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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第二章下

  有雾与否,司令官都断定我们必须改变航线。这时,我们从舰桥上都看不到自己的船艉,我们还必须最严格地断绝无线电通讯。与护卫舰队其他船只之间,只得 通过浓雾信号来联系。挪威人的油轮原先在我们左侧行驶,此时却从右方某处发出两长三短的汽笛声来回应我们。希腊货船本来行驶在船队末尾,在我们后面大约三 英里,却从距我们这一排五十码的地方发来它那接连四长的汽笛声。总而言之,二十三艘船舰的雾号所形成的声浪,足以传到柏林。司令官咒骂着所有同盟国、中立 国以及战时盟国的船长。但是没时间去担心撞船事故。潜艇群已经发现我们,我们的护卫舰正在丢深水炸弹。
  
  我用防水的丝绸烟草袋把宝贵的护照和剩余的《柯里尔》杂志的钱包好,对于我这段故事的进展感到悔恨万分。
  
  司令官发出信号,要船队分散开来,从此时起,每一艘船都各自为政。我们不时听到其他船的引擎声很难听地在近处响起,但深水炸弹的爆炸声变得离我们越来越远。
  
  四十八小时之后,灿烂的阳光刺透了浓雾。二十三艘船全在我们周围。连我们的护卫舰也在。事实上,我们仍然成一个编队,只是原先在船队中央的船现在行驶在外围;原先在最后的希腊船,现在跑在最前面,而我们却拉在了船队末尾。
  
  一个小黑点出现在地平线上,不多一会儿,它便开始发闪光信号。我们的信号员脸上完全不带表情地把信息转告我们:“长官,H.M.S.哈维斯特号询问,你是否可以分给他们一些啤酒。”
  
  “叫他们过来拿。”
  
  驱逐舰绕着船队转了一两个花哨的圈子之后,欢快地冒着蒸汽赶上来,与我们并排行驶。英国驱逐舰舰长手持扩音器站在舰桥上:“见到你们真惊讶,长官,你们这些船竟然都还漂着。”
  
  “很惊讶见到英国海军漂着——却没有啤酒!”
  
  “我们的深水炸弹用完了,只好向他们扔啤酒桶,草草了事!”
  
  ————
  
  不久,一串对我来说不可解的旗子升上了我们船的桅杆。信号员为我翻译了旗语:“很自豪从后面领导你们,不过还是请恢复原始队形。小心些。”
  
  各船发出收到信号。挪威油轮撞到了希腊货船;那位瑞典绅士全速向后退去,不久便从视野中消失了;法国人报告说,因为锅炉爆裂,他们只好掉在后面了。经过四小时的来回打转之后,船队以二十二艘船的编制继续行进。


  
  那天晚上,我在舰桥上与司令官会合时,他有一会儿没搭理我,正当我准备回舱去时,他挪了挪窝:“顺便问一声,卡普拉,你有没有见过克拉拉·鲍①?”
  
  ————
  
  结果,驱逐舰白白浪费了啤酒,因为第二天,德国潜艇又出现在我们周围。我们的驱逐舰在船队四周施放了一道非常上镜头的烟雾,并用无线电发出了求救信 息。有一艘英国驱逐舰本应在此时与我们会合,很幸运,它如约而至。作为《柯里尔》杂志“北大西洋战役”的收尾之笔,在一艘德国飞艇和一艘桑德兰号英国驱逐 舰之间,发生了好一场混战,并且我们整个船队的每一架高射炮都参与助战,喷射出一股股的黑烟。
  
  我把照片都拍了下来,当爱尔兰海峡的灯塔映入眼帘时,我的想象力早已被好莱坞的故事吸干。
  
  司令官去下面了,这可是头一遭,我被他丢在舰桥上,和他的信号员一起待着。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在整个航程中,没有说过一个多余的字。他先看仔细司令 官确实离开了,然后才对我耳语道:“老头是个了不起的家伙,但如果你原谅我这样说的话——嗯,他给讲的那些故事中,有些……”


  
  他这样一说,我感觉好多了,但我下定决心,一有机会,我就向弗兰克·卡普拉太太道歉。
  
  ————
  
  进入海峡时,我们改变了队形,各船之间的距离缩短到了一百码。于是,无线电第一次打破了沉默,各船分别得到了在何处停泊的通知。我希望我们的船在利物 浦靠岸,开始安排我在伦敦萨伏伊饭店①第一天的日程。但战船管理部尚未开始运行,我们接到命令,驶向爱尔兰海,在贝尔法斯特②港口外等候下一步指示。
  
  萨伏伊饭店得有二十四小时生活中没有我。司令官对我说,那并不太坏,他知道在贝尔法斯特住哪家客栈合适,并且,对于他来说,他要补充大量储备!
  
