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最主要的敌人 - 第3章 1875，西北狼烟起，军歌嘹亮 - 晚清第一帅：左宗棠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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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谁是中国最主要的敌人

　　林左路线与李鸿章路线的纷争点就是谁是中国最主要的敌人。这一分歧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后。
　　
　　在晚清，我们的敌人主要有路上之敌以及海上之敌。海上敌人危险，路上之敌同样危险。晚清时期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敌人是沙俄，这是毋庸置疑的。
　　
　　自晚清面对“海上来犯之敌”后，在对外战争中，谁是第一敌人的认识上，两派有所不同。林则徐认为“防俄宜先”。
　　
　　穆曾李一派则处于模糊状态，穆彰阿时期与穆彰阿同属阵营的琦善等人并未公开讨论这一问题。李鸿章则认为日本将是未来大敌，因此，主张联俄抗日，为了抗日可以放弃新疆等边远地区，以求和沙俄和好。李鸿章认定日本将会成为大敌的预料比较符合日后的历史发展。为此，我们可以确认李鸿章的眼光是独到的。即使如此，也不能认定李鸿章“联合沙俄抵御日本”的政策是正确的，特别是为了“联合”而甘愿放弃领土的做法。
　　
　　要知道主要敌人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不断变化的。既要重视当前的敌人，又要关注未来的敌人，而要以当前的为主要关注对象。因此，我完全赞同左宗棠海防陆防并重下，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主要敌人的观点。如果某甲是未来的敌人，某乙是现在的敌人，你只关注某甲，而某乙却在现在就把你干趴下了，何论未来？

　　
　　左宗棠主张对沙俄和日本都要关注，谁是第一敌人要看当时的形势而定：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沙俄是主要敌人，必须要用主力对付；对日本也不能放松。左宗棠对海防和修造轮船的重视就是明证。
　　
　　沙俄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领土上，这是它与欧美列强大大不同的地方。欧美列强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的领土欲望表现得并不强烈，它们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商业上（中部东部）。然而，这并非欧美列强仁慈，反而是因为中国的与众不同。要知道，英法在非洲、印度次大陆、东南亚等国实行殖民统治。但当英法等国与中国民众、文化接触之后，他们迅速得出结论：中国与其他国家都不相同，这在于中国是有着四五千年文化延续的民族，有着很强的凝聚力。
　　
　　因为英法等国都不能独自吞并中国，所以采用了各个击破逐步蚕食的方式。利用经济为武器，逐步将地方与中央的利益进行区隔，从而让某个地方无论政权还是地方精英都西化，这样逐步渗入之后，再进行殖民蚕食。这主要是针对中东部地区。对于西部地区，中央政权管辖力度小的地方，除了上述政策外，就是直接采用政治区隔。例如英国对于西藏的垂涎就是政治区隔，法国对于云贵两广的垂涎则是先经济区隔后政治区隔。
　　
　　与英法不同，沙俄对于殖民侵略的欲望更强一些。沙俄则稍显强硬，因为与中国接壤，沙俄吞并国家众多，许多都与中国接壤，为了保证对吞并地区的统治，使其自身边疆稳定，沙俄对于商业侵略的欲望有时候被领土冲突压制住。商业利益损失可以弥补，领土损失则是永久的伤害。
　　
　　为此，林则徐认为，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沙俄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要知道，林则徐时代，沙俄对于中国的实质侵略还没有进行。林则徐通过观察分析就能得出这一结论，可见其睿智。为了商业利益，英法甚至沙俄在当时都是相当谨慎的。
　　
　　甲午战争前只要中国（地方）政府稍显强硬，在大多数情况下英法美俄诸国就会立即撤出。然而，清政府却一味妥协，这也是沙俄侵略中国众多领土的原因之一。而李鸿章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他也许将西藏、外蒙、黑龙江及其北部领土视为可以丢弃的领土。
　　
　　李鸿章的价值在于预测到了未来第一敌人是谁，但却忽略了现今的第一敌人是谁。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实力在逐渐增强，但其总体实力（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科技等多方面）直到19世纪末才真正追上中国。李鸿章显然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仅仅是注意到了军事方面。

　　
　　除了日本之外，英法美俄等国都在海上虎视眈眈。对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来说，海上之敌确实非常厉害，但陆上之敌更不可小视。因为自始至终制海权、制空权的被剥夺，皆不能令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政权更迭。因此，陆上之敌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权来说，大于海上。
　　
　　19世纪90年代，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敌人。为此，李鸿章终于找到了和左宗棠达成共识的机会，可惜，左宗棠已经去世十年了。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沙俄外务部内阁大臣、财务大臣等签订了《中俄密约》（《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其条文直到1910年才公布。该条约主要针对的是日本，即如果日本侵略俄国、中国、朝鲜，中俄两国应互相援助，任何一国不能单独与敌签订合约。
　　
　　两国之所以签订准军事同盟关系，主要是因为甲午战争之后，俄法德三国向日本施压，日本不得不归还了辽南大部分领土。
　　
　　然而，结果呢？沙俄依然屡次侵略中国。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却如法炮制占领旅顺、大连。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俄国制造了海兰泡惨案，攻占了江东六十四屯。李鸿章联俄抗日的畅想，最终换来的只是俄国在东北修建了铁路，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与虎谋皮的结果就是被欺辱，而这种教训在北宋、南宋时期已经上演过。
　　
　　可悲的是，当时的中国统治阶层并非仅是李鸿章一人如此“决然”，包括慈禧在内的诸多高官都持此观点。例如新疆问题，自道光开始就争论不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