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文革中，虽然因为“摘帽右派”，也受到攻击，但是没有像母亲那样吃这么多的苦，遭遇到那么多的凌辱。原因很简单，父亲所在的建筑设计院是一个“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全院只要年长一点的人，或者有一点位置的人，都遭到了冲击批判，全部都关进过“牛棚”。书记、院长、总工程师等等，个个都不能幸免。
造反派们要“夺走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权，想斗的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走资派”，他们看中的是一些有权位的人，有较高技术职称的人。
而父亲那一帮“摘帽右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老运动员”，早就被管教的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多少年来，父亲一向“夹着尾巴”做人，“多做、少说”一向是父亲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他从来也不敢得罪院里的任何一个人，只是拚命的干活。
因此，在造反派看来，父亲他们这些“右派分子”只是一些“死老虎”，打死老虎，再起劲，也逞不上“英雄”，他们没有兴趣。
再说，关在“牛棚”里的人，不仅有“摘帽右派”，而且连平时威风八面党委书记，自认为“根红苗正”，“一贯正确、长期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也被关了进来,大家脚碰脚,谁也怨不得谁。无非是我父亲“先落难”，他们“后落难”而已。
院中有不少人，几天前还是斗争别人的“革命派、自来红”，突然发现历史上有过什么问题，或者亲友出了什么事，也被关进了牛棚，受到“隔离审查”。
以前许多恨不得置父亲这一类“摘帽右派”于死地的左派先生，自己也变成了“阶级敌人”、“牛鬼蛇神”。仿佛“风水轮流转”，许多自命“自来红”、“左派专家”的人，竟然也同情起“右派分子”来了。
再说，设计院毕竟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虽然有“革命干部、工人阶级”渗沙子、掺石子，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仍然不少，多数人虽然“斗争”别人时，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声色俱厉”地批判落难者，实话说了，也只是为保住自己不被别人揪斗而已。
当时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无休无止，翻手为云，复手为雨，谁也不知道明天会轮到谁倒霉。因此，父亲并没有多少受到母亲哪种被人完全“孤立”起来，那种求助无援、“呼天不应”的感觉，那种无休无止的被人凌辱与殴打。
而且，父亲毕竟是男人，经过历次“运动”的洗礼，早就历练到了“夹着尾巴做人”的经验，遇人总是低人下气，从不敢多说一句话，免得弄出是非来，再说以前慷慨激昂“斗争”过父亲的人，自己也有可能落到父亲这样“摘帽右派分子”的下场，对于“老右派”，也有几分手下留情的味道。
母亲所在的居民区就不同了，栖霞岭居委会被一帮人把持着，他们对于妈妈这一类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本来就看不惯，加上右派分子---“阶级敌人”还住在这样一幢小洋楼里，实在太“嚣张”了，不置人于死地，难解他们的心头之恨。
而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正是给这些人提供了发泄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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