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节 进退两难——曾国藩的拖延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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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70年，同治九年，曾国藩年已六十。放到现在，他该退休看孙子了，可曾国藩却不能享受这样的天伦之乐。作为直隶总督的他，勤勤恳恳地在工作岗位上尽着一个臣子的责任。繁重的工作已经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而且右眼失明，伴随着经常性的眩晕。没办法，曾国藩只好向朝廷打报告请求静养一段时间。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体谅他的难处，同意曾国藩带薪养病。
无奈静养还没多久，天津那边却出了大事。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后，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兴建教堂、广收教徒。在天津，法国传教士不仅修建了教堂，而且为了向中国民众表现“慈祥、文明”，还开办了“仁慈堂”来接收孤儿及弃婴。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这种作秀的善举却酝酿了一场灾祸。因为当时中国民众排外思想严重，所以传教士收养的婴儿很少。
为了“增加业务”，传教士们就想出来个馊主意—送婴有奖，只要送来婴儿就有物质上的奖励。这么一来，严重的后果出现了。一些丧尽天良的人唯利是图，就四处拐骗婴儿，再将婴儿送往“仁慈堂”以获得奖金。更匪夷所思的是，“仁慈堂”收养的三四十个婴儿陆陆续续全死掉了。这下各种各样的谣言铺天盖地而来，有人说是法国传教士指使人去拐骗婴儿，还有人说传教士把婴儿弄死了，更邪乎的说法是传教士挖了婴儿的眼睛、心脏做迷药。谣言就是这样，越传越离谱，但老百姓还是将谣言信以为真，因为他们确实从心里恨死了在自己家门口为非作歹的长毛鬼子。
官府不能坐视不管，于是行动起来抓人贩子。6月18日，官府抓获了一个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他供述了在天主教徒王三的指示下迷拐婴儿的犯罪事实。事情传开后，民怨蓄势待发。当时在天津分管洋务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约见了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双方当面对证。到了6月21日，天津道台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押着武兰珍去教堂对证。虽经证实并没有挖眼剖心的事情，但聚集而来的群众情绪激昂。看到王三出来了，就纷纷捡起砖头砸这个大汉奸，顺带着把教堂的玻璃窗也砸得粉碎。法国领事丰大业拿着枪气势汹汹地跑到崇厚的衙门要求给个说法，崇厚劝了半天也没让丰大业消气，吓得逃跑了。
这还没完，丰大业还真是“疯大爷”，等知县刘杰来到衙门，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连放数枪。幸好刘杰命大，自己没伤到，反而是手下受伤了。当官的拿洋人不敢怎么样，可老百姓却不怕。看着丰大业这么嚣张，大家一窝蜂地冲上去，把这位法国领事打死了，“群体性事件”引发了血案。打死了法国领事点燃了仇洋的导火索，百姓的怨恨得到了彻底的释放，冲着教堂和洋人铆足了劲儿，天津全城处于混乱与厮杀中。法国领事署、天主教堂和“仁慈堂”被焚毁，二十个外国人被打死，还有几十个中国天主教民被杀。城门起火，祸及池鱼。英、美、俄等国都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这次明显是洋人吃了亏，他们岂能善罢甘休。法国联合英国、美国、比利时、俄国、普鲁士、西班牙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集结军舰示威。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见事态越来越严重，便下诏让曾国藩去处理，他是直隶总督，他不去还能谁去。但他们也知道曾国藩还在休病假，所以圣旨倒是很“客气”—“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意思是只要曾国藩身体行就去。
接到圣旨，曾国藩犹豫不决。他回想起两年前自己还是两江总督时，就遇到过教案这类棘手的事情。事情的起因与天津教案极其相似，而发生的地点在扬州。扬州也有一个法国传教士开的育婴堂，送去的婴儿接二连三地死亡，引起了公愤。虽然事后查明婴儿的死亡是中国乳娘虐待所致，但扬州的百姓还是把这笔账算在了洋人身上。1868年8月22日，扬州发生了暴动，传教士被胖揍，育婴堂被关闭，英国的教堂被烧毁。和天津教案相比，只差没死洋人。英国领事麦华陀立即带领着英国士兵来到扬州，意思很明确，不妥善处理，大英帝国就不答应。
