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独是克治妄念的良药 - 第4章醒悟篇：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 曾国藩的奋斗：职场不败官场高升家庭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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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慎独是克治妄念的良药

　　曾国藩语录
　　
　　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
　　
　　同治八年（1869）正月十六日夜，清朝宫廷张灯结彩，人头攒动，一片喜庆。这是慈禧太后与同治皇帝准备大宴群臣，庆祝这来之不易的“同治中兴”。主持宴会的是同治皇帝的老师、翰林院掌院大学士倭仁，随着倭仁在大殿上演礼后，同治皇帝宣布酒宴开始，大臣们鱼贯而入，依次入座，东边四席西向，倭仁坐首座；西边四席东向，曾国藩列首座。这时的
　　
　　曾国藩与倭仁俨然是群臣的首脑人物，成为世人羡慕的能以道德与学问取得政治地位楷模。殊不知，曾国藩与倭仁还有一段亲密的交往，在道光年间的家书中，曾国藩甚至称倭仁为“吾党之士”，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这段交往使曾国藩的学问和修身事业突飞猛进，他“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誓言和践履也由此发轫。
　　
　　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十四日，唐鉴不但教导曾国藩读书做人的道理，而且还向曾国藩隆重推荐了一个人，即倭仁。唐鉴告诉曾国藩：“在时人当中，论及修身功夫，倭仁用功最为笃实。他每天将从早上起床至晚上就寝的一言一行，尤其是将心中克制不住的私欲和贪念以及不检点的言行，都记在日记中，以便提醒自己改正。你可以向他请教修身方法。”

　　
　　倭仁是蒙古正红旗人，生于嘉庆九年（1804），长曾国藩七岁。倭仁早年治学是从陆王心学入手的，后在唐鉴的引导下确立了一生不变的理学信仰。曾国藩二十八岁考中进士时，倭仁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望的学者型官僚。所以曾国藩初入仕途时对倭仁已有耳闻，又经唐鉴的一番介绍，慕贤之心愈发强烈。不日，曾国藩便专门拜访了他，从此两人以理学为媒，建
　　
　　立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初一日，曾国藩赴朝中向皇帝和同事们拜完年后，在周华甫家吃完中饭，之后便至倭仁家拜年。倭仁引他进书房，便谈起个人的修身心得。他告诉曾国藩，人都是有惰性的，谁都想不劳而获、一劳永逸，而通过个性修养就可以克服人的惰性。“研几”是个性修养功夫最要紧的事。“几”是指“苗头”、“征兆”，“研几”就是观察
　　
　　事物即将发生的“苗头”或“征兆”。从个人而言，你可以防患于未然，将不好的苗头掐灭，保持自身的顺利和成功；从国家而言，则可将不和谐的因素消灭于萌芽，国家才能止祸乱于未萌，弭争端于无形。曾国藩点头称是，又问倭仁如何做“研几”功夫。倭仁向他推荐了“日课”，这可是倭仁修身的独门绝技，在北京理学家圈子中深受欢迎，像后来成为刑部侍

