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争新疆 - 第3章 1875，西北狼烟起，军歌嘹亮 - 晚清第一帅：左宗棠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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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四争新疆

　　围绕着新疆，在晚清时期共有四次争论：分别是道光年间的放弃西四城论；海防与塞防之争；南疆弃取之争；建省之争。这四次争论中的后三次，左宗棠是参与者。第四次则是改革派中的抵抗派内部的争论，其主要论战对手是左宗棠和左宗棠第一猛将刘锦棠。
　　
　　早在嘉庆道光年间，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魏源的《圣武记》就曾提出过西域建行省的主张，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阻挡沙俄对西北的侵略。作为林魏路线的继承者，左宗棠自然继承了这一主张。这从左宗棠22岁时写的《燕台杂感八首》就可以看出，左宗棠早已认定新疆应该建省。
　　
　　建省的主张并非左宗棠首创，而是对道光年间魏源、龚自珍主张的延续。道光年间的张格尔叛乱被平灭之后，对新疆的取舍问题出现了新的争论。长陵、武隆阿主张放弃西四城（即今天的喀什、英吉沙、莎车、和田）。类似于李鸿章仿效土司分封的建议也在是否舍弃西四城的争论中出现过。道光皇帝为此并没有同意放弃西四城，但也没有决定改变伊犁将军管辖新疆的军府体制。
　　
　　到了19世纪60年代，随着阿古柏入侵新疆、沙俄侵占伊犁之后，新疆的军府+伯克制+扎萨克制+新疆东部迪化镇以西施行郡县制的多重行政体系的弊端已经显露无遗：伊犁将军腐败无能，伯克们分裂四方。

　　
　　如果不建行省，则很难统一政令。为此，左宗棠连续五次上书要求建立行省。与此同时出现的观点则还有放弃新疆论、放弃南疆论。
　　
　　值得关注的是，李鸿章与左宗棠的冲突，在此期间起了新的变化。之前，我们可以说李左冲突仅仅是个人官职升迁的问题，尽管其间夹杂着一些高尚的东西，但都不应该为二人贴上高尚、卑鄙的标签。但自从这一争论开始，李左之间的矛盾已经有了两大变化。
　　
　　其一：改革派正式分裂为抵抗派和妥协派，并画地为牢，势同水火。
　　
　　其二：左宗棠、李鸿章的矛盾公开化，最终到了难以共事的地步。
　　
　　李鸿章政治脸谱1：不论怎么说我也是对的
　　
　　李鸿章与左宗棠在新疆问题上存在争论很正常，当时大部分的督抚和高级官员都支持李鸿章。因此，可以看出，在大部分高级官员眼中，为了这个“不毛之地”与“欧洲第一军事强国”沙俄对抗是得不偿失的。但在争论中，我们看到的李鸿章的种种恶劣手段以及李鸿章的政治脸谱是多么令人作呕。
　　
　　1872年，陕甘战事虽然仍在激烈地进行着，但大局已定。为此，收复新疆已经被提上日程。左氏向朝廷建议出兵，李鸿章则对此表示反对。起初他四处联络志同道合者。他冠以的说辞是：“沙俄军队占领伊犁，我军无法远征，必须修建铁路（没有铁路，左氏靠马、骆驼、走路同样成功了，因此，有无铁路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修建铁路之后，全国可以贯通，那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铁路调兵遣将以对付俄国人和英国人。因为，俄国人有吞并西北地区的企图，英国人有吞并西南地区的意念。”

　　
　　1873年，李鸿章又对沈葆桢说，现在的中国没有班超、赵充国这样的能人，新疆恐怕要丢了。左宗棠已经老了，能够把陕甘问题解决就已经很万幸了。
　　
　　到了1874年年底，李鸿章找到了同盟者，即英法等国也对中国出兵新疆表示不认可。例如英国认为：中国绝对不会收复新疆，因为财政困难，更何况远征新疆这样花费很大的举动。1874年英国公使威妥玛派人来到天津，向李鸿章提出把伊犁割让给沙俄，天山南路划给阿古柏的方案。为此，李鸿章在日后的《筹议海防折》中提出：伊犁、乌鲁木齐、喀什等地可以自治。
　　
　　1875年光绪登基，两宫问政于大臣们，李鸿章跳了出来要求停止西征。最后，李鸿章在论战中失败。但他心有不甘，经常动摇其他督抚对西征军的支持力度。
　　
　　1876年三四月间，李鸿章对沈葆桢说：“阿古柏的虎狼之师与沙俄狼狈为奸，左宗棠必败，中国人又该被外国人笑话了。”
　　
　　然而实际情况却让李鸿章大为惊讶。1876年4月26日刘锦棠率军出征，两个月攻占乌鲁木齐，又一个半月攻占玛纳斯城，阿古柏第一次乞降。1877年4月刘锦棠大军收复吐鲁番，一个多月后阿古柏死。
　　

　　而这年的7月7日英国第二次请求清军停战，同时山陕豫等地发生旱灾。李鸿章和郭嵩焘等再次以新疆南部地区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地方，与其花那么多军费倒不如省下来。既然阿古柏愿意做属国，那么我们不如趁着形势比较好的时候同意，那样的话他们就会感激我们，从而成为我们的屏障。
　　
　　当左宗棠继续进兵并且势如破竹、阿古柏死讯也传到李鸿章的耳朵后，李鸿章再次以这样的调调说：左宗棠怎么能妥善处理新疆事务呢？根本不可能（起先是刘锦棠与左宗棠发生矛盾，前线恐怕会生变。其后又是阿古柏之子投奔俄军将伺机反扑。最后则是白彦虎逃到沙俄，这样的匪首都没有捉到，无法善后）。
　　
　　1878年左宗棠准备收复沙俄占领下的伊犁时，李鸿章再次发话，他说：“沙俄方面纵容白彦虎和安集延侵扰中国，左宗棠便命令禁止与俄国通商。这样做不是让归还伊利更难吗？崇厚崇大人此去谈判必然无功而返。”
　　
　　崇厚回来后，便被绳之以法。李鸿章对此大为不满，并说：“左宗棠带领着一帮书生、不懂事的官员就知道高谈阔论，一点也不顾及国家的安危。西征军有什么把握对付沙俄军队？沙俄根本不用调动大兵，只需要命令哈萨克、安集延、白彦虎等匪寇进攻即可。这时，必然是首尾难顾，这种情况可真是令人担心呀。”

　　
　　此时，李鸿章已经开始公开辱骂了。他说：“沙俄是西方国家中最强大的，其领土之广阔不是英美德法可以比拟的。他们侵占伊犁本来就不打算还我们（以前李鸿章主张谈判，既然早知道就不打算给了还谈什么呢）。对于这片领土来说离欧洲比较远，最终必被收回，不用这么着急嘛。可如今呢，权臣们开始好大喜功了，根本没有听从众人的意思，竟然选取了一个既软弱，又没有识人、用人心胸的人来主持大局。”
　　
　　等左宗棠胜利之后，他却把新疆说成是“人所不争之地”，又说阿古柏的军队是乌合之众，极力贬低新疆的重要地位。在他的心里只有海防是事关全局的大事，其他的都无关紧要。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一问，李鸿章除了真心认识到海防的重要性以外，还有什么更深远的考虑吗？他甚至斥责左宗棠是奸臣，说他“饰词欲战，不顾国家全局，稍通古今者，皆识其奸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