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拖延战术还是惹怒了上层，不是不想干吗，那就挪地方换人，而正好这时候南方又出大事情了。接任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被杀了。事情的大体经过是这样的：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马新贻到总督府西边的校场检阅练兵情况，检阅完了就步行回府，当时一起的还有几个手下。走到后院门口，突然从人群里蹿出一个人，拿着匕首刺进了马新贻的右肋，第二天马新贻不治而亡，而凶手自称叫张汶祥，当场被抓。堂堂两江总督，权位仅在直隶总督之下，手握清朝财政命脉，竟然被人当街刺杀，这可够耸人听闻的。清政府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让曾国藩走人，曾国藩复任两江总督，兼办这起“刺马”案，而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的不是别人，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和曾国藩渊源可算是不浅，他是曾国藩的学生、幕僚、同事，两人的关系非常微妙。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哪些故事，我们将在后面一一为大家展开，现在我们先从天津教案说起。当时李鸿章的身份是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还有一个太子太保的头衔。
　　
　　可以说，李鸿章已经跻身高层的范围内，但还不是权力核心人物。而天津教案发生时，李鸿章正在剿匪，他可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教案这种重大的事件，怎么能逃过他的耳目。而在处理教案的过程中，曾国藩也多次给李鸿章去信听取他的意见。李鸿章没有一点儿置身事外的意思，在他看来老师这次前途未卜，为了能帮助老师妥善处理，他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李鸿章在复曾国藩的书信中就明确指出“有杀毙领事教士重情，其曲在我，固无疑义”，而解决的方法在“中国立意不与开衅”的前提下“拿犯、赔银”即可。“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这句在李鸿章与曾国藩书信里的话，说明了李鸿章的处理方式。
　　
　　不管洋人怎么着，就玩油滑的，不说可也不说不可，静观事态发展，再做决断。这也表现出李鸿章混迹官场的一贯作风—痞子工作法。别看名字不好听，但是效果还算可以。像泥鳅一样浑身溜滑，想抓住那叫一个难。
　　
　　可曾国藩并没有听从李鸿章的建议，他不是油滑的人，是个老实人，这是两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曾国藩认“实”，而李鸿章务“实”，虽然都是“实”，但含义却差别很大。曾国藩的“实”是事实、道理的实，李鸿章的“实”是实效、效果的实。曾国藩满脑子里都是儒家的正统思想，李鸿章却少了这些束缚。在天津教案事件上，曾国藩实在是进退两难。而对于这样尴尬的处境，曾国藩选择了有意避退，他也看出来了清政府对他工作能力的质疑，随即上奏身体状况差强人意，要求另外选人处理天津教案。确实，这样大的压力让曾国藩的健康每况愈下，眩晕、呕吐成了常事。正好清政府方面想换人呢，这下有了充分的理由，那就换人吧。李鸿章成为接任者的不二人选，很快他收到了转任直隶总督的上谕，而曾国藩去干原来干过的两江总督。这个安排很合适，反正两江总督死了，正好没人接替，再说曾国藩对两江地区比较熟悉，去那里是个很好的选择。安排李鸿章去也合情合理，他和洋人打交道也不少，朝廷寄希望于他拿出点儿真办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