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节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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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月亮”在上海，是一家工厂职工学校的老师，据说还是史镇华的表妹。那年月，正式结婚过的夫妻，丈夫一旦划成了右派，妻子往往就要求离婚，何况是未 婚妻？再退一步说：也有些右派的未婚妻因为相信右派问题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第一性质不太严重，第二过不多久摘了帽子就与人民没有两样， 所以等待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人都不在少数。但一直到1960年、1961年，右派帽子不但不摘，工作也无望，许多女人只好选择分手……因此，在三余庄的 四百多名右派中，除了划右以前的单身汉不算，凡是有妻室的，离婚的占多数；凡是有对象或未婚妻的，几乎全部都“琵琶别抱”了。
有 一个典型的例子：三余庄的右派中，有个叫郑光第的，浙江象山人，北大学生。上学的时候，处过一个对象，而且是山盟海誓，即便海枯石烂也永远不会变心的。他 对“右派分子改造好了就可以回到人民队伍”的说法深信不疑，所以劳动十分积极，连生病也不休息。他的教养期定为两年，到了1963年5月，终于按期“摘 帽、解教、强制就业”了。他自以为已经是“人民”的身份，就喜孜孜地去见昔日的女友。尽管海没枯石也没烂，但却因为他是个“摘帽右派”，还是被拒之门外。 到了1963年的国庆节，他想请假进城去看看天安门广场上空的节日烟火，又被队长所不许。于是他在国庆前夕忿然出走，从此一去就没回头。后来有消息传来， 说他国庆当夜从北海大桥上面跳了下去，自我了断了。据分析，他很可能连天安门广场也进不去，这才感到绝望而轻生的。又据说，因为北海大桥跳的人太多，后来 北海大桥两旁原先只有半人高的白石栏杆被拆除，换上了一人半高的顶部带尖刺的铁栏杆，而且增加了岗哨。
只有这个史镇华的表妹，却 从1957年开始等起，一直等到了1964年。六七年时间过去了，依旧在苦苦地等待，还在相信“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良好祝愿。因此她在三余庄被称为“蝎子 的——读作bǎ-ba北京方言中的幼儿用词，指大便。——独一份儿”。以未婚妻身份而苦苦等待的，除她之外，确实没有第二个了(后来知道还有一个敖乃松的 未婚妻蕾蕾——详见后文——但她是与敖乃松同居过半个月的，虽然没有登记，实际上已经是妻子的身份)。
人们知道了这个故事以后，就给史镇华的表妹起了一个外号，叫“小月亮”。
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主动给史镇华提供了一些方便：当时教养分子的来信，队部一般都要拆开来检查，而发信则必须贴上邮票交给队长，不能封口。在这种 “一切公开”的通信中，史镇华当然不可能与心中的“小月亮”畅所欲言。我“解教摘帽强制就业”以后，一段时间仍旧在教养中队当值班员看大门，就利用节假日 可以请假进城的方便，悄悄地帮他往上海发信。
说起我在三余庄当值班员的经过，这里面也有一段故事。
1963年5月1日，因为前任值班员李喜兰被调去担任小队长，他特地向队部推荐我接替他的工作。这是因为1959年冬季我在劳动教养收容所反省室担任值班 员期间，李喜兰正好被送来劳动教养。他原来是北京国际书店(即现在的外文书店)的门市部主任，1957年被划为右派以后，因为问题不是很严重，留在原单位 “监督劳动”。一天在家里，他夫人不慎把他的一副金丝边眼镜打碎了。他本来心情就不好，气愤之下，伸手就给了老婆一个耳刮子。偏巧他夫人是房管局的装修工 人，尽管自己没说什么，可街坊四邻的“积极分子”们不干了，出面以“阶级报复”的罪名汇报到派出所。于是派出所民警半夜里把他从被窝儿里掏了出来，大冬天 的连外衣也不让他穿，只让他穿着秋衣秋裤，然后把他送进了劳动教养收容所。由于他在派出所因为心情不好加上“饥寒交迫”，曾有过企图自杀的举动，所以一进 收容所，就被编进了“严管组”成了“反省号”，交给我看管。我看在“同类”的份儿上，对他照顾有加，让他围着被子坐着反省。等他家里送来衣服和被褥，我又 主动建议结束他的严管，让他参加洗碗、扫地之类的“小值日”活动，因此他一直对我的印象不错。这次他荣升小队长，就把他的“值班员”肥缺主动让给了我。于 是从1963年的“五一节”晚上开始，我就当起了“七中队值班室值班员”。
值班员的工作除了在中队大门口看门、出收工敲钟、清点 统计每天的出工人数和病号人数之外，还管环境卫生、登记来访家属、分发信件报纸等等。与我同时值班的专职值班员程志雄，则是一个身份特殊的人。据他自己 说，他在外国语学院毕业后成了中共中央调查部的成员，派驻外贸部，公开身份是图书数据室外文数据员。他出身资产阶级，平时生活有些散漫，爱跳舞、打牌，还 喜欢喝两盅，看上去是个不修边幅又不求上进的人，因此也不为人们所注意。但是他的“道行”不济，虽然不是英雄，却难过“美人”这一关，竟与哪位首长的夫人 有了不应该有的关系。这种事情，在现在并不触及刑法，只是个人的品德问题。但在当时，却是很严重的错误，特别是他这样的身份，不论外贸部还是调查部，都不 能容忍。但考虑到他曾经有过的“贡献”，加上为了保护女方的“名节”，这事儿没有张扬，他被开除党籍之外，还受到降职降薪处分，然后悄悄儿送到公安局来， 不按干部而按职工的身份分配工作，每月工资365元。于是他就到了团河农场二大队七中队，当起专职的值班员来了。
我到值班室以后，跟他成了莫逆之交，两人无话不谈。他很同情右派们的遭遇和处境，许多事情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但不斤斤计较，还经常帮人小忙。例如右派们有不希望让队长看到的信件，只要悄悄儿交给我，再由我悄悄儿交给他，他就会把信件带到城里去代为发出。
我所能够提供给史镇华的，就是帮他往上海发信：当然是转托程志雄帮他发。
1963年秋，我的两年半教养期到期，成了“二劳改”，不过总算有了探亲假。1964年2月春节期间，我请了15天探亲假回上海看望父母，同时也帮助家在上海但还没有解除教养的难友们办一些事情，如带走家信、带来食物用品等等。
史镇华也托我替他办事儿，交给我一封写给“小月亮”的信，同时嘱托：如实介绍劳改农场以及他的情况，能够解释的加以解释；了解女方的处境和困难，能够安慰的尽力加以安慰。
我到了上海，按地址找到了“小月亮”的家：在人民公园的西边，电视发射塔的东边，南京西路的南面。还真巧，正赶上她在家里。“小月亮”的脸型长得很美， 瓜子脸，大眼睛，小嘴巴，但是脸色憔悴，尽管还不到30岁，却已经失去了姑娘的红润与光泽。不难想象，倒退六七年，她肯定是个娇滴滴的美人胚子。
当时的上海人住房都比较紧张，“小月亮”与父母兄弟同住，一个人有一间一床一桌仅能回旋的斗室，就很不简单了。“小月亮”看了我带去的信，先向我挤挤 眼，接着说：“老张借给我的那本书，不在我手上，在我一个朋友那里。不过离我家很近。你要是急着用，我现在就带你去拿。”
我听出了她的弦外之音，就装出一副十分着急的样子，说是等着用，不然也不会找上门来了。她立刻揣起信，围上围巾，穿上大衣，与我一起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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