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这类问题的抉择上，显现了内向和外求的尖锐关系。尽管因外部世界掠夺而生的中国民族主义怒火，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缘起，它的灵感启发却得自外来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一如对其他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昔日饱受外国列强屈辱的历史，锥心刺骨、历历在目。在基辛格前两次的中国行中，周恩来的对话反复提及美国曾经施加给中国的伤害。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也了解中国需要盟邦和国际友谊。1949年之后，中国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与苏联订约，至少从1950年起，中国即积极参与国际性组织，从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到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组织，都可以看到中国的身影。到了1972年，毛泽东下定决心建立全新的友谊关系。

2月那天午后，周恩来带着毛泽东的指示前往钓鱼台，基辛格仍保有“几分镇定”（至少他的回忆录宣称如此），并询问周恩来几个关于当天晚宴的小细节。其实，这则消息令人雀跃无比，基辛格和尼克松都松了一口气。洛德回想起他们当时的反应：“这将对世界和中国人民传达一个清楚的讯息，即毛泽东个人支持这次访问，以及这件事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所以，这显然是则好消息，尽管这是较不正统的自由世界领导人的接触。”5美国的保守派，早就对这趟中国行心生不快，中国人假使再羞辱他们的总统，更会让保守派人士怒火中烧，他们也会因而谴责尼克松自取其辱。

基辛格急奔上楼去找尼克松，然后两人便坐上中方的轿车，连同周恩来、洛德和一名特勤局干员一起快速离去，给后边的人留下一片错愕。这位干员不得违反不可透露去处的命令，但是又肩负着保护总统的责任，在两国领导人会谈之时，及时设法向安排尼克松行程的查平通风报信。查平前去找霍德曼商量，霍德曼又找来新闻秘书荣恩·齐格勒（Ron Ziegler），于是这三个人，诚如霍德曼所形容的，花了“漫长的一个半小时，努力推敲各种可能的偶发事件”。当干员的无线通信设备中断，气氛一度紧张。霍德曼坦承，他无法不去揣测“各种最疯狂的可能性，当你坐在中国人的宾馆里，有中国军队在外面把守，你不免会胡思乱想，总统被单独带走，身边没有工作人员，除了一名干员陪同，没有其他安全人员，没有医生等等”。

霍德曼一如往常，担心媒体的报道事宜。没人知道尼克松何时会回来，在此期间，中、美双方的正式会议预定在下午4点半召开。美国记者团已被召集到人民大会堂等候，电视台亦准备现场直播。（当霍德曼和查平延后时程，新闻记者之间议论纷纷，但大都不把尼克松正与毛泽东会晤的传言放在心上。）6载尼克松往赴重要会谈的车子，来到了高墙拱卫的中南海大门。中南海之名是取两个人工湖泊中海与南海而来，这两个人工湖泊将中南海与紫禁城隔开。中海南警卫森严，极少有外国人与中国平民百姓，能进入警卫层层把关的中南海。这里有中共领导高层居住的特别房间，就连稍微窥视一眼都极为困难。中南海内的建筑物多始建于清朝，就像当年的紫禁城，今日中国权力的中枢就隐匿在幽微、僻静的中南 海内。

尼克松的座车绕过红墙，穿过通道，两旁都是高墙深锁的房子，接着经过湖泊与树林。毛泽东的住所独立，基辛格形容它的外观“简单不起眼”，“这也可能是低级官员的住所”。7轿车直驶至正门前，却没见到任何特殊的安全措施。

尼克松一行人走进门厅，那里放着一张乒乓球桌。毛泽东的医生用肢体向他们示意，指引他们走向主席的书斋。为避免主席再度失去耐性，毛泽东的医生站到门外焦急地等待。只有中方摄影师从旁记录了尼克松与毛泽东首度会面的历史性时刻。毛泽东在助手的搀扶之下，走向尼克松。毛泽东用双手握住尼克松的手好一会儿，亲切表达欢迎之意。摄影师用镜头真实地捕捉住了两人握手的画面。

另一张照片显示，这一群人就坐在毛泽东汗牛充栋的藏书前，地板上摆着瓷制的痰盂，这至今仍是中国办公室里的标准陈设品。周恩来与基辛格专注地坐在半圆形位置的两侧。照片上虽未显示，不过还有一个人就坐在基辛格身旁。温斯顿·洛德在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中职司中国事务，曾陪同基辛格先前的几次中国行。基辛格单单带着洛德见证这场历史性会晤，是为了回报他焚膏继晷工作的辛劳，至少洛德是如此认为的。既然连基辛格也认为带着低级官员、而不是国务卿有些唐突，他索性要求中方，将洛德从所有照片画面中剪除。8为防止讨论的内容走漏给媒体或其他美国政府部门，会谈时只安排中方传译员。照片中除周恩来之外，在场的还有一位端庄的女性唐闻生。她是毛的传译员，听得懂毛泽东那含糊不清、带有浓浓湖南口音的说话内容。唐闻生就是美国人所熟悉的“Nancy”，这是她孩提时代住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村区时所取的名字。毛泽东和蔼地背靠着沙发坐在中央，看起来气定神闲。在毛泽东的左手方，神情专注的尼克松屈身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