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与他们共事过的外交官员说：“他们视对方为芒刺在背的朋友；两个人的性格都有一点偏执。”虽然方式不同，但基辛格的缺乏安全感及捕风捉影不逊于尼克松。基辛格对他人的轻视和批评十分敏感。在尼克松主政的白宫里，身为教授、犹太流亡者之子的基辛格的确难为。纽约律师出身、后来到白宫担任特别顾问的伦纳德·加门特（Leonard Garment）说，他被看作“外来的神童 ——一个怪胎、局外人”。他的同僚虽敬重他，不过还是拿他浓浓的德国口音和深度眼镜开玩笑。加门特说，他必须忍受“尼克松圈内人言谈中，不经意流露出的对犹太人擅权的攻击”。16莱斯利·格尔伯（Leslie Gelb）早在他们于哈佛大学共事时即与基辛格熟识，同时是外交决策圈的一员，他认为基辛格是“威权主义环境下的典型产物——与同僚交往时拐弯抹角，对待属下的态度盛气凌人，面对上司则阿谀逢迎”。基辛格不同于尼克松之处，在于他有自知之明。当接完一通尼克松的来电时，基辛格告诉记者说：“我不希望误导你，只因为我是跪着接电话的。”17或许因为基辛格没有属于自己的权力地盘，所以他必须献媚奉承；他终究是尼克松提拔的，这点尼克松也心知肚明。尼克松在总统职务交接时告诉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基辛格是个天才，但你不必一概接受他的建议。他是不可取代的，他也会忠心耿耿，但你不能放任他自由行事。”他建议福特留用基辛格担任国务卿，不过他也告诉某位助手，希望新总统表现得够强势。“福特得明白，基辛格有时候需要被狠踢一脚。”不过，有些时候“你也必须哄哄基辛格，像孩子般宠他”。18 尼克松决意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令出白宫，不能旁落于国务院或其他像中情局这类政府机构之手，而基辛格正是符合他需要的人选。在基辛格的怂恿、建议之下，尼克松同意设立一个新的小组，由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本人主持，负责先行审查、决议包括国务院在内所有政府部门提交的政策文件，然后上呈总统公告周知和提出建议。基辛格亦有权下达命令，针对各政府部门的重大议题进行研究。资深的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听闻基辛格的知会后大惊失色。基辛格告诉他，往后中情局草拟的所有报告，都必须经过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一关，甚至口头简报也不例外。尼克松甚至要赫尔姆斯出席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不过必须在进行政策讨论之前先行离席。（尼克松日后说他忘记曾下过这样的命令。）基辛格俨然是尼克松的守门人，举凡大大小小的事都必须先经过他的手。19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本身形同第二个国务院。基辛格从大学院校与各州甄拔了一批杰出青年。能为基辛格这样有才华且高标准的人工作，是一种令人振奋、富有挑战性的经验。他会一再退回起草的备忘录和报告直到内容正确无误为止，不过对于最后成果他总是吝于给予任何赞美。1973年担任基辛格军事幕僚的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cFarlane）说：“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喜怒无常、最难缠的老板之一，认识他是我的荣幸，也是不幸。”基辛格的脾气众所周知，而且他会很“基辛格”式的自我揶揄。“英语是我的第二母语，所以我不知道‘疯子’和‘傻瓜’不是赞美讨喜的字眼。”基辛格不介意有意义的辩论，这点倒是值得一提；但另一方面，他也密切提防自己的幕僚，以确保没有人会令他相形失色。当基辛格在尼克松第二任期担任国务卿时，国务院即盛传一则酸溜溜的笑话，说为基辛格卖命的人就像是个蘑菇：“因为你总是见不了光，因为屎尿常常倒在你身上，而且最后的下场是被制成一个罐头。”20不久，基辛格便成为总统不可或缺的左右手。当尼克松一如往常，在漫无头绪的对话中酝酿他的想法时，（若有必要）基辛格也能陪着坐上数个小时。诚如他对记者所说的，“若我不和总统谈话，也会有其他人取而代之”。尼克松在基辛格身上发现与他旗鼓相当的智识能力，基辛格能领会他的政策，基辛格可以将他的政策付诸实践。霍德曼向来对基辛格的行事风格颇有微词，而且对他再三的情绪爆发与挂冠求去威胁感到厌烦，纵然如此，他也很早就认定基辛格“非常有价值、有能力”。1970年8月，基辛格又再度感觉备受冷落，尼克松曾考虑是否让他离开领导团队。但霍德曼以为不可：“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缺憾，这是换取他的巨大长处所付出的代价，他确实有这个价值。”21大部分的观察家都同意，尼克松为美国擘画战略方向，基辛格则研拟策略将之付诸实践。苏共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的翻译维克特·苏柯德烈夫（Viktor Sukhodrev）说：“基辛格虽扮演吃重角色，但我必须说，在与尼克松的所有协商中，他（尼克松）才是真正的灵魂人物。”根据尼克松的亲信、讲词撰稿人普赖斯的观点，尼克松打造要基辛格在其中运作的架构。“分析到最后，每个重大的转折都由总统定夺，相较于其他的决策，尼克松在总统任期期间耗费更多心思在这类政策上。”22尽管基辛格强调，是他和尼克松一起敲开中国的大门，不过这想法显然是尼克松先提出的。