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紧上了跳板。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晚到的人。紧跟着两个摇摇晃晃的水手的脚踵，我大踏步走出了美国。
　　
　　船长站在跳板另一头，转过身来对他的手下说道：“嗯，最后两个了，回去歇着吧。”接着他看到了我：“你是谁？”
　　
　　“我是个比较特殊的乘客，先生。我是那个去旅行的敌侨。”
　　
　　“嗯，我们捎上了一样奇怪的货物。我们不妨下去，到我的船舱里，看看载货单上你的情况。”
　　
　　他发现我正式列在载货单上，浏览了一遍我的证明文件，没有加以评论。
　　
　　“战前，”他告诉我：“我从西印度群岛向英国运香蕉和旅客。现在可不是运香蕉了，而是往回运熏肉，旅客散步的甲板上装的也不是人了，而是分拆开来的炸弹。嗯，我的船不像往常那样整洁了，卡帕先生，但是我的客舱都空着，我想，你会发觉自己的住处很舒坦的。”
　　
　　我找到了自己的船舱，安顿了下来。引擎在嗡嗡地叫。在美国待了两年之后，我又上了回欧洲去的路。我的思绪不知不觉中回到了过去……两年前，我乘飞机从法国出发，抵达的也是这个港口，当年，我不得不为他们是否会让我入境而担忧。当年，我持有的证件也是纯粹临时现编现造的。我被描述成一位农业专家，途经美国去智利，去为该国改进农业标准，持有过境签证，获准在美国逗留三十天。当时好不容易登岸……好不容易说服他们让我留下……而今却多亏了一位英国教授创造的奇迹，我才得以离开……
　　
　　我取出了照相机，从1941年12月8日起，我连碰也不曾有机会碰它一下——给自己倒上一杯之后，我便又成了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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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拂晓时分，我们在哈利法克斯港①抛了锚。船长在此地上岸，去接受指令。这天晚些时候，他回来之后，我获悉，我们将参与组成一个牢固的护卫舰队，横跨大洋；我们这条船将充当领头舰；一位退役海军上校担任护卫舰队司令官，他将从我们的舰桥上发号施令。
　　
　　我在《柯里尔》杂志上看到过一篇四页篇幅的感人文章，题为“护卫舰队司令官”，并附有几张生动的照片，只见那位年老蹒跚的老水手站在舰桥上，一条条船在海上颠簸着。
　　
　　晚饭过后，司令官派人来叫我。舰桥上黑乎乎的，但是当我辨认出他的模样时，我失望了。我看到的不是我拍过照片的那位年老蹒跚的海上雄狮，而是一位五十多岁、衣冠整齐的绅士，在他与我所想象的人物之间，我能找到的唯一类同之处是：一副又粗又浓的眉毛。我作了自我介绍，他回应道，要说他本人，他是爱尔兰人。他立刻话锋一转，紧接着说道，他对电影世界很感兴趣，发现好莱坞有些女演员相当令人激动。整个航程中，他都必须待在舰桥上，我何妨每天夜间上来，给他讲些好莱坞的美好故事？作为交换，他很乐意给我讲讲护卫舰队的种种事情。
　　
　　这项交易相当不公平。因为司令官了解他的护卫舰队，而我却从未去过好莱坞。但我没有心情对他说，他把我的名字的音发错了，说我不是那位著名的电影导演，我的名字是鲍伯·卡帕，根本不是弗兰克·卡普拉①。在这次航程的剩余时间里，我将不得不扮演山鲁佐德②。我只有巴望不会延续一千零一个夜晚！
　　
　　那天晚上我们在港湾里度过。第二天早晨，司令官问我是否乐意随他去拜访护卫舰队各艘船舰的船长。我们大部分船都是挂着外国旗航行的，司令官费了很大工夫，好不容易才让人家明白他的意思。瑞典船和挪威船的船长向我们敬了威士忌，并且说一口相当好的英语。荷兰人奉上的是上等的杜松子酒，交流起来也毫无困难。法国船长的酒是很醇的白兰地，我给他们当翻译。希腊人的酒凶得要命，名叫茴香烈酒，船长把希腊语说得飞快。我们总共拜访了二十三条船，总共喝了二十三个不同民族的酒。回自己船的路上，司令官把所有那些疯狂的外国人抱怨了一通，使我觉得自己倒是个纯粹的盎格鲁－撒克逊人①了。
　　
　　下午我们毫不费事地把护卫舰队编组了起来。我们排成四排，每排六条船，各排之间相距一千码。我们的护卫力量可以说很不济，只有一艘驱逐舰，再加五条很小的轻型巡洋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