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丁忧一边团练——国藩得名“曾剃头” - 第7章清朝的丧钟——太平军来了 - 仕途·师徒：曾国藩与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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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一边丁忧一边团练——国藩得名“曾剃头”

　　就在曾国藩这个侍郎那个侍郎忙着工作的时候，李鸿章在干什么呢？这时的李鸿章还在“进修研究生”呢。咸丰元年，李鸿章的身份从翰林院编修变成了武英殿纂修，就是国史馆的协修，帮忙整理整理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不过他借着这个机会恶补了一下各方面的知识，学识也大大地增加了。李鸿章和曾国藩虽然同在北京，但时局动荡，两人各忙各的，交流的机会少了一些。李鸿章不一定看得清老师的心思，他现在只是个低等官员，对于老师的想法并不能全部理解，但他还是敬仰老师的人格魅力，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也不断地从曾国藩那里学习为官、为人的道理。
　　
　　可太平天国起义越闹越大，朝廷上下一片鸡飞狗跳，忙活着剿灭起义军。曾国藩、李鸿章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但两人却也无可奈何。特别是曾国藩，作为高层领导对于朝廷的无能只能是干着急。就在曾国藩郁郁寡欢的时候，正好来了一个机会。
　　
　　咸丰二年（1852年），他被任命为江西的乡试正考官，可以暂时离开北京。正好他也想换换环境，舒畅一下心情，再加上他已经十四年没有回到湖南老家看望家人了，借这个机会回家看看。他向咸丰帝请了假，皇帝同意了，曾国藩收拾好行李，准备回家稍歇，躲一躲阴霾。六月，曾国藩准备妥当起程了，李鸿章专门为老师送行。李鸿章也感到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去南方可能会有不测，他一直送曾国藩到了卢沟桥。两人说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一定少不了老师对学生的叮嘱和学生对老师的祝福，但两个人谁也没想到，这一别就是数年。

