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节 王敦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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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逖去世以后，王敦的叛乱行动就进入了具体的实施阶段。
首先，王敦上书朝廷，要求将自己部下在扬州的家属接到荆州。王敦的用意很明白：一是如果朝廷同意这一要求，自己就可以收买人心，并为自己下一步叛乱创造条件；二是如果朝廷拒绝，就可以借此煽动将士的不满，为起兵寻找借口。
这的确给司马睿出了一个难题。司马睿在接到王敦的上书以后，与刘隗、刁协等人进行紧急磋商，最后认为王敦反叛之心已定，不如拒绝他的要求，以其部下家属为人质，拖延他的反叛时间。
王敦的第二步是与自己的两位亲信沈充和钱凤秘密磋商，由沈充在吴兴(浙江省湖州市)老家起兵，配合主力扫清建康东面。东晋建立以后，粮食供应主要依仗三吴，如果控制了三吴地区，将起到釜底抽薪之效。
沈充，字士居，吴兴武康人，从小就以雄豪闻名乡里。吴兴沈氏与义兴周氏在两晋时期，都是江南的武力强宗，有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沈充又是沈家的领袖，他的家境十分富裕，《晋书•食货志》记载：“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王敦为了拉拢江南武力强宗，将沈充引为参军，后提拔其为宣城(安徽省宣城市)内史。沈充又将自己的知己钱凤介绍给了王敦，王敦任命钱凤为铠曹参军，负责部队的军械装备。
作为一直被朝廷压抑着的江南豪族，两人对王敦感恩戴德，也企图通过王敦为自身攫取更大的权力，因此对王敦非常忠诚。沈充奉命秘密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为起兵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钱凤也趁着回家奔丧之机，秘密给沈充传达王敦的命令。
不过，王敦集团内部，也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
王敦的前参军熊甫看到王敦将有异图，从容劝说王敦要远离小人。王敦严肃地追问：“小人是谁？”熊甫不答，从此辞归。精于卜筮的郭璞郭璞，字景纯，西晋建平太守郭瑗之子，今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人。郭璞为东晋著名学者，既是文学家和训诂学家，又是道学术数大师。被王敦引为记室参军。当时大将军椽陈述去世了，郭璞知道王敦将有逆谋。在吊唁陈述的时候，他恸哭失声，边哭边说：“陈述啊，谁能知道这不是福气啊！”
除了熊甫和郭璞，还有王敦的长史羊曼和谢鲲(谢安伯父)也都敏锐地觉察出王敦的图谋，因此两人整天喝得人事不醒，不问世事。到了事变将要付诸实施的时候，王敦问谢鲲的意见，谢鲲却说：“刘隗诚然是祸首，但是城狐社鼠。”意思刘隗就像是居住在城墙内的狐狸，不能用水去灌，以免城墙塌陷；像是祭坛中老鼠，不能用火熏，以免发生了火灾。你王敦出兵的话，要顾及皇帝。王敦一听，终于憋不住了，大声叫道：“你个庸才！你知道什么！”
即使王氏家族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王琛的儿子、豫章太守、广武将军王棱，看到从兄王敦高傲刚狠，对皇上一点都不恭敬，经常劝说王敦言语切不可太直，使王敦怀恨在心。王棱曾将荆州民变头领王如收到帐下，因王如匪性难改，王棱曾经杖责过王如，王如深以为耻。王敦听说以后，就秘密让人激怒王如，劝其杀掉王棱。王如就去找王棱喝酒，于酒宴中袭杀了王棱。听到消息的王敦，假装十分吃惊，命人追捕王如，处死了事。
王敦的第三步是解除后顾之忧。王敦起兵之前，曾派人与新任梁州刺史甘卓联络，甘卓答应率军与王敦一起，去建康“清君侧”，这让王敦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对于南面的湘州刺史司马承，王敦倒不太担心，这是因为湘州荒残，不足多虑，况且王敦已经预先将司马承湘州的船只都征调到了武昌，即使司马承心有余也力不足。再者说，王敦只把矛头对准刘隗，并不损害你司马家什么，也许司马承不会有所动作吧？至于岭南的陶侃，他向来对朝中事务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似乎也不会怎么着。
看来，王敦射向建康之箭，已经不得不发了。
面对咄咄逼人的王敦，司马睿又会如何应对呢？司马睿想要抛弃依傍多年的王氏家族，找回自己的权威，就必须要找到足以与之对抗的另外的力量才行，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他通过注籍制度，规定所有流民都要登记；通过给客制度，明确依附大族的门客数量；采取免除流民为奴，注入军籍，为戴渊、刘隗筹得了两万军队。然而，仅仅仰仗戴渊、刘隗这两万新兵去对抗王敦还远远不够，司马睿还需要寻找其他可以利用的力量。
他首先想到了江东豪族。
江东豪族的沈家投靠王敦，已无法利用，他又想到了江东的周家。可周家与司马氏家族之间恩恩怨怨延续多年。当年周处被司马彤害死《晋书•王骏传》记载：“建威将军周处、振威将军卢播等伐氐贼齐万年于六陌。(司马)肜与处有隙，促令进军而绝其后，播又不救之，故处见害。”，周处的长子周玘受到南来大族的排挤郁郁而终，周玘之子周勰(音xié)与王导、刁协素来不合，失志在家。可以说，周处一门三代对司马氏皇族没有多少好感。
