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这位日后被尼克松推崇为“很好的近身肉搏者”之人，善于利用他职务的优势来巩固权力。他利用尼克松为外交事务新设立的机制，帮自己垄断接近总统的最终渠道。最令国务院困扰的是，基辛格也开始直接与驻华盛顿和海外的外国代表接触。在尼克松指示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 ）通过基辛格办事后，他们就定期在基辛格的办公室单独碰面。多勃雷宁进出白宫都是经由勤务通道。久而久之，基辛格办公室就设起一条直通苏联大使馆的热线。在“雾谷”（Foggy Bottom，即美国国务院所在地），人们只约略知道基辛格与多勃雷宁正在讨论事情，甚至连他们何时会面都不太清楚。29这正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所乐见的。他们俩都藐视国务院，认为国务院里充斥着不食人间烟火的理论学者、自由派人士，就基辛格的角度来看，还有竞争对手。1971年，当基辛格和尼克松商讨南亚重大危机时，基辛格说：“我们的基本态度是国务院该死；就让他们去为这些小事伤透脑筋吧。”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为，不能把重大外交秘密或构想托付给国务院，因为国务院既无法迅速反应，也没有能力守住消息。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眼中，国务院是个颟顸、驽钝和冗员充斥的官僚机构。“我用五个人就敲开了中国大门。”基辛格喜欢这么形容。基辛格入阁的头一年，有位资深的国务院官员回忆说：“尼克松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小演讲，高谈我们的工作以及他将如何执行外交政策。”总统还附带说道：“过去二十五年来，我认为国务院没有发展出什么新观念。”这样的认知让基辛格心有戚戚焉，同时大肆宣扬。“政策精髓与官僚精神根本就是势不两立。”基辛格在他论梅特涅和卡苏里勋爵的书里如是写道。决策者必须大胆冒险，而官僚的本性就是在例行程序中寻找避风港。基辛格想方设法独挑大梁，要把国务院排除在尼克松中国行的筹划之外，同时确保国务院代表们在尼克松总统的中国行中，只扮演旁观者的角色。1971年10月的北京行期间，基辛格告诉查平，他至今尚未处理好的事情，就是“如何才能让国务卿罗杰斯不出席各项会议……”30此刻，这2月天的钓鱼台，国务卿罗杰斯和幕僚住在距尼克松别墅几百米外的小楼。当时与尼克松下榻同处的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表示，“中国人十分清楚美国行政部门内怪异的制衡现象，于是在北京的心脏地带，炮制了白宫与国务院之间的实体鸿沟。”中国人若不了解国务院与基辛格之间的矛盾，他也乐于在每个可能的场合向中国人透露实情。在1971年的那次中国行，基辛格已向周恩来诉说和美国官员打交道的难为之处。他语带诙谐地抱怨说：“我们没有‘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好处。所以我们国家还存在臃肿，带有几分散漫，不知三缄其口的官僚体系。”基辛格告诉中方，他们应撇开国务院代表，直接和他讨论诸如台湾、中苏关系之类的重大议题。国务院官员也不必介入尼克松和毛泽东的历史性会晤。诚如基辛格告诉周恩来的：“若能巧妙地把不会与毛主席、总统会晤的人士排除在外，对我将是莫大的帮助。” 31国务院的官员处境尴尬，他们一方面折服于基辛格的聪明才智，还有他折冲樽俎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对基辛格从中作梗、不让国务院参与重大国事，感到愤怒。诚如国务院某位官员的评论，“新娘若不是基辛格，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任何婚礼了”。据尼克松总统任内职司东亚、太平洋事务的格林之见，最好的基辛格，“诡计多端、能言善道，是个谋略大师”。

不过，他也是个自大狂，他在白宫只要一逮到机会，便不惜牺牲国务院来扩大他的权力地盘，架空国务卿，恬不知耻地在尼克松总统身旁添枝加叶，搬弄尼克松总统对国务院官员（纵然我们对历任总统皆忠心耿耿，同时高度推崇尼克松掌握战略议题的洞察力）历久不衰的疑虑和偏见。32