　　
　　七月，曾国藩走到安徽，突然噩耗传来，他的母亲去世了。这对曾国藩无疑是当头一棒，他赶紧给皇帝写了“请假条”，日夜兼程地往家赶。但当时太平天国起义军已经打到了湖南长沙，他只好绕道回到了家乡杨家坪。回到家里，曾国藩自然伤心欲绝，披麻戴孝，痛哭失声，丧母之哀无法言表。
　　
　　按照古代的规矩，母亲去世可以在家丁忧，而丁忧的时间可以是三年。曾国藩是孝子，他想为母亲守孝三年。可形势却不允许他这样做，因为太平天国越闹越凶了，长沙被围，身在湖南的曾国藩也感到了危机。比曾国藩更着急的是咸丰帝，看到起义军从南打到北，这架势真有点儿不到北京非好汉的味道，咸丰帝急了。也难怪这位当家的人着急，他的那些军队实在太差劲了。
　　
　　清朝的“正牌国军”是八旗军，由满族人组成，清朝开国就靠他们了。但和平时间太长了，满族人也学会了享乐，在康熙年间，八旗军就衰败得难堪大任了，更别说这时候还能对他们有啥指望。另一个常备军是绿营兵，以汉族人为主的军队，战斗力比八旗军强一些。可精锐最终也倒在了吃喝玩乐上，在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的时候，绿营兵已经大不如前。国防军不行了，那就只好想别的办法，嘉庆帝推行了团练制度，就是让地方自行建立保卫家园的武装。这招儿倒是效果不错，白莲教起义被镇压了。
　　
　　等到了咸丰帝的时候，他也想到了这个办法。其实朝廷对团练还是心存顾忌，因为团练就和地方割据军队性质差不多，历朝历代对于武将拥有自己的军队都是防着，生怕做大了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所以清政府也不想让地方势力膨胀。
　　
　　但顾忌归顾忌，毕竟现在火烧眉毛了，除了发展地方武装，好像还真没有别的好办法。咸丰二年，皇帝下旨两湖地区发展团练，目的直指太平军。而组织团练的人都是在籍或者丁忧在家的官员，就是让他们在自己家乡利用各种关系组织起武装力量，曾国藩势必在这个范围内。咸丰二年十一月，咸丰帝给湖南巡抚张亮基颁了一道圣谕，要求在家丁忧的曾国藩出任湖南团练大臣，帮助湖南政府剿灭太平军，这是咸丰帝任命的第二位团练大臣。当时册封的团练大臣除了曾国藩，前前后后一共任命了四十五个大臣，山东、江苏等地都有。张亮基立即将上级的命令传达给了曾国藩本人。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曾国藩心中充满了矛盾。形势对于朝廷极为不利，作为国家的高级官员，曾国藩应当担负起拯救国家于危难的责任。但凭借曾国藩一个人的力量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心中没有底，更别说几成把握了。他在犹豫，但有人着急让他出山，好友吴敏树写信给曾国藩力劝他马上行动。郭嵩焘还亲自到他家里劝说。
　　
　　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曾国藩还是选择勇敢地站出来，做了一回墨绖从戎，就是守孝未结束就带兵打仗。对于这位理学大师来说还有什么比尽忠二字更重要的吗？曾国藩给咸丰帝写了谢恩折，并阐述了自己对于团练的想法：“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传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诚能实力操练，于土匪足资缴捕，即于省城防守亦不无裨益。“曾国藩准备仿效戚继光的练兵之法，打造一支精锐的部队。折子送到咸丰帝那里，咸丰帝一如既往地签了三个字：“知道了。”但不管皇帝是怎么想的，曾国藩决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咸丰二年年底，曾国藩风尘仆仆地赶到了长沙。当时张亮基已经招募了部分湘勇，而且湖南各地自行招募的湘勇也陆续集中到长沙。这些地方武装中有一个人带领的队伍不得不提，这人就是罗泽南。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和曾国藩是同乡。此人是当时湖南屈指可数的人物，是一位理学大家。他和曾国藩是儿女亲家，曾中藩的弟弟曾国华、曾国荃都是罗泽南的学生，罗泽南的学生遍布湖南，他的威望使不少学生投入曾国藩门下成为湘军的骨干，如李续宾、李续宜等人。而罗泽南的作用既是为湘军打下了良好的前期组建的基础，又为后来湘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建设湘军的最初阶段，罗泽南带来的千余名湘勇成为湘军最早的班底，也是曾国藩最为倚仗的“嫡系”。怎么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是摆在曾国藩面前的一个难题。对此曾国藩早就胸有成竹，别忘了他在兵部干过侍郎，对于八旗、绿营的种种弊端十分清楚。对挑选士兵他有自己的标准，就是那些在深山里的农民兄弟们。
　　
　　这些人朴实本分，说得难听一些就是有点儿傻，但就是这种“傻”，对血亲的认同感很强，为了自己的同乡可以牺牲生命。这就把曾国藩认为军队最大的弊病—“败不相救”解决了。而有三类人，曾国藩是绝不会用的。一是逃兵，二是街头的小混混，三是曾经为官府做事的人。曾国藩认为这三类人油滑有余、诚实不足。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湘军成立之初就严格抓住了士兵成分这个关键，奠定了以亲情、友情、乡情为核心的军队基础，得以成为战斗力惊人的湘军。
　　
　　在组建部队的同时，曾国藩对整个湖南的形势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太平军此时已通过湖南向长江下游挺进，湖南暂时还是安全的，去主动找太平军的事儿，那是不可能的，办团练的主要目的是自保。湖南是个多会党的地方，因为山多河密，所以造成了反清势力遍布湖南，比如说天地会、串子会、红黑会等。在太平军袭击湖南期间，很大一部分的会党人员加入了太平军，跟随他们东进。曾国藩现在的想法就是先稳定湖南的局面，想稳定局面就要从解决这些不安分的人下手，可这些人并不好对付，如果好对付早就解决了。

　　
　　在解决会党问题上，曾国藩提出了“乱世用重典”的论调。在他写给咸丰帝的奏章里明确写着：“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对于曾国藩这么一个文人来说，让他去打仗，本就是一个没办法的办法。曾国藩又是理学大师，理学和杀戮是格格不入的，但在这种非常时期，曾国藩只好心一横手一狠，向着他认为的歹徒们举起了屠刀。而对于曾国藩的请示，咸丰帝也表示了认可，并表示“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有了皇帝撑腰，曾国藩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他在长沙建立了一个叫“审案局”的临时机构，委派候补知州刘建德等人具体负责。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不端的人，抓入审案局，就地正法或者杖刑、鞭刑。一时间，湖南境内风声鹤唳，审案局就像中统、军统一样，四处抓人，在4个月里，正法104人、杖毙2人、死在狱中31人，这还没加上各地自行处理的人犯。与此同时，曾国藩对湖南境内的起义也不放松，镇压各地会党起义6次。
　　
　　从曾国藩上任，仅咸丰二年底到咸丰三年三月，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湖南整个局势被曾国藩的血腥政策给控制住了，从这一点来说曾国藩“乱世用重典“的思路还是取得了重大的成效，打击敌人震慑百姓，确实很高明。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残忍的手段，为曾国藩带来了“曾剃头”的外号，毕竟杀人不是好事，但曾国藩对于这样的外号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从上面他写给咸丰帝的奏章就可以看出来，他宁可被世人所唾骂，也要保住清朝的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