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节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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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带着全家人，从东都洛阳出发，一路往西，从陕州茅津来到黄河，河水激流向东，河的对面是河东平陆县，经过平陆就可以到达刘晏的目的地夏县。
茅津渡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城南约四公里处。历史上曾名陕津渡、茅城渡、会兴渡，因古代茅族居此而得名，茅津渡地形险要，历史悠久，是沟通晋豫两省的交通要津，也是万里黄河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渡口，与风陵渡、大禹渡并称为黄河三大古渡，有“铁码头”之称。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云：“陕城北对茅城，故名茅亭，茅戌邑也，津亦取名。”此为茅津的由来。后为别于茅津村，人们才习称之为“茅津渡”。据《平陆县志》载：“茅津地当水陆要冲，晋豫两省通衢，冠盖之络绎，商旅之辐辏，三晋运盐尤为孔道。”据载，茅津在春秋战国时，已形成渡口，且是兵家必争之地。晋献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假道于虞，伐灭虢国，即由茅津渡河。公元前627年，秦穆公伐郑，晋出奇兵从茅津渡河，以逸待劳，败秦军于崤山。
而此时的茅津河道上一列列船只交错而过。登上岸边，码头四周热闹非凡，岸上运输较多的货物以食盐为多，河东解州池盐天下闻名，这里很多盐都来自解州。
过了黄河，他们又雇了车马继续行进。
此时正值春天，小草刚刚发芽，万物复苏，农民们牵着耕牛在地里劳作。
刘晏看到此景，击掌欢欣而叹：“多么美的人间天堂画卷，这里景色宜人，百姓安居乐业，村落炊烟袅袅似有似无，远离战祸饥荒，安享这太平之光年，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是多么幸福啊！”
刘晏感慨刚发完，旁边经过的一位农夫哼了一声，用一种不屑之色瞥了刘晏一眼。
刘晏很是诧异，叫车夫拦住那位农夫。
车夫很快把那人带到刘晏跟前。刘晏见此人神色忧郁，衣服破旧。那人却露出一丝怯意。
刘晏对那人施了一礼，很和气地说：“这位老哥，我有一事不解，别无他意，特请教。”
农夫听他这般说，放下心来，赶紧还礼：“这位公子，您有事请讲，请教可是受不起。”
刘晏指了指前方，对农夫说：“这方水土景色宜人，今年雨水充沛，定是个丰收之兆，您有什么不如意请道来？”
农夫笑了笑说：“请问您从哪里来？”
车夫抢过话头：“这位公子是从东都洛阳来的。”
“嗯，不瞒您说，您可能长年生活在洛阳，很少到乡下，自然想象不到乡下的真实情况，才不由赞叹这里。但请恕罪，刚才听公子那番议论，我确实是失态了。”
刘晏听了并不生气，反而用鼓励的眼神暗示农夫继续说下去。
“以小人的理解，盛世是权贵阔商们的盛世，他们有权有钱有人，自然吃有人送，穿有人做，用有人供，喝酒吃肉都有人伺候着。对他们来说，不止是盛世，简直是天上的神仙生活。但普通百姓的生活可不是这样了，盛世从来和咱们小民无关，虽说和战乱相比，吃的用的没那么紧张，但一年春夏秋冬围着衣食奔忙，一家老小都眼巴巴地盼着，等着，一天不劳作，一天就会缺食少穿。大人，乡下人苦啊！”
“朝廷分给你们的土地不够养活你们吗？怎么还会那么困顿呢？”刘晏不解地问。
正说着，对面走来十几个衣衫褴褛的流民，刘晏颇觉诧异。
“车夫啊，你注意到了没有，我们这一路上遇到不少这样穿着的流民，你去问问他们来自那里，去什么地方。”刘晏说。
车夫停下车，朝着一位推车携口的一位壮年人喊到：“老哥，慢走，慢走，请问你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啊？”
“我们从夏县来，要去南方。”
“老哥，不好好在家呆着，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你看你车上的孩子那么小，怎么忍心让他跟着你奔波呢？”车夫喊道。
壮年人边走边回了一声：“兄弟，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是逃户。”
“逃户？大人，他们都是逃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逃户？朝廷怎么不管呢？”车夫很不解地问刘晏。
“车夫，你去给我请一位逃户，我要了解一些情况，注意态度，要和气，不能惊吓到人家。”刘晏吩咐道。