  我们抛锚后不久,一艘摩托艇驶了过来,几位戴常礼帽的先生,移民局的,登上了我们的船。轮到检验我时,那些先生们全神贯注地查阅我的证明文件。他们一 遍又一遍地摇晃他们那戴着常礼帽的脑袋,一点满意的神情也没有表露出来。当他们得知我有照相机和胶片时,他们的常礼帽摇得更起劲了。我提到华盛顿大使馆专 员发的电报,但他们听在耳朵里,脸上一点反应也没有。绝望之余,我想逗个乐子,便说我真的不是赫斯先生①,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吊在降落伞上登陆英国。但 他们并没有被逗乐。他们对我说,特此告知,战争期间,只有联合王国的公民才允许在北爱尔兰登岸。我只能待在船上,直到我们的船在英国某适当的港口停泊为 止。政府当局会决定我的命运。
  
  抛下我,司令官似乎真的于心不忍。他把自己的船舱让给我,言之凿凿地对我说,我给他讲的故事是最有趣的,然后便同移民局官员一起上了岸。现在,船长又 重新全权控制了他的船,他想安慰我,便说,在外面待上三天之后,他会接到继续向伦敦前进的命令。他欢快地补充道,鉴于我们尚未正式停泊,船上的商店仍然会 开着,苏格兰威士忌仍然以每五分之一加仑七先令的价格供应。
  
  我搬进了司令官的船舱,叫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第一无线电操作员坐下来玩二十一点。晚上十点钟,酒瓶空了,《柯里尔》杂志的钱输掉了150美元。我又叫了一瓶酒,但乘务员两手空空而归,神情很奇怪地看着我,说他们叫我去船长的舱房。
  
  我踉踉跄跄地上了舰桥,心头大难临头的感觉不轻,肚子里苏格兰威士忌则是灌得太多太多了。我看清了和船长一起的是两位年轻的海军军官。他们的名字是加 别吉和米勒,确认过我名叫卡帕之后,他们要求我把照相机、胶片和笔记交给他们保管。我对他们说,不行,这可不行。我可离不开我的照相机、胶片和笔记。此 外,我补充道,说好了我到达时英国海军会给我种种便利,而到目前为止,我什么便利都没得到,一样便利都没得到。相反,我被无礼地撂在一艘空船上,漂在爱尔 兰海中央。如今我还得待在船上,有朝一日我到了英国,一定会好好地控诉一番。

  
  他们俩嘴巴里嘟囔着现在是战争时期什么的,退到一个角落里,研究起一张神秘的纸片来。他们商议了几分钟,把那张纸反反复复看了至少三遍,然后转过身来,坚持要我马上交出照相机、胶片和笔记。这是一种新调门,我很不喜欢。
  
  突然之间,透过苏格兰威士忌的迷雾,我把一切都看清楚了。我把他们合二为一,向他们表示,我说得出那张纸片上的内容。我跟他们讲,华盛顿的海军专员如 何说要给联合王国的每个港口发一份电报,说明有一位罗伯特·卡帕会带着照相机和胶片乘船抵达,对此人和他的照相机和胶片要照顾好,要彬彬有礼地予以帮助, 把他送到伦敦的海军部。现在他们只要回去,与驻华盛顿大使馆核实一下,告诉海军部,我就在这条船上,将于某个时候靠岸,就行了。
  
  加别吉和米勒看看那张纸,又互相看看,然后把它递给了我。一点都没错,上面说到了胶片,照相机和卡帕,但那上面又反反复复加了编码,倒可以像圣经一样,加上许许多多的阐释了。加别吉一下子变得温和谦恭起来,问我是否可以和我私下里谈一谈。
  
  “我们肯定你说的没错,先生。”他犹犹豫豫地说道:“希望你信任我们,相信我下面要说的话。”


  
  我很高兴情势发生了扭转,听他说下去。
  
  他解释道,他和米勒在贝尔法斯特海军情报部门工作,白天的任务弄得他们精疲力竭,下班后他们便去喝一杯。他们在酒吧里遇上了一艘扫雷艇的艇长,他们是 多年前的老同学,他劝他们去他的船上看看,因为船上的酒比酒吧里便宜得多。果然,那儿的酒又便宜又丰富,弄得他们不久前才找回自己的办公室。就是那一会 儿,他们发现了这份电报。现在,如果他们两手空空回到海军情报部门,就得被迫承认这种多少有些特殊的情形耽误了他们。如果我不帮他们,他们就会陷入最可怕 的困境之中。加别吉接着说道,如果我随他们上岸,他们一定会帮我,带着我的照相机、胶片等一切,通过最好的途径,以最快的速度,抵达伦敦。
  
