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爱才不爱德
　　
　　盐看似普通，其实是一种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在历史上甚至影响到国家的兴衰存亡。明朝名臣庞尚鹏就是因为得罪了盐商而被罢了官。不过机会再次降临到他头上，万历四年（1576年）庞尚鹏被重新起用，任福建巡抚。这在许多人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这一年，张居正得了一场大病，一方面原因是权力斗争愈来愈严酷，一方面原因是一条鞭法在实行过程中因为用人不当出现了不少问题。为此，张居正忧心忡忡。有人举荐一位德才兼备的大臣庞尚鹏前往江南再推一条鞭法，张居正闻听连连摇头：此人我是知道的，是位能臣，但我决不用他。
　　
　　“为何？”来人非常诧异。“我用的人必须要有才。”“庞尚鹏就非常有才呀，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人。”
　　
　　嘉靖年间，广东南海人庞尚鹏奉旨巡按河南，他可是嘉靖年间著名的廉直官员。河南的一些贪官一听庞尚鹏来了，不是称病就是辞职，或者是赶紧请求外派。巡抚蔡汝楠一看，傻了。这可咋工作呀！庞尚鹏一看，微微一笑：“蔡大人，人们常说兵不在多而在精，官员也不再多而在能干！只要你我同心，和其他同僚合作自然不会耽误工作！”蔡汝楠一听连连点头：“对呀对呀，你我定会好好合作。”
　　
　　一年后，双方合作甚欢。对于河南的工作嘉靖皇帝也非常满意。可就在这时，河南忽然发生水灾，百姓流离失所、困苦不堪。巡抚蔡汝楠眼见此情此景，却打起了自己的小盘算。如果这个时候告诉皇上河南遭灾了而且损失惨重，很有可能皇上之前对河南的好印象就都没了。
　　
　　为此，蔡汝楠决定献白鹿告知天降神鹿于河南，河南黎民生活富足、安居乐业。庞尚鹏一听，双目紧紧地盯着巡抚：蔡大人，天灾不是人力所能阻止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损失，尽快恢复百姓的正常生活。不能为了自己的官帽而去造假，敬献白鹿骗皇上高兴。同僚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也很可能不会揭穿你，但你扪心自问一下，这样对得起百姓吗？
　　
　　蔡汝楠闻听，面露惭愧。庞尚鹏这样做令河南官员为之敬佩。到后来，庞尚鹏被任命为浙江巡按，在七年里他眼见地方官吏鱼肉百姓，特别是在税收方面，利用国家漏洞偷税漏税，为此庞尚鹏首先将他们一个个地法办。其次，针对赋役名目繁多、负担不公、偷税漏税现象，先后推行了里甲均平法、十段锦法、一条鞭法（庞尚鹏是第一个在全省推行一条鞭法的封疆大吏），逐步将人丁收税改为按田地收税，因为效果显著，南方的其他地区纷纷效仿。因此，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之前，南方许多省份已经施行多年。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张居正说着，看着来人，“但我有不能用他的理由。”“什么理由？”“他不是我的人，而且不听话！”“哦。”来人沉吟良久，“我知道了。唉，既然您不能容他，那我也不好说了。那您休息，我回去了！”来人说完起身告辞。出了张府，来人冷笑一声：“张居正呀张居正，你虽为能臣良相，但权力之心过重。不论忠奸善恶，唯马首是瞻者可得荣华，你这样做，你的政策能推行得长远吗！你树敌太多，庞公才德兼备你不用之，那天下必有人对此不服！”
　　
　　张居正之所以拒绝庞尚鹏入阁，根本原因是权力之争。其重要原因则在于张居正改革集团内部的核心成员，如王崇古、张四维等人就出身于盐商家族，盐商凭借雄厚的财力影响着政局。庞尚鹏得罪了盐商也就意味着得罪了张氏集团。明政府的盐业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盐商势力的增长。
　　
　　因为食盐属于生活必需品，产盐地和售盐地之间的差价极大，使得贩卖私盐自西汉开始非常盛行。西汉对贩私盐者砍掉左脚趾，以后处罚越来越严，东汉末年起凡是贩私盐者无论多少皆是死刑。历朝历代对贩私盐的处罚轻重，多是根据贩盐量的多少而定，但以斤论死刑则成为主流。
　　
　　可以说历朝历代对于盐非常看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决定了政治、经济的走向，更影响了政局的发展。如果不是因为盐，明万历初期的政坛上张居正很可能不会“一股独大”。
