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么评价曾国藩、李鸿章呢？这个问题，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在这里就不再多说，而我们要做的是对两人进行比较，而不是对他们盖棺定论，那就让我们用现在的方法给两个人打打分，看看究竟是老师强，还是学生厉害。我们先从十个方面对两人进行评分，每个方面十分，总计一百分。每个方面基础分为五分，表现突出就加分，有问题就减分，最高只到十分，最低不能为负数，加起来就是两人的最后得分，那就知道谁更强了。
　　
　　首先，我们先聊聊曾、李的学问。学问这个词涵盖的内容很多，比如说文字水平、学术成就等。曾国藩这个方面很突出，是公认的理学大师，他在理学方面主要是受唐鉴、倭仁的影响，这两人是当时理学的代表人物，而且他们同时也担任着朝廷大员的角色。曾国藩任京官期间，拜在两人门下，对理学的认识进一步增强。
　　
　　另一方面，曾国藩更加注意自己的修炼，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曾国藩在这个方面曾经以“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为自己的座右铭，时刻对自己严格要求。那句近乎苛刻的“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标准，就是曾国藩严于律己的体现。所以在名师和个人努力下，曾国藩成为了理学最后一代宗师，这个说法一点也不为过。
　　
　　理学并不是曾国藩唯一的治学方向，他对历史、文艺、鉴赏等都有研究，他主持的《经史百家杂钞》就是对古代各类文献的汇总。这本书共分为著述、告语、记载三个大类，其中又分为若干小类，比如说辞赋类、书牍类、传志类等，共十一个小类。内容从孟子、庄子等百家，到各位名家的文章，再到私人之间的书信，内容极其丰富，是研究古文的重要参考书籍。《经史百家杂钞》的地位可以与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纂的《古文观止》和乾隆年间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相提并论，其价值不可小觑。
　　
　　除了编撰文字，曾国藩还经常为别人写祭文。写祭文这事儿可不是随随便便写几句恭维的话就可以的，既要对死者的生平进行简述，还要对他的一生进行评价，而且文字要求也很高，所以能写祭文的必定是被别人认为写作能力超群的人。看看《曾文正全集》就知道，曾国藩一生写了密密麻麻不少的墓志铭，可知找他的人有多少。就是在曾国藩临终之前他还在为别人写墓志铭呢，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驾驭文字的能力不是一个“强”字能代表的。
　　
　　而反观李鸿章呢，虽然从他写的诗稿来看，他的水平还不错，但比起曾国藩就逊色了很多。虽然说在曾府，李鸿章曾经是曾国藩的秘书，而且还替老师做过写奏章的文字工作，但秘书毕竟是秘书，必须按照曾国藩的意思去写，代笔只能说明李鸿章的文字功底还不错，取得了曾国藩的信任。再看看《李文忠全集》的内容，除了奏章就是书信，没有留下任何学术的痕迹。唯一可以称道的是李鸿章参与了《经史百家杂钞》的校订工作，虽然这个工作也需要深厚的文化功底，但主编和校订的差距还是比较大，一个是定调子，一个是挑错别字，虽然这样的比喻不是很贴切，但基本上反映了曾、李之间的差距。
　　
　　在其他方面，李鸿章也没有能超过曾国藩的地方，所以看在李鸿章是进士出身的份儿上，勉强给他基础分五分，最多再加一分，得六分。曾国藩虽是“同进士”出身，但在各方面的出色表现，足以弥补这个缺陷，给他满分十分，应该不算过分吧？
　　
　　其次我们再来说一下两人的性格。总的来看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性格是互补的，曾国藩有些“黏液质”性格的特质，而李鸿章属于“多血质”性格。其实曾国藩早期是“胆汁质”的性格，主要表现在处理事情比较极端，急于实现自己的理想。特别是在第一次出山的时候，为了尽快消灭太平天国，他不顾与地方各级官员的关系，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所以导致处处受到排挤。
　　
　　在父亲死去回家躲避风头的时候，他认真反思了自己之前的行为，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太过激，从而得罪了不少人，才使湘军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第二次出山后，曾国藩从“胆汁质”性格变成了“黏液质”性格，对待人和事都非常地圆通，办事非常地谨慎，轻易不与人发生冲突。比如说对左宗棠一而再再而三的退让，不与其撕破脸皮，为的是让左宗棠听自己的话，配合自己消灭太平天国。李鸿章年轻时就心高气傲，自恃才能过人，所以过于张扬，好争论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