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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军史乡土 > 白银帝国:翻翻明朝的老账 > 第 2 章 帝国前奏:猫鼠游戏中的走私与反走私
第5节 明代九成的商业税跑到了谁的口袋之官斗不过商

  顾尚书与邹百万的冲突
  
  嘉靖年间,无锡有三大富人,分别是邹望、华麟祥、安号桂。顾尚书荣僖公因为“丁忧”回转家中,一日乘坐官轿正行进在路上。突然,轿子后面一阵惊扰。顾尚书掀开轿帘一看,只见一顶极为华丽的轿子飞快地奔来,后面还跟着一溜这样的轿子,飞快地超越了顾尚书的轿子。顾尚书仔细一看,不禁大惊失色,轿子里的人全是和尚。
  
  顾尚书连忙询问这是怎么回事,随从忙说:“无锡首富邹望的老母亲死了,听说请了一百多位僧人为她超度,来来往往皆用这种轿子接送。”“啊!好有钱呀!”顾尚书发着感慨回到了家中。刚一进屋,就见管家慌慌张张地迎了上来,“大人呀,咱们西大街的老宅子被邹百万给扒了。”“什么!”顾尚书勃然大怒,“好你个邹望,人家怕你,我是尚书我可不怕你!拿着我的帖子去知府衙门告他,不把他法办了我这尚书白当了!”
  
  果然,没有多久,邹望就被捉进了大牢。然而,令人奇怪的事情出现了。邹望被抓的那天下午,无锡城里的所有买卖人纷纷罢市要求释放邹望。知府一听连忙放了邹望,商户们这才陆续营业。顾尚书见此情景不禁大怒,知府也知道无法交代,连忙来到尚书大人的家中请罪。


  
  “顾大人,卑职实在是挺不住了呀!这全无锡的商人如果罢市的话,朝廷知道了,不但我吃不了兜着走,就是您恐怕也要挨批评呀!”
  
  “这邹望就这么大的能耐?”“嗯,是呀。您不知道,无锡有三大富,这三大富平日里交结广泛,就是京城里的达官显贵们都与他交好。自从抓了邹百万之后,那两个大户也给我捎信来,如果不放了他,全无锡所有商人都要罢市罢业。”“这么厉害呀!”“是呀。您还不知道呢,听说他们还发了话,您的家人只要在无锡买东西,无论是蔬菜水果鱼肉布匹,所有商人都不会卖给您!”
  
  “胡说!我不信!”顾尚书连忙派家人到无锡街头去买东西,哪成想果然各个商家一听说是顾尚书家的人买东西,无论出多高的价钱也不卖。顾尚书听闻此言,默默无语。这时,门卫拿着一封信来到会客室,“老爷,刚才有一封信扔到了咱们家的门口,看信封好像是给您的!”顾尚书接过信来一看,直吓得脸色苍白:“快,速速命衙役捕快来我这里保护我!”
  
  “顾大人,并非我不愿帮您。跟您说实话吧,今天来拜访您,您知道我为什么要骑马而来吗?”“不知道。为何?”“您不知道呀,今天衙役轿夫听说是来您这里,纷纷说病了不来呀!”“啊!”顾尚书呆若木鸡,“人们常说‘有钱能使鬼推磨’,看来真是如此呀!我堂堂一尚书今日败矣!”


  
  究其顾尚书失败的原因,乃在于交通发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达、商人势力的强大。商人强大之后,结合自宋代以后出现的“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历史事实,便形成了“官斗不过商”的情况。吏是当地人,且工资不由财政支出,全靠盘剥百姓和商人贿赂,自然形成了依赖商人的情况。而不仅仅是吏,后期的官与官斗、皇帝与官斗,斗的背后都站着商人。
  
  明朝中后期的一些皇帝曾经对商人势力进行过抑制,但效果并不好。例如,万历年间尽管对商业的剥削比较严重,但明代中后期的商业仍然总体上获得了长足发展。在万历时期,商人不但已经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在朝中已经培植了强大的代言人势力。魏忠贤和东林党的冲突,其实就是皇权与商人势力的斗争。到了明朝后期,特别是南明政权时期,商人(更具体地说是官商)已经把控了朝政。
  
  商人把控中央级的朝政可以说是在天启、崇祯朝非常明显。但早在嘉靖年间,一些地方政权就已经被商人垄断,地方政府官员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听命于富商巨贾,无锡邹望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案例。
  
  明代中后期国内贸易随着交通的发达,以前南北货物难以大规模交换的现状被彻底改变。南方以卖方身份出现在北方市场,主要供应丝织品、瓷器、棉布、木料、纸张、漆器、有色金属、皮革等。北方输出的商品大多是棉花、羊毛纱线。
  
  商业的高度发达则直接促进了城市发展,例如淮安因为运河而兴盛,它被荷兰大使霍姆在1644年称为“中华帝国的第八大城市”。
  
  除此之外,就像今天的深圳在十几年间由小渔村变成大城市一样,明代京杭大运河的繁荣,也使得一些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成为皇帝心目中重要的地方。例如,因为大运河的徐州段水流比较急,为了行驶安全,政府便修建了一条备用运河,1587年在这条备用运河的某个地方修建了一个名叫“夏镇”的地方。而17世纪初,皇帝便派了一名亲戚坐镇此地专管收税。
  
  在万历、崇祯年代,由于水路交通的大发展,国内贸易、国际贸易的兴盛,中国逐渐形成了十五大城市,它们是:北京、南京、杭州、镇江、广州、福州、苏州、上海(当时称松江)、淮安、扬州、临清、济宁、扬州(主要是今天扬州下辖的仪征市,当时称仪真)、芜湖、景德镇。城市的发展又带动了官与商的合流,最终到了万历年间几乎到了“无官不商”的地步。东林党主要成员的出身虽然大多为中小商人家庭,但他们对于商人的同情是毋庸置疑的。那个时期,四分之三的进士、举人是商人出身。
  
  仅拿明代晋商典型的张家、王家为例。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礼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张四维之所以成为首辅,在政治上,靠的是他舅舅王崇古(兵部尚书、陕西总督),而王崇古的爷爷王馨是河南邓州学政;在经济上,则靠其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岳父王恩、大舅子王诲、二弟张四教、四弟张四象等这些大商人。王崇古的父亲王瑶、哥哥王崇义、从弟王崇勋、伯父王文显、姐夫沈廷珍和外甥沈江均也是大盐商。
  
  张家、王家在联姻的同时,还与大学士马自强家联姻,而马自强的兄弟马自修也是大商人。三家联合几乎垄断了当时的盐业市场。以至于御史永郜为此愤怒地说道:盐法之所以败坏,就是被权势之家所垄断。因此,官商家族成为明代非常明显的特征,也是商人与官员进行争斗的后台。
  
  商人的势力增强并不仅仅表现在官商一体化以及官商斗争上,更体现在商人的生活方式、思想上,商人的经营方向影响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这又是晚明出现社会风气奢靡化的根本原因,也是败明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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