　　
　　张居正拒绝重用庞尚鹏后没有几年，庞尚鹏便去世了。之前，庞尚鹏被张居正贬职在家，原因就是在著名的“张居正违制”的政治斗争中，他站在了大部分朝臣一边得罪了张居正。在此之前，庞尚鹏还有一次被贬，被贬的原因就是盐。
　　
　　庞尚鹏比张居正更早地推行了一条鞭法，对其中的利弊有着更深的认识。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是在全国层面上进行的，并没有具体执行的经验，对于一条鞭法的优缺点体味并不深刻。正是这种不足，使得他过分地看重此法，对反对者正确的意见并没有认真吸取，造成流民在更大范围内出现，最终明朝亡于流民之手。
　　
　　朱元璋对盐非常重视。早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二月，朱元璋就在被剿灭的张士诚的地盘设立了两淮都转运盐使司。盐的生产由灶户负责，进入“灶籍”。洪武时期灶户大概有9.2150万户，灶丁27.0843万人；弘治时期灶户为12.0244万户，灶丁35.1981万人；嘉靖万历时期灶户为8.2502万户，灶丁41.3051万人。按照明代一个灶丁，三个帮贴推算，洪武时期专门从事煎盐的人达百万以上。
　　
　　与盐户相关的柴夫、马夫、割草夫、运水夫、其他相关材料的供给者、运输者，以及洪武时期官方主管的大盐和豫晋两省的小盐相关从业者可达200万人以上，如果算上硝盐、军盐的从业者，这个数字还会再增加百万。
　　
　　在封建社会，给政府做工是件苦差事，国家可以以各种理由剥夺你应有的权利，所以，灶户的社会地位比较低，逃亡者在朱元璋时期就已经出现，一经发现杖打八十。假如灶户出身的人真的当了官，为了免去贱民的尴尬，买地买田假冒“民籍”，被发现后，官也当不成了，发回原籍重新当灶户。
　　
　　明初，盐的生产组织是以“户”为单位的，随着时间的发展，由于生育率、体格等原因（一丁办盐三十引者，有七、八丁亦办盐三十引者），灶户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分化，为了增加盐税收入附带解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两淮盐场开始按“丁”征税，随后推广到全国。朱元璋的举措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并对日后的“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都有借鉴意义。
　　
　　盐自古就是重要的经济物资。商周时期盐业实行自由经营，自秦汉开始官方垄断盐业。唐代中后期，刘晏对盐法进行了改革，商人可以到盐场购买食盐进行售卖。分界销售出现自刘晏时期，引制开始于宋代。盐引就是政府发给行销盐的商人缴纳过路费的凭证。引的作用是区别盐的售价以及卖盐的地界。宋代的盐引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因此，并未实行专卖制度。到了明代，开始实行专商引岸制，即指定商人将盐运到指定的销售地点。
　　
　　朱元璋又实行“开中制”，商家负责运粮到边关，政府则给盐引，商人拿着盐引到产盐区取食盐，之后到指定地区销售。实行过程中，以自愿为主，政府不用行政命令强迫，考虑商人利益也较为全面，兼顾了粮食的生产、收购、运输、往返路程的食宿和旅费，以及人工费用等。
　　
　　然而，军粮储运地点在北部、西北、西南等边关重镇，而支取食盐的地方却在东部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为此，商人要想获得利润就需要付出极大的金钱成本、时间成本，以及冒其他不可预知的各类风险，如人身安全和损害健康等。
　　
　　盐商获取利润的关键，是每引可兑换的粮食和财政补贴。假如每引的盐无论是淮盐还是浙盐都是200斤，根据距离的远近兑换的粮食数量肯定会不同。例如淮盐，如果运到临濠府府仓则可以兑换5石米，运到通州是2石米。浙盐运到大同、太原、通州可兑换的粮食就分别为0.8石、1石、4石、1.8石。理由很简单，在距离上浙盐产区相对北方更近一些。
　　
　　盐引运粮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边关粮食供给。它弥补了明初军事垦田与垦田收入之间的时间差。但因明初朱元璋父子对于军田的重视，以及军田的大规模开发，“开中法”在军粮上的比重不高，否则，朱元璋也不会说出不费民间一粒米的自夸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