不幸的是，被尼克松选作国务卿的人和基辛格很不相配。罗杰斯出身东岸，相貌堂堂，谦谦君子，是人脉很广的共和党人。他的情绪虽偶或失控，但绅士作风让他鲜少在公开场合口出怨言。“他是个好人，”熟稔罗杰斯的外交官说，“他担任律师最骄傲的成就是打产品责任官司，替拜耳阿司匹林和其他有名的恶棍辩护。此外，他个人对总统非常忠诚。”罗杰斯与尼克松在政坛上并肩作战多年；1952年选战期间，当这位未来的总统，遭人指控拿秘密的行贿基金中饱私囊，罗杰斯的确是站在尼克松这边。然而，就像经年累月与他共事的人一样，罗杰斯也觉得尼克松个性扑朔迷离。罗杰斯曾告诉一位替尼克松立传的作家：“尼克松的性格在公开场合较之私底下活泼外向。”至于尼克松，他对罗杰斯的感受似乎交杂着嫉妒、钦佩和藐视。在回忆录里，尼克松赞美罗杰斯身为行政人与谈判者的能力，但他又对白宫的幕僚形容罗杰斯为“无能、自私自利、虚荣”。33罗杰斯没有什么肩负国务卿大任的显著本事。有位杰出的保守派记者说道，罗杰斯无法“在大白天下，用手电筒找到国务院”。在接掌国务卿之前，他对外交事务缺乏兴趣，根据某些他的评论者所言，他也无意在这方面培养任何兴趣。在国务院内，人们对罗杰斯同情中又带有些许轻蔑，盛传他从不读超过三页的文章。中国行短暂滞留夏威夷时，主管中国事务的傅立民（Charles Freeman）试图向罗杰斯做简单汇报，他还是一贯彬彬有礼的自持。傅立民回忆说：“在旅程中一度还保持兴致，不过，诚如其他人所察觉到的，他对这类事情的热忱无法持续太久，很快就打退堂鼓，跑去打高尔夫球了。”34尼克松时常抱怨基辛格与罗杰斯之间的心结难解，不过他也会从旁煽风点火。譬如，尼克松会邀请罗杰斯到白宫出席他的私人宴会，不过对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就鲜少如此款待。基辛格就会待在他的办公室，向特勤局干员刺探罗杰斯是否业已离席。霍德曼说：“他会显得过分猜疑，大声嚷嚷着不了解总统为何想和罗杰斯谈话。”35尼克松或许认为罗杰斯对外交事务的生疏恰是一种优点。罗杰斯告诉记者萨穆尔·赫许（SeymourHersh），“我看出他想要一手主导他的外交政策，不希望旁人插手”。罗杰斯的副手艾略特·理查森（Elliot Richardson）觉得罗杰斯无意认真与尼克松合力擘画美国的外交政策。“就个性和判断力方面而论，罗杰斯自认不输人，他不愿让自己听命于人；这是有为的国务卿应有的作为。”36 罗杰斯亦不认为对基辛格唯命是从有其必要。

尼克松总统任期之初，基辛格和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俨然是决策中枢，罗杰斯放任自己和国务院远离决策核心，尽管他不时发出怨言，不过他从未力图振作，收复江山。他屡屡向尼克松本人和他的幕僚抱怨，总统不信任他，基辛格不尊重他。尼克松与罗杰斯谈完话后说道：“若不必和人打交道，治理这个政府将会更容易。”尼克松试图安抚罗杰斯，不过说到底，尼克松大概也不介意看到罗杰斯受基辛格的羞辱。当尼克松遭控收受游说团体的贿赂时，罗杰斯曾力挺他渡过“监守自盗的丑闻”，因此亦曾目睹尼克松遭逢人生低潮。不过，这位总统了然于胸，基辛格是不可或缺的。尼克松告诉霍德曼：“倘若到了必须人头落地以拯救P的地步，基辛格必定慷慨以赴，而罗杰斯则会袖手旁观。”霍德曼附和表示同意，不过他补充说：“一旦基辛格真的这么做，他必定会大声嚷嚷、到处张扬，确保血溅四方，以便独揽所有功劳……”37在致欢迎词之后，中方设了午宴款待美国人，然后让他们各自去安顿。这时基辛格心神不宁，漫无头绪地痴等午后3点预定与周恩来的会面。三位美方传译员被传唤去见尼克松，以便对当晚宴会的细节进行沙盘推演。国务院的傅立民回忆说，尼克松脸上的浓妆着实令他大为吃惊。“一坨蜜丝佛陀就挂在鼻子下方的毛发上。”（与肯尼迪进行的那场电视辩论中，“5点钟阴影”（five o’clock shadow，指早上刮过胡子后，下午5点钟又长出的胡碴儿）让他看起来一脸邪恶。自此之后，只要有摄影机在的地方，他都不会忘记要上一层浓浓的妆。）总统只是握手寒暄，示意他很高兴能见到传译员，不过并没有对他们下达任何指示。尼克松也把霍德曼找到他房里，讨论这次低调的接待场面。霍德曼说：“我们只约略聊到，我们并不在意有没有万头攒动的夹道欢迎。”尼克松坚称，他们早就预期会是这样。重要的是，中方在机场演奏了《星条旗永不落》（the Star-spangled Banner）。38直到此刻，有关尼克松与毛泽东的历史性会晤一事，美方仍未获只字片语。基辛格在1971年与周恩来晤谈时，周恩来即提议举行两轮会谈：第一轮较为正式，美方代表团可包括总统和国务卿在内，之后尼克松再单独与毛泽东会晤，届时基辛格或许也可以在场。“你建议在访问行程稍早时？”基辛格问道。“不要头一天，”周恩来回答说，“头一天有太多官式的繁文缛节了。”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