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重新从乡下回到杭州后，令居民区的造反派很意外，他们不能让“五类分子”在家安安耽耽地过日子，街道将楼下任家叫去，命令他们监督父母的一举一动，随时都要向居民区汇报。直到母亲回到杭州许多年后，仍不给母亲报上“户口”，没有“户口”，意味着母亲在这个城市没有“身份”，也就意味着在这个城市没有居民赖以生存的粮票、油票、布票等基本生存物，每有“风吹草动”，母亲就有可能遭到不测。
我们的小楼是一座整体的房屋，我们住在楼上，出门就要经过任家的客堂间，任家还担负着定时汇报的义务。另一方面，居委会勒令母亲每天早上挂着黑牌子到岳坟街扫地，从岳庙前的广场一直扫到家门口。
从1967年开始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为止，整整十年时间,母亲无论刮风下雨,无论是天寒地冻,她都独自在岳坟街上抵头扫地。
初时，造反派管得极严，勒令必须挂上黑牌扫地，一大早就要到人群最拥挤的岳庙菜场去扫地，后来时间一久，仿佛有点“疲”了，只要求在早上将马路扫干净就行，对于母亲挂不挂牌,也不严厉追究。
此时,楼下的任家显得特别“起劲”，他们是“工人阶级”，担负着“监督”的右派分子责任。其实，任家也不能算做“纯粹”的工人阶级，因为他家解放前开着洗衣坊，按当时“查三代”的严格要求，成份只能算作“小业主”。1958年以后，“小业主”也不是一个十分荣耀的名词。虽然不来批斗你，但是也是不被“重用”的人。如果那位领导或造反派头头，被人查出家庭出身是“小业主”的话，轻则“扫地”出门，重则便是遭到批斗。
可是，在文革时却变了样，他家的女婿，一个姓莫的警察，居然成了北山路派出所的所长。据说，文革时一度成为杭州市造反派领导小组的成员，一时威风八面，不可一世。
不过，莫先生虽然当了派出所的所长、造反派头头，但是见到我们家人并不是恶狠狠的，不管他是在造反派位上，还是后来被抓进去，又被放出来以后，对我们全家还是和颜悦色的，自己本人并不参与到“斗争”父母的行列。
有了靠山，任家为了要表示自己彻底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为了表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队伍”，对于母亲的斗争就更加积极了，几乎到了疯狂甚至失去理性的程度，只要我家改善一下伙食，吃只鸡、割块猪肉，偶尔来个亲戚、朋友，或者我与姐姐的同学上门来玩，他们都要一一向上级汇报。
有时，来的同学实在太多了，记不了那么多，干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不知道，他们是右派分子，你们与右派分子来往，领导是要追查的,你们还要不要前途了?”，吓得这些人再也不敢上门了。
我母亲有一个学生，叫雷良杰，他是妈妈教书时那个班级的班长。
毕业后，在富阳电影公司工作。雷先生从学生时代就喜欢弹弹唱唱，一向是个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文革以前,电影放映队特别受边远乡村居民的欢迎。他每次下乡放电影,在开映前,总要做点宣传,或唱个小曲,或说一段快板，令观众们乐得不可交开。
有一次，雷先生到杭州出差，办完公事，顺便在杭州旅游一下，恰巧路过我家，想到昔日老师，班主任不知还住不住在这里，便进来探望一下。
未料，第二天便被领导找去谈话，问道：“你跟李佩芸究竟什么关系？公安局来调查了。”
雷先生只好如实向上级报告，李佩芸是中学时的一个老师，平时没有任何联系，昨天到玉泉去玩，偶尔路过，一时兴起才进去看看，确实不知道她被划为右派。
文革时，住在岳坟街的许多老街坊至今还记得，岳坟街上总有一位长相清秀，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女人，身上挂着黑布条，写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八个大字，默默地在清扫马路，春去冬来，从来不抬头看一下周边的事物，从来不望一下过往的行人，一心埋头清扫道路。这样的状况，一直维系到文革结束，母亲被“落实”政策为止。
从文革开始到一直到“粉碎四人帮”，母亲都是岳坟街上的“老运动员”。但是，母亲从来不知道自己究竟触犯了哪条“天规”，做错了什么事，除了有一个“资产阶级的父亲”外，还犯了什么事，上天要如此无休无止地折腾她。
多少年来，妈妈是依靠吃镇定剂、安眠药来维持精神状态的。父亲对造反派说，妈妈有精神病，这是她们家的遗传，凡是只要一有风吹草动，或运动高潮一来，又要开展大规模的批判会了。父亲是“摘帽右派”，根本没有什么能力保护母亲，百般无奈之下，父亲只好从精神病院开也证明，母亲有遗传性的精神病，设法将母亲送到精神病院去，仿佛只有那里，才能让母亲“稍息”一下。在那段时期中，精神病院几乎成了母亲的“避风港”。
母亲总是梦想着有人会“保护”她，但是在那个时期中，朋友们只会投来一些同情的眼光，谁也不敢说什么，而居民区中的造反派、文革积极分子则像“着魔”似的疯狂的批斗母亲。有一次，母亲被批斗、辱骂、殴打得实在受不了，绝望中曾当众喊道：“政府允诺过要照顾我的，我父亲有功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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