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大街上，她这才向我道歉说：她与史镇华至今仍有书信来往的事情，她家里人都不知道。尽管当初他们俩相爱的时候家里人并不反对，但是自从史镇华被划为 右派以后，特别是被送进教养所又过了若干年以后，家里就人人反对了。随着时间的延长，反对的温度逐渐升高，至今六七年过去，史镇华还没有出来的希望，反对 的温度也就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了。父母反对，主要是从女儿的青春年华考虑，要她另找对象，早点儿结婚，以免耽误了择偶的最佳时机。反对得最激烈的弟弟，则是 因为家里住房紧张，姐姐都快三十岁了还不出嫁。姐姐房间腾不出来，弟弟也就无法结婚。利害相关，也难怪弟弟着急。为了避免争吵，图一个耳根清静，她在父母 和弟弟面前都说早就和史镇华断了关系，而且已经有了另外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家里知道我是给史镇华投书递柬的“信使”，即便不当着我的面给她难 堪，等我走后也少不了会有一场口舌的。幸亏我一进门没有说出史镇华三个字，头一关总算蒙混过去了。她说今天没有足够的时间与我细谈，明天上午她要到第四人 民医院看病，如果我有时间，希望在上午八点以前到医院门口等她。在候诊的时间，可以和她谈谈农场的情况。等她看完病，再到外面去接着谈她的近况。
　　
　　她的处境比我想象的要艰难得多，好在我回家只是探亲，除了为难友们办一些杂事儿，没有别的事情，就这样约定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第四医院门口等她。她在八点以前到达，挂了号，我们一起到候诊室等待喊号就诊。我问她有什么病，她说所有内脏几乎没有一处是好的， 心、肺、肝、胆、胃都有问题，还有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一点我完全理解。一个人心情不愉快，最容易得内科病。像她这样，家庭和社会两方面的压力如此巨大，又 没个知心的人可以排解，忧虑成疾是很自然的事情，能够坚持上班不倒下来，就很不容易了。
　　
　　我抓紧时间跟他说了史镇华的情况：把所有还在教养、尚未摘帽的右派集中到团河农场来，根据传说和推测，是中央有可能要重新起用这些有能力有用处的人。估计再过一年，大家都会彻底“解放”的。我鼓励她再坚持一年，一定能够看到希望和胜利。
　　
　　等到她看完了病，我们一起到人民公园去转悠，当然不是为了逛公园，而是继续我们的谈话。
　　
　 　我说完了农场和史镇华的近况，她就问起了我的家庭情况。我告诉她：我原来的妻子也是上海人。1952年，我从部队转业回上海，分配在江湾的上海市行政干 部学校当教育干事。与我同一个办公室的，是一个大同大学商学院毕业的女同志，名字叫做“怡”。她比我大5岁，我总是叫她“怡姐姐”。由于她长得很漂亮，而 我则长得老气横秋，看起来却好像比我还小似的。当时正有五六个主任、干事之类的人在追求她。我呢，有个女朋友叫做“萍”的，在嘉兴当小学校长，是我初中同 学。我和“怡姐姐”的关系处得相当好，她的男朋友来信，常给我看。我的女朋友来信，我也给她看，还常常彼此商量怎样回信好。但是就在我和萍的关系发展到最 最热烈的时刻，萍却忽然从福建漳州给我写来一封信，宣布她已经结婚了，连通信地址也不留。遭此突然变卦，我感觉自己“被人耍了”，心情很不好，一连两个星 期没有回家。她见我情绪低落，约我星期天到她家去散散心。我说每到星期天她家里总是高朋满座，我可不愿意去凑这样的热闹。她叫我一早就到她家，躲开那些登 门求爱者，然后我们一起出去在外面玩儿：上午逛公园，中午下饭馆儿，下午看电影，尽一日之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