当时曾国藩已经接到调令，去当直隶总督。他本可以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抛给下一任两江总督马新贻，但马新贻还没到任，拖着不是办法，曾国藩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曾国藩开始和英国人较量，英国人却趾高气扬，而他并没有一味地退让。在国家外交这种事情上，必须软硬兼施。麦华陀来到总督府和曾国藩谈判，以为胜券在握，自己提什么条件都能得到满足，可曾国藩与他据理力争，弄得双方不欢而散。英国人向朝廷施压，进而通过朝廷向曾国藩施压，而且还把军舰开到南京，想用武力进行恐吓。曾国藩心中很纠结，他既想维护国家主权，又不敢因此事交恶洋人。这真是难为了他，本就无力和列强抗衡，又哪来谈判的资本呢？于是他只好采取了偏软的方法，扬州教案拖了三个月才处理完。
曾国藩基本上满足了英国提出的条件：扬州知府、知县被革职；被损财物按价赔偿；教堂前树石碑，说明政府保护西方传教。而曾国藩争取到的唯一好处就是英国不再过多地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总算是保护了百姓。可对于曾国藩的处理结果，全国却是一片责难之声，骂他是卖国贼，严重损害了他的形象和声望，曾国藩有口难辩，真是费力不讨好。
而现在曾国藩再一次遇到这样的倒霉事，天津教案可要比扬州教案难处理得多，不仅死了人，而且还涉及多个国家。曾国藩知道天津教案的棘手程度，按照洋人的要求去做吧，一定会被世人唾骂，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要是采取强硬态度呢，结果就是惹怒洋人，再开战事，生灵涂炭。就算老谋深算如曾国藩，在权衡轻重利害后也矛盾极了。他可以选择不去，称病就是了，毕竟他还在静养中。曾国藩最后还是毅然决定去处理天津教案，忠君爱国是曾国藩一直以来的处世信念，国家有难，作为国家椅仗的重臣怎能袖手旁观？曾国藩去了，不光买好了楠木棺材，还给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家书。与其说是家书，还不如说是遗嘱，用一千多字交代了自己的后事以及教导儿子处世的道理。从这也可以看出，曾国藩这次去天津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想法，可用“壮烈”二字来形容。
阴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来到了天津，和他一起处理天津教案的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厚与洋人打交道比较多，面对恶如豺狼的洋人，他就是一只小绵羊，洋人说什么是什么。本来曾国藩还想和洋人理论一番，可在听取了崇厚的意见后，他决定先稳定局面。一张《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张贴了出来，这是曾国藩稳定局面的第一步，而这一步却让百姓心寒。因为告示主要是责怪天津百姓太冲动，才造成了这样混乱的局面。第二步就是听从崇厚的建议，将天津道台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撤职，这一步是在追究官员的责任。这两步措施的结果是全国上下对曾国藩口诛笔伐，一下子为他打上了“汉奸”的烙印。曾国藩很清楚这样做，一定会失去天津的民心，但他又不得不这么做。除了崇厚的建议，他更看到了洋人背后的武力威胁，如果不让洋人满意，后果将更为严重。为了进一步平息事态，曾国藩还把精锐刘铭传部调来，准备随时应对民众的抗议。
接下来，曾国藩开始了第三步，前两步都是做给外界看的，第三步才是关键，那就是查清事件的前因后果。经过十多天的调查，曾国藩写奏折向朝廷汇报了查明的事实和自己的分析。
第一，当事人王三的口供有问题，反复翻供，是否是传教士的指使没有证据；
第二，询问了在仁慈堂的儿童一百五十余名，都是自愿的，不是被拐来的，挖眼剖心纯属谣传；
第三，教堂、仁慈堂有地窖，都是外地工匠修建的，天津百姓认为里面有猫腻，实地查看后，发现地窖只是放煤用的；
第四，有人进入仁慈堂后不愿出来，大家就以为里面有迷惑人的药；
第五，仁慈堂接收将死之人，让传教士给死者做洗礼，百姓看到人进去却不见出来，以为被杀；
第六，仁慈堂的房间很多，一些亲属进去了分在不同的房间居住，很长时间见不了面，互相认为是被害了；
第七，仁慈堂内死亡的人数不少，都是晚上掩埋，有时一个棺材放两三具尸体，而且死亡状况与正常死亡不同。
可以看出，曾国藩调查天津教案事件确实费了很多心血，不放过细节问题，从侧面说明他对此事的谨慎态度，但他遗漏了法国领事丰大业先开枪这个事实，如果没有丰大业的挑衅行为，天津教案可能也不会发生。曾国藩的调查报告，基本上将引发骚乱的责任归咎于民众的无知和百姓、洋人之间的误解，从而为下一步处理埋下伏笔。
查明了事件情况，第四步就是抓人，抓“骚乱分子”，这件事情比较麻烦。事件没有前期预谋，民众属于自发而起的，没有明确的组织者，而且场面非常混乱，谁动的手谁打的人，都是一笔糊涂账。而这时，法国方面也跳出来摆明了自己的立场，一共提了四点要求：重修教堂、埋葬丰大业、查办地方官、惩罚凶手。
表面上看这四个条件提得还不算过分，但后面两条非常难办。法国要求处理天津官员，不是要求引咎辞职或者关进大牢，而是要将天津府县的官员抵命。这让曾国藩非常难以接受，别说是他，就是朝廷也不会同意这个要求。虽然说天津的官员有失职的地方，但民众暴动与官员的关系不大，所以杀了官员显然是处理过重。而在这段时间里，曾国藩也在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行为。铺天盖地的指责确实让他冷静了许多、看清楚了很多。刚到天津他两眼一抹黑，工作思路基本按照崇厚的思路走。
