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语录
　　
　　先生尝教之曰：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闭邪存诚。又言检摄之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
　　
　　道光二十一年（1841），这是曾国藩的而立之年。七月十四日，这一天是曾国藩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之一。多年后，曾国藩在给同乡前辈贺长龄的信中还说，当时我虽然成了进士，点了翰林，但以前做的学问都是“无本之学”，只知道寻声逐响，追名逐利，而自从追随镜海先生学习后，如盲人骤见光明，才知学问的宗旨所在，思想上经受了一场重大的洗
　　
　　礼，终于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和做人做事的思想基础——理学。
　　
　　曾国藩尊称的镜海先生是湖南善化人唐鉴，是他的理学老师。唐鉴生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是嘉庆十四年（1809）的进士。此人个性鲜明，有点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当时，考据学风靡天下，是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霸主”。在政治上，清廷最高统治者也采取扶植政策，相当照顾考据学出身的知识分子，给以或高官、或厚禄，像当时朝廷重臣纪晓岚、阮
　　
　　元等均是考据学出身的。这对热衷于读书做官的知识分子而言，无疑具有政策导向作用。这便是所谓“显学”，即官方意识形态，如秦始皇崇尚法家，汉文帝行黄老之学，汉武帝独尊儒术，宋明理学大兴等等。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唐鉴却不逐时趋，公然打起理学的旗号，与主流思想相对抗，俨然一个异类。这一举动遭到时人的讥笑、非
　　
　　议，甚至有人骂他“愚昧”、“迂腐”、“糊涂虫”。唐鉴却不为所动，颇有湖南人“霸蛮”的精神，这一坚持就是一辈子。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很多人尽管不赞成他的学术观点，却为他坚持的精神所感动，这却意外地为唐鉴赚得一些清誉和声望。道光二十年（1840），唐鉴被召入京为太常寺卿。借此机会，他大肆在京城营造理学风气，不仅在青年才俊中倡明理学，还经常到茶肆、书坊宣传他的理学信仰，成为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追捧的对象，有人说他是当时北京理学阵营的“狂澜砥柱”。
　　
　　曾国藩虽与唐鉴是湖南老乡，但因志向迥异，道不同不相为谋，虽同在京城为官，却仅为点头之交。曾国藩散馆后授翰林院检讨，此时的志向是做一个“以文章报国，可以无愧于朝廷的词臣”，所读的书除经、史、诗赋之外，极少涉及理学。不但如此，受时人对理学偏见的影响，曾国藩对理学还较为轻视，在日记中多次讥讽颇有时誉的理学家吴廷栋“天质木
　　
　　的”，不知变通。但事异时迁，面对清朝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局面，道光皇帝打算利用理学擅长道德教化的功能，恢复理学昔日意识形态的地位，来稳固他的统治，这样一来，理学由冷趋热，越来越有市场。为体现朝廷对理学的重视，道光帝在很短的时间内召见唐鉴十余次。这一小小的举措，对中国后来学术界和官场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从此理学兴起，考据学的东风不再，渐渐淡化。仅在当时，就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唐鉴在京城官场声名鹊起，原来门可罗雀的唐府门前很快便能听闻到络绎不绝的车轱之声。曾国藩也被这种氛围所感染，在给朋友金藻的信中说：“唐镜海先生来北京后，被皇上召见了十一次。皇上还夸他道气充足，精神完固，镜海先生的召对能深深契合皇上的心啊。”曾国藩钦慕唐鉴之心油然而生，决定去登门拜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