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詹森餐厅到航班终点站步行五分钟就到了。我得知不到一小时后就有一班飞机飞往华盛顿。我买了一张票，《柯里尔》杂志的钱又少了一些。
　　
　　两个半小时后，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了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我要求见新闻专员。他们带我去见了一位穿粗花呢衣服的先生，那人脸膛很红，神情很厌倦。我报 上姓名，但不知从何说起，因此我简而化之，把两封信给他看，先是《柯里尔》杂志的，然后是司法部的。第一封信读下来，他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但当他把第二封 信放下来时，他的唇边露出了一丝笑意。我多多少少受了点鼓舞，掏出爱迪生联合电信公司寄来的那封尚未开拆的信，递给了他；我清楚得很，那是通知我，要断我 的电了。他示意我坐下。
　　
　　想不到，他一开口便人情味十足。战前他是地质学教授。战端初起之时，他人在墨西哥，正快乐地研究休眠火山山顶的土壤成分。他对政治并没有多大兴趣，但 这是战争，他应召而去，成了新闻官员。从此以后，为了维护英国人的利益，他不得不拒绝种种提议和要求。他安慰我说，我这件事非同一般。我排到了头号！对 他、对我自己的同情令我大动。我提议共进午餐。
　　
　　我们去了卡尔顿餐馆，等座位的时候，我们百无聊赖，喝了许多干马提尼酒。我的同伴已经相当兴奋，而我也开始感到，那位大使馆专员和大英帝国，连同《柯 里尔》杂志，将和我的命运紧紧相连。我们终于等到了一张桌子，我拿起菜单，先点了每份一打的蓝点牡蛎①。五年前，在法国，我在饮酒方面可是下了很大本钱 的。我记得，每一篇英国神秘小说中，每当彼得·温西爵士有话要说时，吃牡蛎总是佐以那种名叫Montrachet的勃艮第白葡萄酒②。1921年产的 Montrachet在单子的末尾，价格昂贵。这是个快乐的选择。同伴告诉我，十五年前，他在法国度蜜月时，就是用这种酒让他的新娘大为动容。因此，当那 瓶酒喝到底的时候，话题已经变成我们对于法国和Montrachet的爱好了。喝完第二瓶之后，我们一致同意，在把德国人扔出labelle③法兰西这一 点上，我们的情感同样强烈。喝完咖啡加CarlosPrimero白兰地④之后，我给他讲了西班牙内战期间，我在共和军里的三年经历，以及我为何有充足的 理由恨纳粹。
　　
　　回到大使馆后，他拿起电话，要通了政府部门。他越级找到了某个高层人士，直呼其名，说他的办公室里有个“好人老卡帕”，说我去英国这件事重要之极，我 会在十五分钟后过去拿我的出境和再入境许可证。他挂上电话，给我一片纸，上面写着一个人的名字。十五分钟后我到了国务院。一位衣着端正得体的先生接待了 我，他在一份表格里填上我的姓名和职业，签了名，告诉我明天早晨九点，去位于纽约港斯塔腾岛区①的移民局办事处，一切都会办妥。然后他陪我走到门口，这一 会儿，他变得很随和，拍拍我的背，朝我使了个眼色，祝我“好运！”
　　
　　我回到大使馆的时候，我的专员朋友有点严肃，还有点着急，我赶快告诉他，我的第一步成功了。这一次他打电话的对象是英国驻纽约总领事。他对他说，“老 卡帕”要去英国，绝对一切都妥当，就是没有护照。又打了几通电话之后，也就是过了十分钟吧，大使馆的海军专员、教授和我，已经在一家小酒吧里喝酒祝贺我出 行成功。我去赶飞机的时间到了，但在分手之前，海军专员向我保证，他会给联合王国①的每一个港口发电报，说我将乘船抵达，随身带着相机和胶片，让他们在各 方面帮助我，把我安全地送到伦敦的海军部。
　　
　　回纽约的飞机上，我断定英国人民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有一种令人愉快的幽默感，碰到过不去的坎儿时，他们是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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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晨，英国驻纽约总领事说，我这件事极不寻常——不过战争也极不寻常。他给我一张样子很普通的白纸，要我写下我的名字，解释一下我为何没有护照，说明我的旅行缘由。
　　
　　我写道，我名叫罗伯特·卡帕，出生于布达佩斯，海军上将冯·霍尔蒂②和匈牙利政府一向不喜欢我，我也一向不喜欢他们；自从希特勒合并匈牙利之后，匈牙 利使馆便既不承认我不是匈牙利人，又不承认我是匈牙利人；既然是希特勒在管着匈牙利，我便干脆不承认我是匈牙利人。按出生而论，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犹太 人，我痛恨纳粹，觉得我拍的照片可以用作反纳粹宣传品。
　　
　　把那张纸递还给他时，我稍稍有些担心自己有没有拼错词，但他加了印，盖了章，周遭绕上一根蓝丝带，一本护照便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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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上午我便要上船，但还有四五项小的许可证要办。我母亲当时住在纽约，她陪伴着我；我去弄必需的最后那几张盖章纸片时，她坐在出租车里等我。我每一 次回到车里时，她都静静地坐着，想从我脸上看出结果如何。她是一位伤透了心的母亲，为了我如愿，她希望我把各种许可证弄到手，顺利地成行；而以她的母爱之 心，她却暗中希望出点什么岔子，使我无法离开她再去战场。
　　
　　最终我得到了所有的许可证，但此时，我那艘船的预定开船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我母亲仅余的希望是：船已经开走。
　　
　　但是我们到达码头时，那艘脏兮兮的旧商船还在那儿没走。一个大块头爱尔兰裔警察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给他看证件。
　　
　　“你迟到了，”他说：“你最好麻利些。”
　　
　　到此我母亲必须止步了。她不再代表“战争时期的勇敢母性”，而是化作了一颗宽容和充满爱的犹太人的心。从她那大而美丽的棕色眼睛的眼角，积蓄和压抑已 久的泪水泉涌而出。六英尺六高的爱尔兰裔警察用胳膊搂住我那五英尺高的小个子母亲的肩膀，说道：“夫人，我去给你买杯喝的。”
　　
　　我向着母亲飞了最后一个吻，向船的跳板走去。
　　
　　我看美国的最后一眼，是爱尔兰裔警察和我母亲的背影，穿过马路，走向突然露出笑颜的摩天大楼脚下那间小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