可几步下来，曾国藩从国家功臣一下子变成了国家罪人，而这些步骤不全是曾国藩一人所为，但他是主事的头头，所以不管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还是个人意志的反映，曾国藩都要成为第一个被唾骂的人，崇厚反而能置身事外。这样的处境让曾国藩不得不考虑改变工作思路。对付洋人，只是一味地顺从看来是不行的，别说洋人得寸进尺，就是让他们满意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于是曾国藩逐渐改变了和洋人谈判的策略，软硬兼施，特别是在处理官员的问题上和洋人针锋相对—你不是说要杀吗？那就给个杀的理由。洋人说天津官员和百姓是一个鼻孔出气，所以他们要为事件负责。曾国藩告诉他们官员们已经就地免职送去刑部治罪了，杀人偿命是应该的，可官员们没有动手杀洋人，甚至自己差点儿被洋人杀了，这笔账怎么算？这下洋人没话说了。是啊，官员们没有参与骚乱，罪不至死啊，洋人也明白这点，但他们却不承认，非咬着要杀了这些官员。
法国公使罗淑亚见曾国藩的态度很强硬，只好寻求上层施压。他立即向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去最后通牒，如果不将天津官员砍头示众，那就撤回使馆和侨民，剩下的交给法国的海军司令处理。这摆明了又拿出武力威胁这招儿，不杀就开打。
曾国藩知道法国人不会善罢甘休，立即向朝廷写了详细的报告，重点上报了自己对天津官员的态度—不能杀，免职属于正常的处罚。朝廷也很反感法国这种不依不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嚣张，不同意他们提出的要求。按说事情要这样发展下去，可能还真会发生比较严重的后果。可就在这时候，法国后院起火了，法国和普鲁士打起来了，老牌势力和新兴势力斗得不可开交。战争的发展向着不利于法国的方向发展，法国的主要精力放在国内，这个远在东方的外交事件显然变得微不足道，但曾国藩还不知道法国已经后院起火。
向清廷施完压后，法国人又回到了谈判桌边。开战这个筹码已经失去，那就不能这么牛气哄哄了。最后，法国人不再要求杀人，但要求有个交代。曾国藩建议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遣戍黑龙江，也就是流放到恶劣之地服役。但清政府为了平息法国人的怨气，并没有听从曾国藩的建议，而是选择了比较重的刑罚。曾国藩却对朝廷的处理感到很失望，本来这几个官员被治罪他就心有不安，又处以这么重的刑罚，这让曾国藩更加觉得亏欠了他们。曾国藩筹措了两万两白银给几个官员作赎刑的费用，这样他才稍微心安了一些。从这也看出来，曾国藩的内心是多么的矛盾，怎么做才能让事件得到妥善处理，真让人费脑子。
官员的脑袋保住了，但事情还没完，洋人还在那里等着呢。官员不杀也就罢了，总要杀几个凶手吧。曾国藩清楚不拿出几个人头让洋人看看，这事准没完。而清政府也在催促曾国藩尽快抓获嫌犯以消除与洋人的紧张关系，于是曾国藩开始在天津城里抓人了。抓人可是件麻烦事，不抓不行，抓多了也不行。参与这次事件的老百姓数量少则百人，多则数千人，都抓了显然不可能。曾国藩想了个办法，那就先抓些挡挡。衙门里的捕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抓了十一个人。可区区十一个人怎能让洋人满意，别说洋人，连皇帝都不满意。在官员的处置上，洋人让步了，但对肇事者的处置可不能再让洋人下不来台。再说抓的都是百姓，多抓点儿，甚至多杀点儿，对于朝廷来说真是无足轻重，多点儿反而更好交代。这就是当时统治者的想法，草民还不如草，杀了没人同情。
就这样，朝廷指示数量不够，应加大抓捕的力度。曾国藩处于两难的境地，抓还是不抓不是问题，抓多少才是问题。别看曾国藩有“曾剃头”的恶名，但那是对付太平天国，面对无辜的民众，他下不了狠手。但朝廷步步紧逼，曾国藩只有痛下狠手，继续抓。在他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就透露抓了大约八十多人，而其中认罪可杀的不过七八人，而其他的都不能证明有罪，不好处理。可见当时曾国藩的心情是多么的复杂，他明知道抓了一些无辜的人，但自己又要违心地处理他们。
中秋节前，曾国藩终于向北京汇报了对于人犯的处理结果：“应正法七八人，应治罪二十余人。”但朝廷还是认为处理得太轻，主要是杀的人太少，很难让洋人满意，责令曾国藩“赶紧勒限严拿”。曾国藩感到实在不能增加杀人数量，他左右为难，只好采取拖延的方法，找理由把时间拖后。从发案到现在已经过了三个月，曾国藩迟迟没有新动作。说实话，从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整个过程来看，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再没有心思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而是听从于朝廷的安排。可能是病痛的折磨，也可能是厌倦了官场上的是是非非，曾国藩只想一步一步让自己摆脱教案这个不好做又做不好的事情。这与原来这位“中兴之臣”的处世风格格格不入，曾国藩想得更多的是自己的出路，而不是把工作做好，这也许标志着曾国藩到了心智枯竭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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