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南海，毛泽东正倚靠沙发端坐着，他还穿上特别为此场合而做的新衣、新鞋，焦急地等待尼克松到访的消息。尽管美国人不知情，不过毛泽东的状况并不好，差点儿就无法露面。几个月来，毛泽东饱受郁血性心脏衰竭的摧残，他双腿水肿，血压升高，因肺部积水而咳嗽不止。

带有农民执拗性格的他总是拒绝治疗。毛泽东告诉他的医生，他不相信传统中国疗法，也不愿意打针。毛泽东偶尔同意口服抗生素药丸，不过只要觉得健康状况稍有改善，就马上停止用药。1972年年初，毛泽东执意在北京凛冽的寒冬中，出席老同志陈毅的遗体告别式，结果感染了肺炎。毛泽东卧病在床数个星期，体力虚弱、意识不清。1月18日清晨，即尼克松预定到访的前一个月，护士还因量不到毛泽东的脉搏而惊慌失措。

北京顶尖的医疗人员替毛泽东会诊后，开了一系列药方。毛泽东勉强同意再试试抗生素，此外一概拒绝。周恩来到毛泽东的病榻旁，试图让他了解自己病情的严重性。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他已然风中残烛，死后周必须扛起国家的重责大任。毛泽东不顾同僚、医生数小时的恳求，几天下来都拒绝接受治疗。2月1日，距尼克松到访还有三个星期，毛泽东突然将医生找来，询问自己的病情是否还有救。

中南海内的医疗急救设备已悉数撤除。中方的医疗小组不眠不休地照料主席的健康，好让他有接见尼克松的体力。到了2月的第三个星期，毛泽东已能下床走几步路。毛泽东的水肿尚未消退——衣服、鞋子都必须重新做——而且说起话来还是有些困难，不过健康状况已足堪接见美国人了。

2月21日这天，空军一号一降落，毛泽东就指示周恩来，他立刻要见尼克松。周恩来向毛泽东解释，尼克松是客人，应先到住所稍作休息。毛不情愿地同意了。到了午后两点半，毛泽东再度电召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周恩来。周恩来即刻去见基辛格，告诉他毛泽东想见尼克松总统，而且“很快就要”。

人们很容易假设，本质上，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有所改变，无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而多数外国人也确实如此认定。毕竟，中国整体存续了两千年之久，与外面世界打交道亦有两千年的历史。历史作为殷鉴，对中国人的思想有巨大的影响力。诚如美国学者分析的那样：“这就仿佛埃及人在20世纪之初，仍使用象形文字书写，在学校学习爱西丝（Isis）、拉（Ra）等各种古老神祇，仍仿效法老的王朝进行统治。”1当共产党人为政策辩论而僵持不下时，要他们拿公元前3世纪的事件为借鉴，就跟师法1917年的俄国革命一样容易。

无论是谁在中国当家做主，他们骨子里还是承袭了同样的打量、处置外国强权的心态，这心态是牢不可破的。这意味着，或像洛德这类旁观者所论称的，中国人仍自诩为世界中心的王国，认为中国的领导者傲视寰宇。中国乃文明大国，其余国家则是蛮夷之邦。在大部分中国历史上，中国文明无疑居于主导地位，并在自己的世界里威震天下。不过，大海、沙漠、崇山峻岭、不毛之地的地理隔绝，使得中国无缘与其他伟大文明持续接触。中国人所熟悉的族群，还处在低度发展阶段，他们渴望以中国为师。以日本、朝鲜、越南、蒙古为例，他们在书写文字、宗教、工艺技术或者哲学思想方面，向中国取经。

大多数中国人难以接受中国仅是万国之一的观念，这个国家迈向19世纪国际外交的第一步，背后格外艰辛。当清廷终于想通，有意派遣大臣分赴海外考察各国国情时，居然无人愿意承接此任务。有人宁可辞官告老还乡，也不愿蒙受踏入蛮夷之邦的屈辱。有位受命的官员游历列国之后，带回有价值的报告，竟遭谤诬数典忘祖。2

有时，共产党或许是在不自觉的情形下，流露出这种骄傲的心态。1936年，美国左派青年作家斯诺（Edward Snow）获准采访刚完成长征壮举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而抢得堪称20世纪最轰动的独家新闻。其中有段对话，未曾在斯诺家喻户晓的著作《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或译为《红星照耀中国》）中披露。斯诺问毛泽东，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的成功，能给世界带来什么影响。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中国革命是世界局势的重大关键，它的成功是各国人民所衷心期盼的，尤其是殖民国家的苦难大众。”3然而，只凭中国自比为“中央王国”的狭隘观点来理解中国，恐怕只会抹煞中国往昔的丰富多元。4中国人拥有丰富的传统和悠久的历史可供依循。他们的历史有其他教训可供参考。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之前的战国时代，或者公元3世纪的三国时期，政治人物靠作战与折冲樽俎的能力延续国祚。来自这些年代的教训，听起来仿佛由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所传授的，关于如何在失序的世界里运筹帷幄般神奇。就算在统一的朝代，中国也不一定强盛。中国统治者或可宣称秉承天命一统江山，但多数时候他们也清楚事实不是如此，知道其他统治者并未臣服于中国皇帝。有时候，中国也会遭到自己所庇护民族的侵扰，天朝因而被迫向强盛的边疆领袖谈和立约。这时便轮到天朝向异邦学习。诚如20世纪80年代末收视率很高的中国纪录片《河殇》所叙述的，中国人总是面临内向凝视自己和外向拥抱世界之间的抉择。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统治者试图解决与外国列强间的问题，同样的抉择又三番两次出现在眼前：为求自保，中国是否应该与列强打交道，并操弄纠结缠绕的国际关系，还是应该自立自强，并尽可能与世隔绝？几个世纪以来，美国也有面对此类抉择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