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有大作为的是秦孝公。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是从秦孝公算起的。秦孝公抱负远大，贾谊说他“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 心”。也就是说，秦国立志要统一中国的远大目标，最早就是由他确立的。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目标，秦孝公知道应该从哪里入手。他在位期间全力干成了一件大事： 商鞅变法。战国前期，新兴地主阶级兴起，改革图强是当时的一种历史潮流。秦孝公即位时二十一岁，“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秦国处在被六强排斥的地位。战国 七雄，有六个在河山（黄河与秦岭）以东，只有秦国在黄河以西。河山以东六强的大致情况是：晋国瓦解成三晋（魏、赵、韩）后，魏国最先强盛起来，赵、韩也在 图谋兴起。但三晋间经常自相攻伐，这是秦国可以利用的矛盾（后来秦国也的确从中找到了东出中原的机会）。最东面的齐国，正处在日益强盛起来的齐威王时代。 南方的楚国，原已衰微，经过吴起变法后开始复苏，时有北侵中原的举动。只有东北方向的燕国地处偏远，难有大的作为。秦国被山东六国斥之为“戎狄”，不得参 加中原会盟。这样，战国七雄，形成了“六对一”的战略格局。虽然山东六国之间互相争战不休，而在排斥秦国这一点上，却常常结成统一战线。但是，这反而激发 了秦国历代君王的发愤图强之志。这也是矛盾规律所使然，有时对立面的作用不可小看。一个国家如果完全没有对立面，或者对立面不够“分量”，反而不容激发出 发愤图强之志。正是在“六对一”的战略形势逼迫下，促使秦国“孝公发愤，布德修政，欲以强秦”。秦孝公即位第二年，他就发布求贤令，鼓励宾客群臣“出奇计 强秦”。
　　
　　商鞅此人，真有些奇才和奇谋。史书中有一段关于他出山前的故事，写得很有情致。他是卫国的庶出公子，原来叫卫鞅，“少好刑名之学”，跑到魏国的相国公 叔痤手下去做事。公叔痤病重的时候，魏惠王前往探视，见他病得很厉害，怕是难有转机，便当面征询他对继承者的意见，问他：“谁能继承魏相?”公叔痤向魏惠 王推荐了自己手下的一位年轻门客卫鞅，说他年纪虽轻，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魏惠王没有表态，转身要走。公叔痤马上又说：“王既不听用鞅，必杀之， 毋令出境。”惠王一走，公叔痤马上把卫鞅叫来，公开告诉他说，我向惠王推荐了你，但从惠王的脸色看得出来，他不同意用你。于是我又向惠王建议说，不想用就 杀了你，惠王点头而去。现在我把这些话都如实告诉你，并不是我搞两面派，我是按“先君而后臣”的原则办事，你快快走吧，越快越好!卫鞅听罢，毫不惊慌，对 公叔痤说：“惠王既然不肯听你的意见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信你的意见来杀我呢?”他偏不走，泰然处之，倒要看看魏惠王究竟怎样处置他。魏惠王回到宫里，对左 右说：“你们知道吧，公叔痤真是病得很厉害啊，他的神志都不清醒了，一会儿建议我重用卫鞅，一会儿又建议我杀掉卫鞅。看他病得这样神魂颠倒，我心里非常难 过。”可见，魏惠王压根儿没有把公叔痤的话当真，以为他说的全是病中昏话。
　　
　　正在这时，卫鞅闻知秦孝公发布求贤令，便离开魏国，西行入秦，见孝公，说以富国强兵之策。孝公大悦，任命卫鞅为左庶长，着手变法之事。
　　
　　纵观中国几千年悠悠史事，古往今来，凡改革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坚决反对因循守旧。商鞅的变法的理论是：“三王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当时而立 法，因时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循其宜。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像这样富有生命力的思想，是千古不会湮灭的。这些古代的先进思想，从源头 注入了中国思想文化长河，沿途有股股新的溪流与之汇合，源源不断，长流不息，只是时而潮低波缓，时而浪阔奔涌。我们今天常说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时 制宜”、“因地制宜”、“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反对僵化”等等，难道与商鞅等古代改革家的先进思想之间，没有一丝一毫本土文化传统意义上的渊源关系 吗?
　　
　　商鞅变法，可以概括为“四重”：重农、重战、重法、重刑。他将散漫的民众严密地组织起来，五家为伍，二伍为什，“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古代法 家的变革措施，都是带点“严酷”性的。他奖励农耕，以富财源。他建立的兵役制度极为周密，从二十岁算起，先劳动三年，可以积下一年余粮，然后从二十三岁开 始服役。两年后复员，再轮流征调训练，至五十六岁方可免服兵役。秦国通过这种办法，训练出一支庞大后备军，可供随时征调。他奖励公战，严惩私斗，“有军功 者，以律受上爵”，“私斗者，各依轻重被刑”。秦国军民英勇善战的传统，就是从这时打下的基础。他实行论功致仕的干部政策，并建立了这方面的规章制度，首 先从秦宗室贵族做起，“无功者，不得列入宗室之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在秦国，这个制度一直贯彻了下来，直到一百多年后，在秦始皇 手里都没有改变。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置郡县，废分封，他连自己的儿子一个都不分封。后来有些儒生竟抓住这一条攻击秦始皇，迂腐之极。商鞅变法十年，见大 效，“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夜不闭户，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国以富强”。接着，商鞅于公元前350年又发动第二次变法，着重建立与新经济制度 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其中有一项主要内容，便是创立郡县制，由此秦国政令统一，有了中央集权制雏形。他进一步采取的经济措施有：废井田，开阡陌，制定赋税 法，统一秦国的度量衡等。总之，秦孝公重用商鞅，通过前后两次变法，使秦国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在战国七雄中“富强冠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