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节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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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的条件,人家给他在延庆团山村找了一个姓李的小寡妇,三十多岁,前夫姓苏,是一个国民党军官,1949年后被判刑,1954年死于狱中。有两个 闺女,大闺女20岁,已经出嫁,小闺女18岁,还没结婚。人家是家里没个男人,要找个上门女婿顶门立户的。团山村与阎庄同属大柏老公社,两地相距只有七八 里路,而且在同一条线路上。
他立刻请假上门去相亲,当然也是送上门去给人家看。结果非常顺利,一槌定音,当场就拍板成交。他回来 以后说:那女的长得白白胖胖、细皮嫩肉,弯眉大眼,脸色红润。在她那个年龄,算是相当漂亮了。对比之下,安来福个子虽然高大,但是瘦骨伶仃的。见面之后, 女方还在犹豫,她大闺女在旁边说:“妈呀,我看这人挺皮实的,别再挑了。”女方听说他一个月挣48块钱,每月能往家交20多块,每月只回来住四天,觉得很 上算,就点头答应了。要知道:20多块钱,在当地农村,那可是一笔“巨款”哪!安来福当时就把自己戴的手表抹下来给她作聘礼。母女三人居然从来没见过手 表,很新奇地说:“啊呀,这个小钟这样小哇!”
从此安来福也加入了每月休息四天的“短期探亲者”行列。延庆在北京的最北边,团河 农场在北京的最南边,相距一百多里。头几个月,他是坐汽车回去的。这样,先要从黄村坐车到永定门,再从永定门倒两次车到德胜门外北郊市场,搭上长途汽车到 延庆县城,再转县郊公共汽车到某一个车站,还要步行若干里路才能到达他的这个“新家”。团河农场规矩是周六下午四点放假,像他这样一辆车倒一辆车,没有五 六个小时根本到不了家,所以只能延迟到星期天清早五点钟赶头班车走,中午到家,而星期三中午就得往回赶,天黑以后回到农场,实际上只能在家住三个夜晚。
为了争取在家里多住一夜,他到废品站买了一个自行车三角架,再买两个旧车圈和一个旧车把,然后再买全新的里外胎、三套轴和一些零件,只花40多块钱,就 凑起了一辆主要部件都是新的“半新车”。到了休息的日子,别人要下午四点才能走,他则利用在农场多年与队长关系比较好的优势,吃过中午饭就骑车走了。大家 都同情他,没人检举,队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知道。
从大兴县的黄村穿越市区到昌平县,一片平地,基本没有上坡路;但是一 过了昌平,那时候从北京到延庆只有一条公路,必须翻越八达岭,因此骑车“远征”是非常辛苦的。有许多地段坡度太大,只能下车推着走。经过将近五个小时的挣 扎奋斗,尽管夏天的时候到家天还不黑,但也已经精疲力尽了。
他回到家里,当然不是去当安享清福的“老太爷”,而是有两项十分艰巨 的任务在等着他去完成。第一,他是个顶门立户的上门女婿,唯一的男子汉,家里凡是属于男劳动力干的活儿,诸如抹墙、苫背(给房顶上滑秸泥)、挖地窖之类, 都得他回家去干。第二,他是个填补空缺的丈夫,不但女方守了好几年寡,他自己也是四十来岁了才第一次做新郎,因此不但要努力满足女方的需要,自己的要求也 更加迫切,何况他妻子如此貌美,而一个月又只有这短短的四天,因此两个人都有些如饥似渴,简直有些不要命的样子。
如此这般疲于奔 命加上玩儿命的结果,本来就并不魁梧的安来福,眼见他一天天瘦了下来。特别是刚从家里回来的那几天,精神萎靡不振,眼睛都睁不开。他是班长,除了带班出工 之外,晚上还要组织学习。但是他太缺觉了,经常一面听着别人发言,一面就呼呼地睡着。他睡觉有打呼噜的毛病,越累打得越响。有一次晚间学习,他往墙上一 靠,不久就鼾声大作。于是有那调皮的人撕了若干张纸条用唾沫贴在他的额头和脸上,见他还不醒,干脆铺开被卧,全班人一个个都“入了筒”。指导员挨着班巡 逻,听见他这个班鼾声大作,就踅了进来,一看这场面:班长贴了一脸的纸条,歪在墙上睡着了;班员们则一个个都钻了被窝儿,气得喊了一声:“安来福,你怎么 搞的!”安来福被叫醒了,睁开眼睛一看,见是指导员站在面前,急忙坐正了身子,一面喊:“大伙儿说说,大伙儿说说!”弄得指导员也哭笑不得。