  发点善心并不是件难事,我决定帮助英国海军。我从商店里买了三瓶威士忌随身带上,随加别吉和米勒而去。在一团漆黑之中,我们爬下一段摇摇晃晃的绳梯,上了一艘小得不能再小的摩托艇——它正不耐烦地上下颠簸着呢,它驶了出去。
  
  可是我们的麻烦远远没有结束。驾驶员回过头来告知我的两个朋友,现在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钟,海关和移民局要到早晨八点钟才开门。无论如何他不能送我上岸!


  
  我们三个变得沮丧之极,不过这一次米勒解了围:“我看还是去找扫雷艇吧。我们可以在艇上舒舒服服地过一夜,早上再乘摩托艇进港。”
  
  ————
  
  我们花了两个小时才在黑暗中找到那艘扫雷艇。艇长辨认出加别吉和米勒后问他们有没有带回酒来。米勒答道,他们不但带来了酒,还带来了卡帕。艇长以为“卡帕”是某种新品种的酒,诚心诚意地邀我们上了艇。乘着还没有出新的麻烦,疲惫的摩托艇驾驶员明智地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扫雷艇上那间肮脏的船舱几乎容不下我们四个人。艇长问威士忌在哪儿,我把我的三瓶酒拿了出来。接着他问卡帕在哪儿。加别吉开始讲述事情经过,但是艇长迷迷糊糊弄不明白,他的身体微微摇晃着,问道:“简简单单一句话就成。一切顺利还是不顺利?”
  
  哦,当然一切顺利,加别吉让他吃了颗定心丸。总之,在这件事上此时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我们打开了酒瓶,接二连三地为英国海军、商船船队和扫雷艇干杯。接着艇长转过身来对着我,提议为鲍利斯国王①干一杯,他又立刻用一种颇为信任我的语气补充道:“没有冒犯的意思,老兄,不过,你们国王不是站错了队么?”


  
  我回答说,鲍利斯国王与我不相干,他是保加利亚人,明显站错了队。我接着说道,很不幸,有一件麻烦事与我相干,匈牙利人有一位冯·霍尔蒂海军上将,他也站错了队。对此艇长很遗憾,但另外还有许多东西可以干杯,我们很快便转移了话题。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我们醒来时,宿醉未消,带着无言的预感。我们正要向港口发信号,叫摩托艇来接我们,这时信号兵头目进舱送信来了。扫雷艇接到命令,立 刻在爱尔兰海海域继续扫雷!我们向海军情报部门发去了信号,说卡帕将在爱尔兰海扫雷……发生过的每一件事都可以解释清楚……
  
  ————
  
  我们在外海总共待了三天。回程中,我们刷了两遍衣服,刮了两遍胡子。然后,我们又仔细地把要讲的故事排练了一遍。
  
  经过灯塔时,我们用闪光灯向海军情报部门发了消息,告知我们回来了。进港的当口,透过双筒望远镜,我们能看见为数不少、穿蓝色制服的人在码头上等我们。艇长深信,除了指挥权之外,他什么也不会失去;加别吉和米勒心里只琢磨着会被关上几年;而我什么也不去想。
  
  刚靠上码头,港口安全官便走上艇来,一言不发地听我们讲我们的故事。听完之后他站起身来,说道:“你们的故事中也许有一些真实的成分,但是,在英国海军的整个历史上,还从来不曾有过扫雷艇给移民当客栈的先例。”


  
  说完他就走了,临走前,他说主管港口的上校本人一会儿就到。
  
  上校马上就露面了,加别吉、米勒和艇长报告的时候,他什么也没说。轮到我了,一开始我就说,我出生于匈牙利,这当然不是加别吉、米勒或艇长的错……
  
  “哪儿?”他打断了我。
  
  “匈牙利,”我重复道:“布达佩斯特。”
  
  上校搓了搓手。“小伙子,”他说:“今天晚上你得和我们一起吃饭!布达佩斯特!我妻子也是在那儿出生的!”
  
  艇长获准上岸休息三天。加别吉和米勒得到了很快晋升的允诺。我大吃了一顿匈牙利餐,第二天,他们派专机把我送到了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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