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小翠花儿”之外，我在劳改农场所遇见的最令我佩服的另一个女性，外号叫“小月亮”。
　　
　　1963年的八月中秋，正好是国庆节的第二天，两个节合在一起过，放假两天。团河农场二大队七中队的干部为了安定人心，让大家更好地在农场继续“改造自己”，实行了一系列“安抚”政策：家在北京而表现良好的，让他们回家去与亲人团聚；剩下的人，则尽量改善生活，除了晚饭有带鱼、炖肉之外，每人还发给四块月饼，五斤葡萄——当然要从工资中扣钱。至于酒嘛，那是绝对不许喝的。
　　
　　入夜以后，皎洁的明月，像一个巨大的银盘高高地挂在天上，普照着大地。吃过晚饭，许多人把小板凳儿搬到院子里，围成一圈儿，中间放一张报纸，各人把自己的月饼、葡萄之类拿出来堆放在面前，一边赏月，一边海阔天空地胡侃神聊，一边各吃各的东西。在劳改队里，“伙吃伙喝”是不允许的，哪怕是在节日里。
　　
　　在花坛的旁边，一个名叫王同竹的半坐在水泥的围栏上，脸色凝重地拉起了手风琴。他拉的是德沃夏克的《思故乡》，是《自新大陆交响曲》的主题歌。琴声凄凉而哀婉，许多人触景生情，停止了神聊，入神地听他演奏。
　　
　　王同竹是个才貌双全的小伙子。他毕业于武汉大学外语系，学的是俄语，进公安局劳改之前，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俄文翻译。据说他父亲是个地主，在土改中被镇压了。幸亏他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要是再晚几年，不仅进不了中共中央的机关，很可能连大学都不能上。他之所以被划为右派，是不是与他的父亲有关，我不知道。但知道他的妻子是西藏的贵族，相当于“郡主”的身份。为此，我们都开玩笑地喊他“郡马”。“郡主”是在四川上的中学，在印度上的大学，精通藏语、汉语、英语和印地语。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她来北京国际广播电台当藏语和印地语广播员。当时王同竹被借调到国际台给苏联专家当翻译，编译一些俄文的广播数据，两人因此相识并相爱。结婚的时候，老丈人除了给女儿送来丰盛的嫁妆之外，还特地给他们送来一个“陪嫁丫头”，是个世代为奴的女奴隶。不过王同竹很不习惯于被女奴伺候着，因此不久之后，就与妻子商量好，把这个女奴送到民族学院读书去了。只有到了星期日，这个已经变成了大学生的“女奴”才“回家”来继续担当她丫环的任务。
　　
　　王同竹有轻微的胃病，一饿就胃痛，因此陪同苏联专家外出，总要带一包饼干，饿了就吃。一次与某处长陪同苏联专家外出，王同竹在汽车里吃饼干，被处长大人指责为“对苏联专家不尊敬”，当面制止；而苏联专家却支持王同竹，反过来批评了某处长，弄得某处长很下不来台，为此算是把某处长给得罪了。
　　
　　到了1957年，王同竹没有逃脱“反右”这一劫，终于被某处长找了个碴子给戴上了右派帽子。被送劳动教养的那一天，警察进门用铐子铐住了王同竹的双手往门外推，怀孕已经六七个月的“郡主”连哭带喊地追了出来。王同竹眼看着妻子不慎滚下了楼梯。他进了收容所，没几天，“女奴”带信给他：“郡主”流产了。
　　
　　他老丈人以“养病”为由，把女儿连同“陪嫁丫头”统统召回西藏去了，从此天各一方。他名义上算是有妻子，实际上也和我们差不多。他给我看过他老婆的照片，那“郡主”是个小个儿，相貌一般，打扮得也很朴素。
　　
　　这时候，不知道他是想起了父亲，还是想起了妻子，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总之是他把全部心神都集中在琴上，把那曲子拉得比任何时候都好，抑扬顿挫、催人泪下。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论是想家的还是想老婆孩子的，也不论是懂音乐的或不懂音乐的，人们渐渐从宿舍内走出来，聚拢来，集结到了王同竹的周围，静静地听他拉琴，借此寄托心中的思念。
　　
　　不知道是积极分子到队部汇报的，还是队长自己发现这些“老右”们今天情绪有些不对头，想来一个“因势利导”，忽然通知全体集合，说要在院子里举行一场即兴的中秋月光晚会，让宣传员杜高(作家兼戏剧评论家，吴祖光的大弟子，被称为“二流堂”的“小兄弟”，“落实政策”后出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主持。这是三余庄成立右派教养队以来所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包括我在内的不明就里的人还挺高兴，纷纷出节目凑热闹。来自中央歌舞团的专业舞蹈演员郭东海跳了一段芭蕾，来自中国戏剧学院的声乐教师徐公瑾唱了一支歌剧《茶花女》插曲《饮酒之歌》，北影著名演员巴鸿(后来是名导演，曾导演电影《知音》)说了段单口相声，接着有唱京剧的，有唱评剧的，连我都唱了一支歌剧《王贵与李香香》中的选段。这可真应了一句四川谚语：“黄连疙瘩当箫吹——苦中作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