如今，周氏辈分最高的只剩下周玘的小弟周札。此人缺点很明显：一是自以为是，二是阴险狡诈，三是十分贪财。连周玘都被刁协等人轻视，满身毛病的周札似乎更不在朝中大族的眼里，几年前刘隗还曾经把矛头对准了时任从事中郎的周筵(周札侄儿)。这一切，也都让周札、周筵等周氏代表对于司马氏集团的感情十分复杂，立场模糊。因此，在司马睿起用周札为征虏将军、监扬州江北军事、东中郎将的时候，周札就以脚上有病为由固辞不上任。国难当头，司马睿也顾不了那么多，他指示有关部门弹劾周札，周札不得已才去赴任。还未到任，司马睿又升任他为右将军、都督石头水陆诸军事，镇守台城外围的石头城，强拉硬拽地把周札拉到了自己的阵营里。
除了江东的周氏，司马睿还想到了利用流民帅。
当时的流民队伍很多与强盗没什么两样，因此东晋政府把刘遐、蔡豹等流民首领都安置到了长江以北，不允许他们南渡。这些大大小小的流民帅对于维持淮河防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如今，要让他们南下参与到对抗王敦的战斗中，在司马睿看来，就有引狼入室之嫌。而就在司马睿左右为难之时，深为司马睿信任的尚书右仆射纪瞻却给司马睿提到了一个人——郗鉴。
郗鉴是八王之乱中扬州刺史郗隆的侄子。洛阳沦陷后，郗鉴未立即南渡，与宗族乡党千余家保据峄山(山东省邹山市)，受时为琅邪王的司马睿委署为兖州刺史，三年之间众至数万。虽然郗鉴的身份也是流民帅，但是他与其他的流民帅不同的是，郗鉴本身是士大夫，在东晋名士心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这让司马睿有些许的放心，也让郗鉴南下成为可能。
纪瞻对司马睿上书称：郗鉴有将相之才，过去与戴渊同时被征召。如今，戴渊等人都为都督。以资历，郗鉴与戴渊一样；以官职，郗鉴与戴渊等都是同一级别的。最后，纪瞻还说：“是以臣寝顿陋巷，思尽闻见，惟开圣怀，垂间臣导，冀有毫厘万分之一。”虽然纪瞻力荐郗鉴“补衮职之缺”，是希望郗鉴在王敦叛乱迫在眉睫之时，站在晋元帝一边来抗拒王敦，但是却在篇末不忘提醒司马睿征求王导的意见，也充分显示了纪瞻精于世故之处。
纪瞻提出此议以后，司马睿又征询了其他人的意见。《世说新语•品藻》记载，司马睿曾问周顗：“你与郗鉴比怎么样？”周顗回答说：“郗鉴比我有修养。”而后来明帝问到郗鉴，周顗怎么样，郗鉴回答：“周顗比我有国士之风。”《世说新语》因版本不同将此处均写为元帝或者明帝同一人，是不对的。不过，真正的郗鉴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多年以后，卞壶这样评价郗鉴，他说：“郗公体中有三反：方于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贞，大修计校(较)，二反；自好读书，憎人学问，三反。”见《世说新语•品藻》。意思是说，郗鉴这人身上有三处比较矛盾的地方，一是对上司正直，可喜欢下属对自己吹捧；二是自身修养很好，但又喜欢计较别人；三是自己好读书，却嫉妒别人有学问——一个十分有意思的人。后来郗鉴奉命率众辗转南下，退保合肥，彼时王敦第一次叛乱已经结束。但是有理由相信，关于征召郗鉴南下的决定应在王敦叛乱前做出，而非叛乱以后做出的。
虽然司马睿作出了依靠流民帅郗鉴南下帮助抵御王敦的决定，然而时间不等人。转眼就是公元322年的新年，预测大师郭璞因为皇孙司马衍出生，而请求司马睿改元为永昌。就在人们还沉浸在新年喜庆气氛中的时候，一月十四日，王敦在武昌(江州治所，湖北省鄂州市)却誓师出兵了！
王敦上书司马睿，历数刘隗的罪状：一是说刘隗谗邪，陷害忠良，这当然是指司马睿因之疏远王导之事；二是大兴事役，骚扰百姓，是指兴师北上之事；三是僭越过度，以黄门散骑侍郎为参军；四是免良人奴；五是征发流人为兵；六是不同意我迎接诸将的妻子儿女；七是征发投刺王官之人为军官，造成民众愁怨；八是遥指朝廷，专权恣肆。之后，王敦接着说自己备位宰辅，与国存亡，请求司马睿早点将刘隗杀掉，并表示刘隗的人头早上挂在城头，其部队晚上就退回武昌。然后，他还举出了伊尹放太甲、汉武帝被江充迷惑的故事，暗示司马睿现在是听信谗言的昏君，最后又说在司马睿过江之初，政治修明，等到信任刘隗之后，朝政日非，大家都说像吴国将亡的景象。
王敦的说法冠冕堂皇，能够迷惑住一些人。当时温峤就曾问周顗：“大将军此来似乎有要讨伐的人，应该不会滥杀吧？”周顗当即回答：“你还是年轻没有经历过事情啊。君主不全是尧舜一般的，哪能没有过失？人臣怎么能举兵来胁迫君主！群臣共同推戴，君主继位还不过几年时间，突然就兴兵向阙，怎能说这不是叛乱？王敦刚愎自用，傲慢无上，他的意图哪能仅限于此！”
沈充也在吴兴起兵响应王敦，王敦任命沈充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听到弟弟起兵的消息，王敦的哥哥、光禄勋王含逃出建康，投奔王敦。
双方矛盾虽然由来已久，日益尖锐，但刚过新年，王敦就起兵东进，还是显得有点突然。对于司马睿来说，他需要的是时间，因为一是戴渊、刘隗刚刚组建成新军，战斗力可想而知；二是司马承也在湘州刚刚立足；三是调发扬州流民为兵所引发的社会矛盾，还需要时间去平复；四是郗鉴的流民军尚未到来。可是，王敦恰恰选择了这个时机发难，使得这场对决的最终结果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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