翻脸不认人!他能不怒火中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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