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了《长平之战》，觉得意犹未尽，还有一个话题可以接着往下说：大计与长策。大计者，强国之计也；长策者，长久之策矣。
　　
　　我对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伟业，一向是给予充分肯定的。但我以前一提到秦朝，总是首先想到它的速亡，往往从这一点出发去追溯秦始皇的功过得失。这样，即使所发议论有些新意，也仍是在寻找它的失败教训。
　　
　　写作《长平之战》，将我的视线引向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
　　
　　长平之战时，秦始皇还是一个两岁的婴儿，而秦国已经能打胜如此规模空前的大战役。这说明，秦国不是到秦王政(始皇)这一代才强大起来的，秦国早就强大了。战国时代，诸侯林立，天下纷争。秦国早先只是一个“邑于西陲”的诸侯小国，它为什么能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变得日益强盛起来，积聚起雄厚的国力、军力，最终由它来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伟业呢?这就不能不注意到秦国的大计与长策。这使我找到了一个新的视点：去看看秦国经过长期奋斗终于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
　　
　　这篇文章里使用了两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概念：秦国，是指战国七雄之一的诸侯秦国；秦朝，是指秦始皇统一山东六国之后建立起来的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
　　
　　秦朝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座巍峨高山。秦朝的速亡，如横断山脉，山体断裂得过于突兀和陡峭。如果只从秦朝速亡这一点去看问题，好比是在太阳落山后再去观看这座高山，即使能将目光从幽深的谷底移上陡峭的山顶，也只是看到了它背阴的一面。“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这是司马迁引用贾谊的话论析秦朝速亡教训的一句史论名言，后人经常引用这句话来泛指应当吸取的历史教训。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细细琢磨起来，其中也不无片面意味。所谓“前事”，应包括“成”与“败”两个方面，为什么只有失败的一面才能成为“后事之师”，而成功的一面反而不能成为“后事之师”呢?秦朝的速亡是大失败，但秦国完成统一中国的伟业却是大胜利，两者都应该，至少都可以成为“后事之师”。秦国和秦朝，对后人的启示是双重的：秦国历经百余年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功；而秦朝统一中国后却不到十年就人亡政息。前者乃“大得”，后者乃“大失”。
　　
　　后人看前朝，有时深究一人一事，细察水镜之辨，当然也不失为一种看历史的方法。而纵观历史大势，看大事件，看长过程，看一个国家的兴盛或一个朝代的上升过程，岂不是更能看出一番生气勃发的景致来!
　　
　　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引用贾谊《过秦论》中的一句话，使我豁然开朗。贾谊说：“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在他看来，秦始皇无疑是一位有大作为的帝王，但在诸侯纷争的局面下，要完成统一中国这样的大事业，秦始皇本事再大，仅靠他一代人的奋斗，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这个历史使命的。贾谊明确指出，在秦始皇之前，秦国已经过了六代人的不懈奋斗，秦始皇是在“续六世之余烈”的基础上，才干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事业。
　　
　　有必要追溯一下秦国的图强史。
　　
　　秦始皇的六位前辈是：秦孝公(在位二十四年)、秦惠文王(在位二十七年)、秦武王(在位四年)、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秦孝文王(在位一年)、秦庄襄王(在位三年)。自从秦孝公元年(前361年)实行商鞅变法，推动秦国走上图强之路，直到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即秦始皇元年)最终完成统一中国大业，前后奋斗了一百四十年，近一个半世纪。在这漫长的奋斗历程中，秦始皇的六位前辈，真正有过大作为的是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