　　
　　郎的吴廷栋、户部尚书的李棠阶等均从事过“日课”活动。倭仁的“日课”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写“日课”，将自己每天的言行举止记在日记中，也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自我反省，以求改正过失；第二步，同仁之间互相批阅“日课”，甚至举行座谈会，大家面对面坐在一起，指出对方不足之处以便改正，罗列对方的优点以求效仿。将自己的
　　
　　劣根性撕开来，一一袒露人前，还任人评点，这是需要非凡的勇气才能做到的，可良药苦口利于病，这显然是一种严格的心性修养方法，抛除私心杂念，力求心术、学术、治术联为一体。
　　
　　倭仁教会曾国藩写“日课”，并将自己的“日课册”借给曾国藩阅看，让他模仿。曾国藩读后大为震惊，进而叹服，在一封家信中，他说：“倭仁先生修身功夫非常严格，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行都记在日记中。日记全部用楷书誊写，三个月订成一本，至今已有三十多本。”倭仁慎独功夫之深，确实堪称楷模，只要偶动
　　
　　妄念，便立刻克治，还时时辅以其他心性修养的方法，为克己修身的灵丹妙药，而曾国藩反观自己疏散、漫不经心的态度，与倭仁的差距岂以千里计，越看越觉得无地自容。曾国藩决定迎头赶上，从此开始写“日课”。
　　
　　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初一日起，曾国藩依照倭仁样，每日一念一事，皆笔之于册，早晚对照，扬长避短，弃恶扬善。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曾国藩将自己的“日课册”送给倭仁批阅，倭仁也在这些“日课册”上逐日加上批语。曾国藩以前认为，人都是喜欢听好话的，为讨人欢心，刻意阿谀奉承。其实，这就是言行不一，犯了理学心性修养中欺人、妄语的大忌。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十四日，他将自己的这一毛病记在日记中，倭仁批语说，不管别人是否怪罪于你，为人
　　
　　一定要忠信，要求曾国藩改正这一毛病。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午后在朋友家观人下围棋，不但没做到“君子观棋不语”，而且跃跃欲试打算亲自对弈几局。曾国藩晚上回来后将这一天的活动写在日记中，还不忘自责一句：“真不是人！”次日，曾国藩将“日课册”交倭仁看，倭仁写下批语说：“我们既已立志为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与你共同勉励。”曾国藩读了这些批语，不禁悚然汗下！甚至到后来，只要倭仁一来，曾国藩便惶惑之至，深感惭愧。他在日记中记下，如果自己平时能做到谨言慎行，哪至于见到倭仁就感到沮丧惭愧呢？于是，在倭仁的督促和鞭策下，曾国藩下定决心要做一个修道立德的圣人。

　　
　　道光末年的一段时间里，曾国藩与倭仁时相往来，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直到咸丰初年，倭仁出任叶尔羌帮办大臣，离开北京。曾国藩也在两年后丁忧返回湖南。此后二人天各一方，双方互换“日课”的活动也就中断了，但是曾国藩每天记日记并自我批评的习惯却坚持了下来，一直到他去世前的一天。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忠信笃敬关系，曾国藩更是发挥到
　　
　　极致，甚至运用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特意去曾国藩家拜谒请教。曾国藩见面不待李鸿章开口便问道：“现今我国势力消弱，外国人强大，你身居这个要职，与洋人交涉时有何打算？”李鸿章说：“学生正为此事而来请教老师，我想，与洋人打交道，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默不
　　
　　作声，良久后告诫李鸿章：“依我看来，还是一个诚字比痞子腔管用，圣人说，诚能感动物，难道还感动不了洋人？我们现在没有力量，随你如何虚张声势，他们是看得明明白白的，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陈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于吃亏。”李鸿章后来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携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
　　
　　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和经国济民之术高深，如何能这样一语中的呢？”
　　
　　自从追随唐鉴以后，曾国藩交际应酬就少了很多。道光二十一年（1841），唐鉴亲笔写了个楷书条幅赠给曾国藩：“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曾国藩非常喜爱，将此条幅悬挂在书房中，终日观摩，表明自己立志向学的决心。而结交有学问、有道德的“双有”人士倭仁后，曾国藩的精神面貌更是焕然一新，通过心性修养和德性提升，道德勇气和力量逐渐强大。经过一番反思，他将唐鉴的赠联略作改动，成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此联的变化表明了曾国藩破釜沉舟的雄心壮志，只有做圣贤一条路可走，否则便堕落为禽兽！待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曾国藩正是凭借这一股力量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家子弟一跃成为名垂青史的封疆大吏，成就了其非凡人生和千秋功业。
　　
　　曾国藩谋人谋事之道
　　
　　人的妄念如同内心处的盲点，它隐藏得很深，在越阴暗的地方越鲜活，在越细微的地方越显著，所以要戒除妄念，就要慎重对待自己独处的时光，于心灵的最细微之处将它们拷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