“是，大人，不过现在天色已晚，不如我们就近找家客栈安顿下来，我再给您找上几位逃户，一定会了解得更清楚，大人你看怎么样？”车夫知道刘晏遇事非得要搞个水落石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逃户牵扯到刘晏即将到任的夏县。
刘晏抬头望了望天空，日头已落西山，只留余晖染红了天空，男人们也都牵着牲口从地里回家，女人们则在家里烧煮饭菜，一股股香味飘荡在空气中，刘晏也感觉到饿了。
“这样吧，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安顿好肠胃再说。”
夜晚，皎洁的月光凝照着大地，车夫找来几位逃户，即将到任的刘晏在月光下与他们细细交谈着，刘晏时而平静，时而紧锁眉头，时而笑意流畅，时而怒火中烧。
这是历代统治者都没有解决的棘手问题。税赋重，劳役多，民逃亡，既存在政治隐患，又影响财税收入，武则天晚年以来，政治黑暗，经济凋敝。官府奸吏的敲诈勒索，使农民负担沉重。加上豪强劣绅和皇亲贵族“籍外占田”，农民的大量土地被兼并。农民的赋税越来越重，不得不离乡逃亡，趋势有增无减，唐朝赖以生存的均田制日益遭到破坏，大大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唐玄宗为了扭转财政危机，改变国弱民穷的面貌，与豪强巨族作斗争，采纳鉴察御史字文融的建议，下达“作一招携、捉搦法闻奏”诏令。于开元九年（721年）初，进行全国性的第一次检田括户。“招携”即招抚招诱，而“捉搦”则是捉拿追捕，可见唐玄宗采取宽严相济的方针进行检田括户。其具体做法是：各州逃亡之户，限在百日之内自首。凡自首逃户可以就地入籍编户，也可自愿返归故籍，到后免除当年赋租课役。过期不返者，作违法论处、强制性地押解至边疆远僻地区，附为百姓；官府或私人有敢包庇者一概抵罪。
但是这种逾期进行的“捉搦”押解效果欠佳，理所当然遭到逃户流民的抵制与反抗，又触发了新的逃户时抵制与对抗。所谓宽抚政策免除当年赋役，也是打了折扣的，就地附籍是“春附则课役并征，夏附则免课从役，秋附则课没俱免”。此本为安民利国的初衷，却反而变成了扰民生乱的现实。针对这种情况，唐玄宗吸取教训，又进行了第二次主在宽抚逃户的政策，在开元十二年（724年）颁布《置劝农使诏》，将括户和括最剩田结合并举，“所在闲田，劝其开垦”，将检查出来的被兼并上地全部没收，按照均田制分配给无地客户使用。对于账外户口，一律登记注册，手续化繁为简，就地入籍；赋税由重变轻，免去六年的租庸，新附客户仅交很轻的户丁税。
但逃户的实质问题还是土地问题。
检田括户得到了贫苦农民的拥护和欢迎，判官乘马巡视天下，亲自督察田户检括，客户附籍的落实情况；召集父老丁幼，当众宣读谕旨“百姓感其心，至有流泪称父母者”。民以食为天，当逃户获得土地，并被免掉六年的赋税，得到官府承认的时候，能不“感其心”吗？检田括户获得了巨大成功。各地查出逃户八十多万，检田八十多万亩征收户丁税钱数百万婚（贯）。自然，农业经济是唐朝的经济基础，均田制是大唐王朝赖以生存的命脉。检田括户对于巩固均田制，抑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加强中央集权，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劳役、兵役来源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开元盛世的出现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可以说，检田括户是唐玄宗实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盛唐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如此，在检田括户后的第二年，即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才有封禅泰山的“告成功”。
但是，任何事情总会有利弊两个方面，检田括户也带来不可避免的弊病。由于实行逃户就地附籍，有免赋六年的实惠，原有逃户减少，但形成与土著户纳赋的明显反差，无形中鼓励土著户成为新的逃户。开元十五年（727年）又只得下令：“诸州逃户，先经劝农使括定按比后复有逃来者，随到准白丁例输当年租庸，有征役者先差。”对新的逃户毫不客气，除照例交纳当年租庸外。还以先差使征役为惩罚，土著户毫无实惠，无疑负担加重，只能争当逃户，以减税赋，这无疑是括户籍田之后新的反抗和抵制，其原因是享受的权利和所尽的义务不能均等造成的。逃户，实质是逃税、逃赋、逃役，必然影响国家的稳定性收入。唐玄宗虑及国家的稳定收入和对土著户的抚慰，只能以放免地税租庸等予以抚慰。开元十七年（729年）十一月下诏：“天下百姓，无出今年地税之半，如已交纳，听折来年。逋租悬调，在百姓腹内者，一切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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