有人说:安来福当了这样的上门女婿,简直和“拉帮套的”差不多。
什么叫“拉帮套”?这本来是赶大车的“脚行”行话:马车有三种:一种是“单套车”,驾辕的马就是拉车的马;一种叫“三套车”,一匹马驾辕,两匹马在两旁拉帮套;此外还有一匹马驾辕一匹马在前面拉套的“双套车”。
在延庆,1949年前有一种风俗:如果丈夫因病或因伤卧床不起,无法挣钱养活一家大小,允许妻子“招”一个男人回家来,权利和义务都和丈夫一样,亲族和 村里人也不歧视他;这样的男人,俗话就叫“拉帮套的”。但是一旦正牌儿的丈夫病好以后,这个“拉帮套”的男人必须无条件离开这个家庭,不许或明或暗继续来 往,也不许带走任何东西甚至他和这个女人所生的子女。当然,也有丈夫病重故去,由“拉帮套的”晋升递补为正式丈夫的。
这种风俗,现在当然没有了。安来福是个名正言顺的“上门女婿”,家里并没有另一个男人。人们这样说他,是因为他的这个家根本就不是他的。他这样卖命地干,都是给“人家”白干。
一方面是他自己感到这样疲于奔命吃不消,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不久之后小女儿出嫁了,大女儿又死于难产,家里只剩下妻子一人,不大放心,于是就学着我和张永贤的样子,也在黄村一街租了一间房子,把老婆接来和他一起住。
这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他的妻子,果然如他所说,长得细眉大眼,脸色红润,白白胖胖的,很有风韵。两人住在一起,不疲于奔命了,他的身体才渐渐地缓了过来。
但是好景不长,安来福刚刚感受到一些家庭的温暖,不再把家当成“枷”扛着的时候,先是团河农场撤消,所有人员都转场到清河农场去,他也不得不把妻子送回延庆。接着林彪发布了第一号备战疏散令,他又被疏散到山西去,我从此不知道他的消息。
1981年冬,我已经“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在“宝文堂书店”当文学编辑,忽然安来福找到我家里来了。如果他自己不说他就是安来福,我哪儿还能认得出他 会是安来福?他不但瘦得没了人形儿,身上穿的棉袄也是破破烂烂的,简直不能叫“衣服”。见了我,更是一副十分拘束的样子,叫他坐不敢马上坐,给他沏了茶也 不喝,总说不渴,带有明显的自卑感。他说他到了山西以后,因为他延庆有老婆,根据“家在农村的允许回家”的政策,劳改农场给了他几个月工资,把他遣送到延 庆落户了。延庆是个出名的苦地方,像他这样的劳动力,在生产大队干一天活儿,工分折合只有一两毛钱;干一个月也不到十块钱,上哪儿领一个月48元的工资 去?老弱劳动力,还有一年干到头反倒欠生产队的,年底分红不是分钱,而是分账:你去年欠大队200元,今年又欠150元,一共350元了,如此等等。工分 低就已经难于生活了,又加上他老婆长年患病,没钱治,那病也就长期好不了。不过他很兴奋地告诉我说:这一次,他的案子真有可能翻过来了,因为这一回是军区 的一个什么“落实政策办公室”主动找他了解当年判刑的经过;这次他进城来,就是到军区去谈话的。他说他在延庆城里碰见了张永贤,是张永贤告诉他我家的地 址,所以顺便来看看我。
我冷眼旁观,觉得他自己就有病,而且病得不轻。我留他吃中饭,他说立刻要到军区去谈话,没时间了。当时我 刚刚恢复工作,每月工资只有70多元,而家里什么都没有,经济也不宽裕,但是看看他那样子,心中凄然,就递给他20块钱,让他中午买饭吃,并要他谈好话之 后再到我家里来吃晚饭,以便告诉我谈话的内容,两人一起来分析前景如何。
但是他走后就没有再露面,估计谈话的结果并不乐观。
又过了几个月,有一次张永贤进城来,我问起安来福落实政策的情况。他说安来福等不及落实政策就死了,也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
我心里说:还要得什么病?他这头拉帮套的老马,明明是苦死、累死、干死的嘛!
安来福死得怪惨的。有人说:安来福的名字取得不好,所以一辈子命运不济。因为“安来福”,是“哪儿有福气到来”的意思,如果改作“安无福”,就是“哪儿会没有福气呢”的意思,至少后福总还有的。当然,这只不过是笑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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