的确，基辛格曾思考过有朝一日美国可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在1968年为洛克菲勒竞选总统所撰写的讲稿中，基辛格提到“与共产主义中国和苏联之间灵活的三角外交”，不过在初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头几个月，基辛格首要关心的是改善美国与欧洲盟邦的关系，以及应付苏联。就性情和背景而论，基辛格自然以欧洲为优先，并关注美、苏两大超级强权的激烈竞赛，而不把焦点摆在亚洲地区。越南问题必须妥善应对，不过这是因为它会在其他领域危及美国国家利益。基辛格对尼克松开启中国大门的计划，尽管也真的全心支持，不过他仍然是从对美苏关系能有什么帮助的角度来看待此事。231969年2月，当尼克松首度向基辛格披露开启美中关系的想法时，根据时任基辛格幕僚的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的说法，基辛格的反应是哑然失声。“我们的领导人昧于现实。”基辛格如是告诉黑格，“他指示我促成一趟幻想之旅。”几个月后，在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讨论中，基辛格质疑打破中国孤立状态的后果：“难道我们希望中国成为像苏联一样的世界强权，与我们一较高下，或者宁可维持中国目前援助特定叛乱行动的有限角色。”1969年夏末，当尼克松迂回传话给中国，表示美国有意与中国进行接触时，基辛格仍持保留态度。随着总统一行人周游各国返抵国门，霍德曼在空军一号内与基辛格比邻而坐，提起尼克松有意在总统任期结束前访问中国。基辛格莞尔一笑说：“机会渺茫。”24尼克松在回忆录里谈到“中国构想”，并明白表示一切由他主导，教导基辛格如何将政策付诸实践。反之，基辛格则说“我们的中国构想”，声称他与尼克松一致认同中国开启门户的重要性。不消说，这两个人自然想要把大胆扭转国际关系的功劳揽到自己身上 ——这也是尼克松跌跌撞撞的总统任期内，值得大书特书的新闻故事之一。霍德曼在日记里写道：“ P了解 K基本上对任何不出自他的想法，皆抱持猜疑之心。”根据厄立克曼的推敲，尼克松之所以录下自己的对话，用意之一就是要证明他的观点全都是出自他的构思。当基辛格与尼克松分享1972年《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的光环时，尼克松气得脸色铁青；当基辛格因终结越战有功而赢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尼克松又忌妒又受伤。他痛恨媒体一窝蜂地追逐关注基辛格。尼克松曾在一张给霍德曼的每日便笺里潦草写道：“H，又一个K权力的头条——这是没有用的！”有时，尼克松明知徒劳无功，还是会下达一些指示，告知基辛格不得接受媒体采访，或者在电视荧幕上亮相。 25与尼克松共事，基辛格总是摆出俯首帖耳的态度，有时甚至有点过头。尼克松的友人回忆说：“当我和亨利谈话时，如果总统来电，他的声音会颤抖，然后整个语调就为之一变。”基辛格比其他人更了解总统的缺乏安全感，以及他对安抚的无尽需求。他向尼克松保证，他是个强悍的总统。基辛格入阁头一年，在尼克松接见苏联大使之后，他对尼克松说“真是了不起，没有哪个总统曾这么坦率地同他们谈过”；基辛格强调尼克松很成功。举例而言，1971年，总统针对越南问题对美国人民发表演说。广播电台于晚间9点播放他的演讲，9点35分基辛格就打了第一通电话。“这是您就职以来发表过的最铿锵有力的演讲。”基辛格在10点21分打第二通电话，然后10点35分、11点13分又分别打了两通。翌日，继续打了更多通。这并不是特例；尼克松还发表了许多其他演讲，那些演讲也都会换得过分谄媚的溢美之词。基辛格晓得尼克松想听到的话：他是睿智的人，具有政治家的风范，更重要的是，民众都了解他的这些特质。1982年，基辛格在洛杉矶遇上厄立克曼，时值有关尼克松录音带的法律争讼正在进行中。“这些录音带迟早会大白于世，而你我会像个十足的傻瓜。”厄立克曼心想，会像个傻瓜的人是你基辛格，不是我。26不在尼克松身边，基辛格就没那么礼貌了。当尼克松表现得语无伦次，基辛格会称他为“这个疯子”或“我们醉醺醺的朋友”。在乔治城的晚宴上，基辛格会在席间穿插有关尼克松怪癖的笑话，同时给人一种印象，仿佛他正尽全力驾驭这个政府如脱缰野马似的政策。霍德曼日后写道，他在白宫是个鹰派，可是到了晚上又会变成另一个样。“与自由派友人觥筹交错时，好战的基辛格突然化身成了和平鸽。”尼克松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但他并不计较。“这些我都知道。基辛格喜欢被人喜欢。这点我很清楚。”多年之后，即便基辛格发表对尼克松的苛刻评论，尼克松也只是淡淡地对历史学家乔安·霍夫（Joan Hoff）说，“我会公平对待基辛格，尽管他对我并不总是同样公平”。27虽然这两人时有摩擦，不过他们却组成了美国史上最富影响力的外交团队之一。有学界人士称呼他们的任期是“尼辛格外交”（Nixinger diplomacy ）。他们不仅有相同的国际观，同时深信他们必须牢牢掌控所有的重要政策和主导权。他们都有阴谋与秘密行事的倾向，都有不信任他人的困扰，即使对下属也不例外。他们都耗费时间精力防止消息走漏。基辛格的幕僚、日后担任老布什总统国务卿的劳伦斯·伊戈尔博格（Lawrence Eagleburger）说，“他们建立了一套管理外交政策的阴谋处理方式”。28不过对某些议题而言，譬如和中国关系的突破，这是很有效率的处理方式，因为他们可以跳过牵绊无数领导人的官僚丛林，突破官僚体系墨守成规和过分谨慎的拘束。他们向其他美国政府部门，特别是国务院，隐瞒其所作所为的工作方式，并不是总能奏效。此外，当他们一意孤行或漠视不感兴趣的议题，如经济议题时，通常也不会顺利。